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六日收到家里来信，知道新买的田地，秋季收获了五百斛的稻谷，我非常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做个农夫过一辈子了。现在需要制备碓、磨、筛罗、簸箕，制备大小扫帚，制备升、斗、斛等农具。家中妇女，连同家中女佣，都让它们学习舂揄蹂簸的活计，这才有一种靠田园抚养子孙的生活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再加一小碟酱姜等佐料，这最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农闲的日子，吃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着碗，缩着脖子喝，即使是霜雪浓重的寒冷的早晨，喝这样的粥，全身都暖和。唉！唉！我们可以长久地做农夫过一辈子了！

我想世界上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读书人是士、农、工、商四民的最后一等。上等的农夫，耕种一百亩的地，次等的七、八十亩，再次等的五、六十亩，都是劳苦他们的身体，勤奋地付出他们的力量，耕种收获，来养活天下的人。假使天下没有农夫，全世界的人都要饿死了。我们这些读书人，就应该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兄长，守住先人的美德，等待传给后人来继承发扬，做官得志时，把恩泽施与百姓；不能达到心愿时，就修养身心，将美德表现于世；所以又比农夫高了一等。可是现在的读书人就不是这样了，一捧起书本，便想要考中举人、考中进士、作官，作官后要如何抓取金钱，建造大房屋，购买很多田产。一开始便错走了路，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而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发展和成就的人，便在乡里为非作歹，行为丑陋，更令人受不了。至于约束言行，注重修养自己品德的人，难道没有吗？甚至期望自己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使自己的心智高尚，媲美古人的人，也到处都有。但是好人总是被坏人所牵累，于是让我们也开不得口。一开口说话，别人便笑说：你们这些读书人总是会说，将来做了官，就不这样说了。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忍受别人的笑骂。工人制造器具，让人使用方便；商人搬运货物，输通有无，都有方便民众的地方。只有读书人对于人民最不方便，难怪要列在四民中的最后一等，而且连求列在最后一等也都得不到呢。

兄长我一生中最敬重的是农夫。对于新招用的佃户，一定以礼相待。他们称呼我们为主人，我们称呼他们为客户；主客本来就应该是相互平等对待的意思，我们有什么好尊贵的，而他们又有什么好低贱的呢？要体恤他们，要怜悯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借贷，就要周全他，无能力偿还的，就要宽让他们。我曾经嘲笑唐人《七夕》诗，吟咏牛郎织女，都作相会、离别等可怜之说，实在失去了原本的主旨。织女，穿衣的本源；牵牛，吃饭的根本，作为天星为最尊贵，上天非常重视它们，而人却反不重视啊！它们昭示人民勤劳务农，它们的形象明显可作为人们的镜子。我们乡邑的妇女们，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持家务，多做针线，也仍然不失为勤劳。近来有很多沉湎于听鼓词、玩斗叶的人，这习惯太放纵，亟应该制止他们。

我们家的田地，虽然有三百亩，但总是人家典押的产业，不可长久依靠它。将来需买二百亩田，我兄弟二人各得一百亩就够了，这也是古代一个农夫受田一百亩的意思。如果再求多，就是侵占他人产业，那是很大的罪过。天下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很多，我是什么人啊，如果贪求而不满足，那么穷人将如何求得生存呢？有人说：“在这世上，很多人的田产是阡陌相连，拥地数百顷还多，你奈他何？”我说：“别人这么做是他家的事情，我只尽力做自家的事情，当世道昌盛时，大家一起遵守王制；若世风日下，民俗浇薄时，也决不随着世俗同流合污。这也是板桥家法吧。”哥哥字。

郑燮无亲兄弟，郑墨是他堂弟。郑墨字五桥，小郑燮二十四岁。对这位小弟，郑燮十分友爱，并从读书到做人，随时予以谆谆教导。《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是郑燮在范县任上写给堂弟郑墨的家信。此间他给郑墨共写过五封信，“第四书”写于乾隆九年（1744年）。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熊礼汇《明清散文集萃》：行文带有浓厚的口语成分，它比一般的文言文自由得多也活泼得多。其语言风格与当时生动的白话小说相类。作者对农活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有所接触，无论叙述、抒情、议论、写景，都如谈家常，官腔、书生腔等等一洗而空，不加雕饰，流露出的是种真气真趣。

郑燮（1693年—1765年），清代画家、文学家，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后因请赈济民得罪豪绅而罢官。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善诗词，工书画。画、诗、书，人称“三绝”，为“扬州八怪”之一。为文主张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反对模拟古文和形式主义的文风。诗词文章多反映民间疾苦。著有《板桥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