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写作的代表作品，当推第三代诗人理论家刘诚于2002年的诗集《愤怒》（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该诗集收入诗人自1980至2000年每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总体上看，《愤怒》中的短诗，融古典与时代精神与一炉，精炼、含蓄，重意境营造，佳作密集，浪漫而不矫情，富有创新精神；长诗则庄严、厚重、大气，拥有丰厚的生活底蕴，在继承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溶入了深广厚重的当代经验。尤其是集20年心血倾情打造的5000余行长诗巨作《命运·九歌》，以其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和对时代苦难的独力担当，被一些论者称为作者的“生命之诗”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诗界最后一部“挑战诗歌秩序”的长诗力作。这部大诗由20多首长诗构成，既可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可以作为一部大诗来读，体现了一种宏大、严谨的结构美和建筑美。写作于1984到1985年间的长诗《走向人群》（《命运·九歌》之第二歌），从形式到内在精神都有许多独创的东西，为诗坛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本。在《走向人群》中，诗歌一反过去纯粹的抒情性，出现了丰富的反讽、叙述、描述等多种表意手法；一反过去抒情诗常用的一位抒情主人公面向一人或万人的言说，出现了许多虚构的人物、事件、场景，虚构的人物与虚构的“我”，就现实与历史展开对话。该诗实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人们所追求的诗歌的“戏剧性”，融现实、象征、玄思于一炉，努力在多种多样的情感、思想、人物命运、历史判断、现实景象和未来期许之间展开丰富的“对话”，使诗歌成为一种具有对话性的复调文本，通过多种人物的声音、命运相互映衬、相互对话，展现出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独特认识。在形式上，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语气，述说的不同角度，诗歌那种长句，大容量、对现实作恣意铺排的写作手法，以及反讽的、叙述的手法，将诗歌的叙事性、戏剧性、对话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时代的复杂性表现得相当深刻，像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一样，造成了一种多声部相互补充、烘托、谐调推进的独特效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在抒情诗之外的新的诗歌写作范式。文学博士荣光启撰文评论道：“甚至在诗歌的印刷排版上，不同叙述者的声音用不同的字体印刷，在1985年前后，诗歌文本这样的实验性实在难得。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一些当代诗人‘反崇高’、‘拒绝隐喻’的日常化诗歌面世之前，诗人刘诚已经在为诗歌写作观念和方式的革新做着开拓性的工作。”（荣光启：《向着本源的穿行与回返——论刘诚诗歌》）无疑，《愤怒》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收获，但同为第三代，《愤怒》的写作又明显不同，即在第三代诗群对朦胧诗进行全面反叛、走向文化虚无的时候，刘诚却在他对朦胧诗的颠覆性写作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朦胧诗最可宝贵的理想和社会批判精神，这在精神全面滑坡的时代格局里实在难能可贵，从而使《愤怒》成为第三代诗歌极具独特性和重要美学意义的代表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