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私下串通，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平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您开恩准我告老还乡。”可是还没到彭城，他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苏子说，范增离开得对，若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些离开。

那么，范增应当因什么事情离开呢？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因此失掉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建议杀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说明他还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因此事离去呢？《易经》说：“懂得事情的预兆，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下雪之前，水汽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开，应当在项羽杀宋义的时候。陈涉受到拥护，是因为打出了项燕和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起，是因为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而诸侯反叛，是因为他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是否被杀，岂止是关系着楚国的盛衰，也关系到范增的祸福。义帝被杀，范增就没有长久独存之理。项羽杀宋义，是杀害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去离间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出虫子；人必定先有了疑心，然后谗言才能听得进去。陈平虽说聪明，又怎能离间没有疑心的君主呢？

我曾经评论义帝是天下的贤君。他只派沛公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众人之中发掘识别宋义，提拔他做上将军，这样做还不够贤明吗？项羽既然假托义帝之命杀死宋义，义帝必然不能容忍。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聪明人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梁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中途谋杀义帝，必不是范增的想法。岂止不是他的主意，他必然极力反对却不被接受。不听他的话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项羽怀疑范增，必定是从此时开始的。

在项羽杀宋义时，项羽和范增同为义帝之臣，还没有确定君臣名分。替范增考虑，有能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很果断的大丈夫吗？范增年纪已经七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不合就离开，不在此时弄清去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不明智啊！虽然如此，范增还是汉高祖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去，项羽也不会被灭。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呀！

楚汉战争时，项羽摆下鸿门宴，请刘邦赴宴，范增力劝他席间杀死刘邦，项羽不听。后来刘邦的谋士陈平施反间计，离间项羽与谋臣范增的关系，使得范增离开项羽。苏轼年轻时为准备科举应试，他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就此事写了这篇习作。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南宋·吕祖谦：“这一篇要看抑扬处。‘吾尝论’一段前平平说来，忽换起放开说，见得语新意相属。见一起一伏处。渐次引入，难一段之曲折，若无‘陈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杀卿子冠军’一段去，则文字直了，无曲折，‘且义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后见曲折处。大凡作汉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说他好，后面须说他些子不好处。此论前说增不足道，后却说他好，乃是放他一线地。”（《古文关键》卷二）

南宋·谢枋得：“此是东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减不得，句句有法，字字尽心。后生只熟读暗记此一篇，义理融明，音律谐和，下笔作论，必惊世绝俗。此论最好处在方羽杀卿子冠军时，增与羽比肩事义帝一段，当与《晁错论》并观。”（《文章轨范》卷三）

明·茅坤：“增之罪案，一一刺骨。”（《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三十）

清·沈德潜：“去于弑义帝时是正论，此又翻进一层。用笔步步刺入，如短兵相接，所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下若云此陈平之间所以入也，便是庸笔，读此可悟微微之别。”（姚鼐《古文辞类纂》卷四）

清·林云铭：“范增之去，当在鸿门不杀沛公之时，此论亦正乃髯苏独翻成案，言当在杀宋义时。余按《史记》，楚军救赵时，增为末将，乃怀王所命，所谓与羽比肩而事义帝是也。若因羽杀宋义而去之，将置君命于何处乎？不如待其弑帝而去，名犹近正，但其行文曲折反复无不入妙，煞是难得。末用数语叫转，更得抑扬三昧。”（《古文析义》卷十三）

清·吴楚材、吴调侯：“前半多从实处发议，后半多从虚处设想。只就增去不能早处，层层驳入，段段回环。变幻无端，不可测识。”（《古文观止》卷十）

清·爱新觉罗·弘历：“君臣主义非可伪为。楚怀王之立，羽与增臣分定矣。项羽矫杀卿子冠军，所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杀。增不以此时去，及弑义帝江南，而增犹为羽谋如故，则增之死久矣！奚待疽发背哉！轼曰：‘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亦人杰也哉。’夫虎狼之威，汉高未必之畏，汉高畏虎狼，虎狼亦俊杰耶？”（《唐宋文醇》卷四十三）

苏轼（1036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中，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宋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