上届议会在1681年1月被解散后，查理二世又于1681年3月在牛津召开新的议会。

这届议会之所以要从伦敦改到牛津召开，是因为查理二世觉得伦敦的反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辉格派在伦敦城区的资产阶级中有众多的支持者，萨夫茨伯里及其追随者常以其人多势众来要挟国王。

为控制议会，查理二世将军队调到牛津，派军驻守在从伦敦通达牛津的要道之上。下院议员见此情形，也成群结队前往牛津，以壮声势。伦敦市民闻讯，也有很多人涌向牛津，形势颇为紧张。

与此同时，查理二世又和路易十四进行谈判，他向路易十四表示，他将不参加奥兰治亲王所组织的反法联盟。路易十四则表示，作为回报，他将赠给查理二世补助金。两人谈妥条件以后，查理二世感到不再需要议会通过议案给他以补助金，他不再害怕议会的要挟，就在当年3月将“牛津议会”解散。

这是查理二世在位时期的最后一届议会。查理二世解散了“牛津议会”之后，感到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缓和人们的强烈不满情绪，于是在4月间宣布重新实施“刑事法”。但不久之后（1684年10月），在詹姆斯的建议之下，政府部门又讨论关于暂停实施“刑事法”的问题。

1683年，政府利用所谓“莱伊宅阴谋”案件对辉格派的领导人加以镇压，使辉格派的力量大受影响。

事情的经过是：当约克公爵詹姆斯从国外回到英国后，人们担心，一旦他继承王位，他肯定将在英国推行天主教并对英国新教徒进行迫害，所以一些辉格派人士秘密计划，设法消除这种威胁。

1683年，辉格派人士听说国王和约克公爵要到纽马凯去观看赛马，归途中将经过赫特福德郡一条大路，路边有一所“莱伊住宅”。这里地势险要，正好过去参加过革命的伦勃德就住在这里。

有人认为，如果在这里埋伏数十名武装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将国王的卫队制服，然后就可以将国王和约克公爵除掉。但纽马凯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赛马未能按计划进行，国王和约克公爵提前回到伦敦，密谋败露。辉格派政治活动家罗素、西德尼被处决，蒙默思、拉雷、韦尔德曼等被流放，另一个辉格派政治家埃赛克斯伯爵在受审前自杀。这就是所谓的“莱伊宅阴谋”案。

关于“莱伊宅阴谋”事件，并无充分的证据。被处决的罗素勋爵并未图谋暗杀国王，而西德尼也只是在一份未发表的文件中论述了抵制专制王权的思想。两人在受审时，始终坚强不屈。当时也有许多人怀疑所谓的“阴谋”是否真有其事。

经过这一事件，整个辉格派都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在政界的势力骤然衰落。原来在“天主教阴谋”案件发生后，英国曾掀起一股反天主教的狂热，一时辉格派影响大增。在“莱伊宅阴谋”事件的消息传出后，辉格派却成了这次事件的政治受害者。

1681年，查理二世解散了“牛津议会”，1683年处决了一些所谓“莱伊宅阴谋”的参与者之后，又对地方上的许多郡政府加以清洗，将反对国王专制统治的辉格派人士加以撤换，使地方上的治安法官大多为拥护政府的人，其中许多人都是托利派。本来，以前就曾发生过多次国王政权企图控制地方政府的事。

20年代、40年代以及1661年“市镇社团法”，都是这种企图的表现，但这一时期查理二世政府企图加强对地方政权机构的控制的措施规模最大。地方政权机构被清洗之后，辉格派在地方上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另外，为了制造忠君气氛，并从社会舆论上压服那些反对专制王权的辉格派，查理二世的政府还在各地有计划地组织成百上千的人签名，向国王递交表示效忠的请愿书。

在经济政策上，从1683年–1684年起，查理二世直接控制了对炉灶税和货物税的征收，使其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到1684年–1685年时达到137万多镑。财政状况的改善，加强了他推行专制统治的势头。这时他的策略已不是去一味地推行天主教，而是利用非国教徒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

当一些托利派的领导人迫害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时，他非但不加制止，反而鼓励。而一些托利派人士对查理二世的倒行逆施、专制独裁的行为也听之任之，不予反对。

1684年，当查理二世不顾“三年法案”的规定逾期不召集议会，并且把为人所痛恨的詹姆斯吸收到枢密会议时，并未引起任何公开的抗议。

复辟后，社会风气顿时改变。以前在革命时期，清教盛行。清教规定，禁止聚众斗殴赌博、公共场合游戏、大规模杀猪宰羊、跳舞和歌剧演出。后来，这些活动又恢复了。同时，对过去的“弑君犯”进行惩处。这时，被判定与处死查理一世直接有关的57人中，大约有20人已经去世，另有10余人已逃往国外，剩下来还有20余人。查理二世将其中一些人赦免死罪，而把9人定为“弑君犯”，判处死刑。但极端王党分子对此表示不满，觉得过于宽大。因而又把已死去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布拉德肖等人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棺木中拖出来，装在囚笼里拉到泰伯恩的绞刑架，在绞刑架上吊了24小时，然后将头颅砍下来，挑在高竿之上。剩下的肢体和骸骨被扔到垃圾堆里。皮姆和其他20余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出来埋在一个土坑里。过去新模范军的将军兰伯特和亨利·文也被判犯罪。

复辟前夕，兰伯特企图抢夺国家领导权，并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一世的儿子约克公爵，后来作了阶下囚乞求赦免，经过约克公爵为他说情，得免死罪。亨利·文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从他父亲那里将枢密会议的记录偷出来交给议会领袖皮姆。在该记录上，记载着斯特拉福伯爵建议将爱尔兰军队调到英国来镇压革命。这是斯特拉福的重要罪证之一，以后致使斯特拉福被判死刑。亨利·文竭力为自己辩解，声称法庭无权对他进行审判。不过，当年6月，他还是被处死。

1685年，查理二世因中风去世。由于“排斥法案”未能在议会通过，所以约克公爵詹姆斯继位英国国王，是为詹姆斯二世。

詹姆斯二世在1685年刚继位时，查理二世遗留给他的是一个地位相当巩固的王权，一些政界人士也向他表示祝贺，并对他表示效忠。他在即位初期所执行的政策，也相当有节制，并未表示出不顾议会而实行专制独裁的意向，也未表示要把天主教作为唯一的宗教，而将其他新教一概加以禁绝。相反，当他的顾问们向他提出一些极端主义的建议，如强迫女儿安妮信奉天主教；立他的养子贝尔维奇公爵为正式继承人；在法国帮助下，在英国强行推行天主教等，他都拒绝。

然而，詹姆斯“从表面上看去虽然是平静的、忠诚的，对他的兄长的专制独断的行为表示驯服，但在这种假象之下他却隐藏着愤恨、野心、宗教偏执。”他在即位后发表的宣言和谈话中，虽然一再声明他将保持英国国教会的原则，宣称为了民族利益，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将维护英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等，然而，就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他就到他的小礼拜堂去做天主教的弥撒。这说明他的上述宣言不过是为了稳定局势的一种权宜之计。

詹姆士二世即位后不久，爆发了两次起义。一次是1685年5月在苏格兰爆发的阿吉尔领导的起义。苏格兰人不满英国政府迫害新教徒和加强专制制度的措施，故起而反抗，但起义很快被镇压。

另一次起义是蒙茅斯领导的。1685年6月，在萨默塞特和西多塞特、东狄容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信奉新教的纺织工人和其他城市中下层人民，拥戴信奉新教的蒙默思起而反对詹姆士二世。起义者人数达数千人，声势浩大。

蒙茅斯本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1685年查理二世突然去世时，他正作为奥兰治亲王威廉的贵宾，在荷兰的海牙同他的情妇温特沃思跳舞、滑冰，寻欢作乐。他原来以为他作为查理二世的男性后裔可以继承王位，未料到他的叔叔詹姆斯坐上了国王宝座。

消息传来，他身边那些因参加1683年“莱伊宅阴谋”而被迫流亡的人，竭力怂恿他回国去夺取王位。于是他就同他的追随者于1685年6月乘小船在波特兰岬角不远处的一个港口登陆。登陆后，他立刻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一天之内就有千余人聚集在他的周围。蒙茅斯指控詹姆斯二世毒死了查理二世，并宣称当时的议会为非法，必须解散。他的言论起了反效果，在政界引起了恐慌。他在英国西部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是他在短期内就集结了二三千人的武装，使一些政界上层人士感到，这可能会导致像40年代那样可怕的内战。“这是他们所预想到的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最坏的事，因而他们希望将蒙茅斯的反叛尽快加以彻底击败。”包括辉格派在内的政界上层人士及一般的贵族、乡绅，都对蒙茅斯起义抱敌视态度。

事实上，复辟时期的政治基础，本来就是城乡有产阶级对40–50年代革命运动的反动，是为了防范中下层人民的“反叛”行为而建立起来的。

因此，当蒙默思的起义中涌进了大量城乡中下层人民之后，当蒙默思发表了上述激烈的言论之后，统治阶级立刻联合起来反对起义。

蒙茅斯的队伍在英国登陆后不过一个月，就遭到国王派来的大军的四面围困。这时苏格兰由阿吉尔和伦勃德领导的起义已被镇压。虽然蒙茅斯起义队伍中的手工工人、矿工及其他中下层人民英勇奋战，但终究敌不过国王派来的大军。

1685年7月15日，起义队伍在赛吉穆尔被政府军击溃。蒙茅斯只身逃走，几天之后被俘获，然后被处决。随后，大法官杰弗里斯被派到西部地区，对被俘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审判”，绞死了二三百人，并不顾刚通过的“人身保护法”的规定，将800多个起义者流放到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有产阶级的贵族和乡绅对此却无动于衷。

蒙茅斯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只是一个插曲，主潮仍然是以詹姆斯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并推行天主教，而以英国国教徒为主的托利派和以新教左翼为主的辉格派等，则对詹姆斯二世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行为竭力抵制。这两股势力的斗争仍然是决定英国当时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蒙茅斯的起义被镇压以后，社会中下层人民反叛的威胁已经消除，詹姆斯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即着手去加强君主专制并强行推行天主教。他在议会发言中表示，为了防范社会动乱，被派去镇压蒙茅斯起义的军队不能解散。非但如此，他还把原来只有5000–6000人的军队扩充到3万人左右，并将其中约1/2的军队驻扎在伦敦，以随时镇压伦敦城区人民可能发生的骚乱。他还不顾“宣誓法案”的规定，在军队中提升天主教徒为军官。以前查理二世企图用控制民兵来加强其专制统治，后来詹姆斯二世则想用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达到这个目的。

然而，在这段历史时期，英国人民对军队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一点与欧洲大陆各国有明显的不同。英国一般人民以及乡绅、贵族一向把军队看成是加强专制暴政的邪恶工具。议会里一些议员也认为，从历史的教训来看，在40年代革命时期，自从1645年“新模范军”建立之后，军队就成了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主要力量，议会处处受军官们的摆布，所以詹姆斯二世此举在政治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詹姆斯二世的上述行为，还受到了一些枢密会议成员的反对。虽然詹姆斯二世认为枢密会议的主席哈里法克斯肯定不会支持他的这些政策而立刻将之解职，另任桑德兰伯爵接替（桑德兰是一个无原则的投机家，他为了取悦詹姆斯二世皈依了天主教）。但其他大臣，如掌玺大臣诺斯以及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等也对詹姆斯二世公开表示不满。

尽管如此，詹姆斯二世一意孤行，当诺斯去世后，他任命了以残暴闻名的杰弗里斯担任掌玺大臣，并在当年11月20日下令议会休会，再未重新召集议会。

詹姆斯二世的行为在英国社会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不安。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法国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的事件。消息传到英国，更使人们大为震动。

而这时，法国的许多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逃到英国，他们讲述了许多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受天主教迫害的情况，激起了英国人对天主教的更大愤恨，从而更坚定了他们反对推行天主教政策的詹姆斯二世的决心。但詹姆斯二世早已皈依了天主教，面对国内公众的反对，不为所动。而这时发生的“高登控告赫尔斯案件”也助长了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的决心。

1686年6月，罗马天主教徒赫尔斯的仆人高登向高等法庭控告赫尔斯未按照“宣誓条例”进行宣誓就担任了军队的军官。高等法庭审理此案时，在12个法官中，有11人认为国王有权对个别信奉天主教的人实行“赦免”，使其可以不遵守“宣誓条例”的规定在民政或军事部门担任职务。

理由是：“第一，英国国王是英国的最高统治者；第二，英国的法律就是英国国王的法律；第三，英国国王有权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于特定的理由而暂缓实行刑事法。”只有1名法官表示反对。这个案例，使詹姆斯二世觉得他可以利用他的赦免权在实际工作中推行天主教。

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其性质类似在1641年经过“长期议会”的斗争被废除了的特权高等法庭，其职能是防止英国国教徒反对天主教的布道行为。

在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的过程中，他同伦敦主教的冲突使他受到很大的挫折。天主教教徒在詹姆斯二世的保护下，势力日甚一日。他们公开建立组织，传播天主教教义。

1686年3月，詹姆斯二世又发布指示，要求布道者根据教义问答手册中所规定的内容传教，而不应传播反对天主教的论述。但伦敦副主教约翰·夏普却不遵守这个指示，詹姆斯二世即命令伦敦主教康普敦暂停夏普的布道权，但康普敦拒绝照办。

1686年9月，詹姆斯二世停止了康普敦的职务。康普敦以前曾在枢密会议任职，后被詹姆斯二世逐出枢密会议，后来又被停止了主教职务。然而康普敦坚决不向詹姆斯二世屈服，使詹姆斯二世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在接连碰壁之后，詹姆斯二世企图取得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支持，以共同反对英国国教中那些坚持不宽容政策的人。

1686年，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决定，但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接着他又派遣威廉·宾恩（即美洲宾夕法尼亚的开拓者）到荷兰去会见威廉和玛丽，要求两人支持他在英国执行取消“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的政策，但上述两人见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声名狼藉，不愿与他合作。

詹姆斯二世虽然遭到一连串挫折，仍刚愎自用，不肯改弦更张，反而转过头来将两个英国国教大臣克拉兰敦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免职，并企图任命一个天主教徒担任牛津马格达仑学院的院长。

当罗马天主教教皇计划派遣使节访问英国时，詹姆斯二世命萨默塞特公爵主持欢迎仪式，但后者拒绝。詹姆斯二世一意孤行地推行天主教的行为，已引起了英国许多人士的公开反对。

关于詹姆斯二世的任性和固执，据说查理二世生前曾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将会看到，当我的兄弟作了国王之后，他将由于他的宗教狂热而丢掉他的王国，并将由于他的不加检点的放肆行为而丧魂落魄。”果然，詹姆斯二世不通情理的蛮横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

詹姆斯二世加强天主教的企图，引起英国大多数人的反对。辉格派和托利派在这个问题上逐渐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詹姆斯二世。在这样的局势下，詹姆斯二世企图建立以他为首的包括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联合，以作为他巩固统治的基础。

1687年4月4日，他发布了“赦免宣言”，并取消了反对天主教的刑事法和“宣誓条例”。他原希望此举能得到非国教徒的响应和议会的支持。但是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詹姆斯二世的这些措施，不过是加强天主教的一个步骤。哈里法克斯在致非国教徒的信中说：“非国教徒们，人们现在紧紧地拥抱我们，只不过是为了在另外的时候更加压榨我们。罗马天主教徒不但不喜欢他所允诺的自由，而且在原则上，他也是不可能给人以自由的。”

1687年7月，詹姆斯二世未能如愿，将议会解散，并决定新议会的选举延期举行，因为詹姆斯二世感到拥护他的人不可能在新选举中占据多数。

1688年4月27日，詹姆斯二世重新发布“赦免宣言”，并命令在以后的两个星期日在教堂里宣读。他指望这个“宣言”能受到非国教徒的支持，从而使英国国教徒陷于孤立。然而“宣言”发表以后，许多英国国教徒指责国王的这个举动为非法，大约有90%的教士拒绝服从。

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特和另外6个主教拟订了一份“请愿书”，指出国王此举是非法的。“请愿书”中说：“国王的‘赦免宣言’是建立在国王豁免权基础上的，但这种豁免权，议会早已多次宣布其为非法。”

政府下令将7名主教以煽动罪交付法庭审讯。但詹姆斯二世的行为如此不得人心，甚至连他自己的亲信大臣桑德兰和杰弗里斯对此都不以为然。

1688年6月30日，法庭正式宣布7个主教无罪，政府威信扫地。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基础受到严重破坏。

就在全国各政治、宗教派别的人士联合一致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王后玛丽在6月10日生了一男孩的消息。

原来人们还抱有一种希望，即在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死后，将由信奉新教的玛丽公主或安妮公主（即后来的玛丽二世女王和安妮女王）继位，君民之间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可望逐步消失。后来国王有了男性后裔，将来必将由他继承王位，而这个王子很可能将是一个天主教徒。人民的希望破灭了，群众的情绪更加激动。

群众的政治态度这时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来自40年代革命以来，英国人民普遍对英国的主教制和主教们抱有反感，认为它是专制君主制的支柱。后来由于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强烈反对詹姆斯二世，似乎变成了反对君主专制的英雄，群众对主教们的态度很快改变。当上述7个主教被国王下令送往伦敦塔囚禁时，沿途群众对他们欢呼致意。

1688年6月29日，7个主教被带到法庭受审时，许多人密切注视着审讯的结果。当次日法庭不顾国王的旨意而宣布7名主教“无罪”时，群众以欢呼迎接他们。甚至军队里的士兵，对此也欢声雷动。

直到这时为止，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虽然不满情绪甚为强烈，但是还想尽量避免过激的行为，以免再次发生像4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但詹姆斯二世仍然一意孤行，毫无让步之意。到了6月30日，即七主教被法庭宣布为无罪的当天晚上，以“七圣人”——包括之前停职的伦敦主教康普顿与迫于形势联合的两位托利党领袖和四位辉格党领袖——商量致书给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威廉，邀请他率军到英国来反对詹姆斯二世，他们则保证给予协助。

他们信中说：“我们深信我们的状况将一天比一天坏，而我们又无力保卫我们自己，因而我们恳切希望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能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我们也将对此作出我们的贡献。”7人还商量好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每个人所将担任的具体任务。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英国国内的整个形势，仍然尚未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七圣人致书威廉的消息传出后，仍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太过分了。诺丁汉伯爵表示：“这是大逆不道的犯法”行为。

诚然，如果没有威廉的入侵，“光荣革命”或许会是另外一种形式。然而，看到从复辟以来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它的主流的方向却是不可改变的。这个历史发展的主流就是：复辟君主专制的倾向和议会民主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

从长远来看，这一斗争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复辟君主专制的企图必然失败，议会民主在有限的程度内，也就是说，类似40年代内战开始之前的君主权力受到限制的制度必然胜利。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威廉很早就密切注视着英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并派人到英国去探听虚实。

1687年春，他派遣了凡·德雅克维尔特到伦敦。表面上，他是作为威廉的特使到英国来祝贺詹姆斯二世的弄璋之喜，并试图劝说詹姆斯二世采取温和的政策，但实际上，他却多方与一些大臣接触，试探他们的态度。结果他发现，不论是辉格派或托利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对詹姆斯二世的政策表示不满。于是他就向这些人暗示，一旦需要，威廉和玛丽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

本来，威廉对英国事务的关心，主要是担心英国政府执行的加强天主教并与法国联合的政策，可能危害到他的利益。后来，由于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威廉的地位渐趋稳固。

1687年左右，只剩下英国的王室仍与法国联合，成了威廉时刻担心的问题。所以威廉加紧向英国秘密派人刺探情报，制造反天主教和反对法国的舆论和活动。

1688年6月，威廉又派了苏列斯坦到伦敦，进一步和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此时，威廉通过各种渠道，已感到对英国的入侵有了较大把握。6月30日英国7个著名人物向他发出邀请书请他前来英国时，他即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率军入侵英国。

1688年11月1日，他指挥下的1.4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径直向伦敦推进。

威廉率军入侵英国之时，正巧碰上一些有利的因素。

1688年9月，法国决定派军去攻打德意志的选帝侯国，使威廉解除了后顾之忧。当威廉率领1.4万军队，分乘500艘船舰扬帆西驶时，原拟于英国北部登陆，英国的丹比等贵族已按预定计划等候在那里准备与他会合。但由于风向不定，他率领的船舰先被吹回，后又被一股“清教之风”——人们对当时刮起的东风的称呼，吹过多佛海峡，于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而英国在海岸警戒的船舰则因为逆风，只得停泊在港口内无法驶出。

威廉在托尔湾登陆后，率军向内陆推进。当时威廉的军队共1.4万人，而英国的军队则有4万人，是英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众寡悉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变通之意，也不命令军队到西南部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而威廉则在进入艾克赛特之后，缓缓向伦敦推进。他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以减少战斗中的伤亡。他这次胜利的进军，被看作是17–18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威廉刚在英国登陆，立刻就受到当地地方官的欢迎。以后他所到之处，都遇到同样的场面，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其中既包括辉格派，也包括托利派。不过他们中也有分歧，以哈里法克斯和诺丁汉为首的温和派，主张要慎重行事。他们顾虑一旦英国军队转而支持国王，他们的地位将会处于危险之中。而以丹比、施鲁斯伯里、德文希尔为首的一批人则比较坚决，因为他们早在1688年春就和威廉在秘密联系了。

在英国著名政治人物中，很少有人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威廉的妻子），对她父亲的处境和遭遇也毫无同情、惋惜的表示。詹姆斯二世陷入众叛亲离、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计划逃往法国。在逃走之前，他以绝望的心情说：“我在受到这样的遭遇之后，如果我要出走的话，谁还会感到奇怪呢？我的女儿抛弃了我，我的军队也背叛了我。这支军队是我从几乎一无所有的状况下建立起来的，我对它给予了大量恩宠。如果像这样的一些人都背叛了我，那么我还能对那些我未曾给予过什么恩惠的人什么希望呢？”

随后，他先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送往法国，自己则在12月11日深夜逃出王宫，渡过泰晤士河，奔向达特默思，想乘船逃往法国。但到海边时，被一个渔夫发现，然后被渔夫与市民一起押送伦敦。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国不免会生出别的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

这种危急的情形迫使辉格党与托利党人合作以使国家摆脱危机。起初托利党人坚持王位世袭制，主张詹姆斯仍为国王而威廉只是摄政，或由其王室血统的妻子玛丽为君，但此时不得不妥协，同意由威廉与玛丽共为国家元首，且以威廉为执行权的行使者。

1689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

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议会制定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同年，为解决这场革命的重要起因——宗教问题，《容忍法》通过，用于解决公教与圣公宗教派间的矛盾。虽然限制与束缚仍在，矛盾未的到根本解决，但《容忍法》确是当时缓解矛盾的无奈之举。其对于宗教容忍的精神对于后世有更广阔的影响。

上述1688年–1689年的事件，英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变革之后，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确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

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

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以后，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了，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并处于议会监督之下。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也起源于此时。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两种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因素包含在一个统一体内，既避免了大一统的呆板、停滞、毫无生气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和内战的危险。

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就是从1688年开始的。在这本书的一开头，著者就指出，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麦考莱在政治上是个辉格派，他对辉格派在英国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备加颂扬，并以自己是辉格派的成员而自豪。他用辉格派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是很自然的。

对英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成为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辉格派的观点对后世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

20世纪初，麦考莱的外甥，著名历史家屈维廉在他的专著《1688年–1689年的英国革命》一书中，特别强调威廉入侵英国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欧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汇合在一起来帮助拯救英国。”在屈维廉以后，一些有关著作的基本观点也与上述著作雷同。

辉格派的思想，在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的发挥，不过洛克的书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后来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著名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休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休谟自称他只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由于他对国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显的同情和对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恶痛绝的态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历史家。

休谟的《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一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保守党的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伯勒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倍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

“光荣革命”事件，在英国以外的史学界也引起广泛注意。

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家基佐在1848年革命后，其历史观发生了急遽转变。原来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革命的发展过程，并对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以赞颂。

但1848年以后，他却对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谴责，并拿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640年的革命作对比，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

1850年，基佐专门为《1640年英国革命史》写的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书名就是《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英国革命史讨论》。在这本小册子中，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认为英国革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国革命是本着宗教精神进行的，而且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另一个原因是英国革命是作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出现的。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在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内政、维护和平、财政、殖民、商业、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事情。”因而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基佐的论点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历史著作一反辉格派的观点，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将重点完全放到1640年–1653年间，把1653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度的建立作为革命的结束年代，而把1653年–1688年的历史作为40–50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属部分或尾声。同时在评价上，着重强调40年代至50年代初革命时期的进步作用，而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作微不足道的“政变”。

1990年以来的时间里，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又发生改变。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复辟时期的重视，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看，复辟时期都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在这段时期，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门论著。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与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从对整个“光荣革命”性质的否定，到对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的相反的评价，各式各样。如有人认为，所谓“光荣革命”不但不“光荣”，而且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不仅国王詹姆斯二世表现得懦弱可耻，而且大多数英国贵族、中等阶级都在外国人入侵时背叛了自己的国王和国家。有人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里发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

在中国，自解放以来，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中，都是按照当时苏联学者的观点，重点放在研究1640年–1653年的“革命年代”，对此后到1688年，只是当作革命时期的尾声而附带提及。特别是，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都将之与17世纪40年代的积极因素对立起来。这是中国解放以来长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贬斥改良、渐进等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现今在有关历史论著中，这种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

光荣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至光荣革命止，英国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权利，光荣革命意味着英国将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并积极开拓海外的殖民地。

这一切，再加上当时欧洲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1640年以来，历史的发展经过几番摇摆和螺旋形的发展，到1688年–1689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

1640年革命开始后，经过两次内战，到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革命的发展呈上升的趋势。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和贵族掌握政权后，即转过头来镇压以平等派和掘地派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民主力量，从而破坏了共和国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这时上层统治集团把巩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个人身上。

1653年，护国公军事专政制度建立后，行政、立法、军事等大权都集中于护国公一人手中。但是他手下的高级军官和议会里的少数野心分子，争权夺利，离心离德。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这个唯一的权力集合点崩溃了，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散了架。“垮了的狄克”——理查·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公，他只在历史舞台上露了一面，就在次年春从政坛上消失。当蒙克率军进入伦敦后，仍然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许多人在无可奈何之余，认为只有君主制复辟才是唯一的出路。

英国各界人士本来指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能够恢复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缓解各敌对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从而克服政治、经济、社会的混乱状态。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1660年的复辟并不能将1640年革命开始之前的一切旧事物、旧形式照样恢复起来，历史车轮并不是转了一圈又恢复原位。有人认为“现在应该从过去的迷误中清醒过来，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过去20年中，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能重新恢复原状。不要说中下层人民，即使那些在革命时期曾经受益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既得权益。连查理二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布列达宣言”及复辟后初期所颁布的一些法令，不得不承认过去20年中发生的一些事实。他手下的主要大臣克拉兰敦等人，也认为必须执行温和政策，对现状不能作激烈的变动。

从另一方面来看，从1649年以来，历史逆流就已开始出现，到1653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建立，这股逆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质上，它已为以后的王朝复辟开阔了道路。

到1660年王朝复辟时，反动的历史逆流像冲决了堤坝的洪水汹涌而来，它呈现出一种历史发展的惯性力量。王党分子一旦得势，岂肯善罢甘休。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以查理二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刚站稳脚根，立刻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恢复不受议会约束的专制王权。与此相配合，他们又竭力想加强天主教的势力，并采取措施使军事力量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

贯穿于复辟时期28年的历史，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斗争焦点而展开的：第一，力图实行君主专制的势力与维护议会权利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国王企图将军事力量（先是民兵，后来是新建立的正规军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措施，也属于这个斗争范围。第二，国王用种种手段企图恢复并加强天主教，而英国国教徒及其他新教徒则反对这种企图。

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展开的斗争，迟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解决。在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力量的结构之下，不论是主张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于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为经过20年的革命起义、军事专政等风风雨雨之后，到了60–80年代，中下层人民既没有自己的组织，贵族、资产阶级也对暴力流血深感畏惧。当蒙默斯起义和1685年、1688年事件发生时，就显露出起义的力量既分散又软弱，而且缺乏社会的广泛支持。

因而，在当时的英国，不经暴力而经过妥协来解决上述的基本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质上就是走的这样的道路。

从1640年革命爆发以来，经过了几次反复曲折，终于在“光荣革命”时找到了一个新的重心。以后的英国历史就以这个重心为新的起点，以徐缓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起来。

光荣革命把近100年来困扰英国不休的主权问题解决了：既然议会创造了国王，主权当然在议会。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利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在17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以及丹麦、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国，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权神授。至于东欧的俄国以及东方的中国等，则等级森严，绝对专制君主制更为强固。

1688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等思想，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等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当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现实源泉和效法的榜样。

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