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6 18:00
范鸿劼，1897年11月生。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范鸿劼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积极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3月，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与邓中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革命团体。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他与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一起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的党组织是党在北京的第一个支部，范鸿劼是这个支部中的活跃分子，常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共产党人深入工人中开展工人运动，是北京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897年，范鸿劼出生在湖北省鄂城县一个职员家庭。胞兄范鸿勋曾于清朝末年参加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族兄范鸿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受他们影响，范鸿劼心中很早就萌发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理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范鸿劼对知识的渴求愈发强烈。21岁时，他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先在化学系学习，后转入英文系。这时，蔡元培校长入主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范鸿劼一入校就发誓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由于他注重个人修养、读书认真，深得同学信任，很快成为英文班负责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放假3天以示庆祝，北京洋溢在一片喜悦气氛之中。这期间，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讲演大会，知名学者纷纷前去宣讲，大都为协约国胜利歌功颂德，认为是公理战胜了强权。李大钊却非常清醒，在演讲中指出，欧战胜利的，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这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李大钊的演讲使范鸿劼耳目一新，他由此对“劳工”“庶民”等概念充满了兴趣。回到学校后，范鸿劼迫不及待地到图书馆借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献，学习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迫切地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救国真理。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1919年5月2日晚，范鸿劼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北大一些学生代表在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晚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大会。3日晚，范鸿劼带领英文系同学参加会议。大会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大规模游行。会后，范鸿劼和同学们一起通宵达旦赶做旗帜，书写标语，草拟宣传单。5月4日，他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达成《凡尔赛和约》，抗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
1920年年初，天津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反动军警残酷镇压，多人被捕。消息传到北大，时任北大学生会评议部总务委员的范鸿劼立即行动，他以学生会名义发出“万急通告”，指出“我们再不起来奋斗牺牲，天津的惨剧转眼就到了北京来了”。1月30日下午，范鸿劼在北大三院主持召开文、理、法科全体学生大会，决定以罢课、外出讲演等声援天津被捕学生。2月4日，当范鸿劼带领几十名学生在前门讲演时，遭到反动军警驱赶殴打，范鸿劼等人当场被捕。卫戍司令部对被囚禁的学生异常苛刻，每天只给一餐饭食，且“异常粗劣，有如饲畜”。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与谴责。
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及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11人，联名呈文质问教育部，痛斥军警行动逾越常规。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当局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出狱后，范鸿劼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上。1920年3月，邓中夏、罗章龙和范鸿劼等人在李大钊的支持下秘密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范鸿劼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年年底，范鸿劼成为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迅速发展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决定公开并大力开展活动。11月17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学会公开后，前来活动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家开始为场地发愁。会员们找到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从西斋宿舍中拨出两间给研究会。研究会把其中一间用作办公室，一间用作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由于范鸿劼办事认真负责，考虑和处理问题周到全面，又有组织能力，会员们一致推举他为“亢慕义斋”经理。
成为经理后，范鸿劼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盘算着如何扩大藏书规模，搜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方便会员学习研究。北洋军阀政府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这些书籍成为所谓的“禁书”，收集起来十分困难。为此，范鸿劼想了不少办法：他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批图书充实亢慕义斋，还号召会员自由捐款购买。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研究会从国外购书提供了许多帮助。除此之外，共产国际及其出版机构也为学会提供了一些外文书籍刊物。
在大家不懈努力下，短短3个月的时间，研究会已拥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经典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2个月后，研究会又新进英文书籍70余种、英文杂志10余种及德文杂志七八十种，这样仅是英文书籍就达到了110多种。图书室搜集的书籍多数都是外文版，为方便大家阅读，研究会成立翻译室，设英文、德文、法文3个翻译组。范鸿劼本身是英文系学生，作为英文组骨干参与翻译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研究会还定期举行小型讲座和不定期辩论会。范鸿劼经常担任主持人，组织大家讨论、辩论。这些活动进一步拓展了会员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渠道，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范鸿劼在参与和领导群众运动中，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干。1922年8月，范鸿劼和高君宇、缪伯英、蔡和森等筹备成立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大同盟成立后，相继发起了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声援京汉路二七大罢工、组织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等革命活动。
1925年10月，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改组为中共北方区委，范鸿劼任宣传部部长，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任宣传部部长期间，范鸿劼积极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精神，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府的思想。
范鸿劼还承担起主编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后为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工作。他撰写多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办“纪念列宁专号”，赞扬列宁的丰功伟绩。他还编写《不平等条约一览》，连载10余期，详细介绍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丑恶行径。《政治生活》周刊共出版80余期，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和宣传阵地，每次大的运动前后，北方党组织领导人都在周刊上发表文章，传达中央指示，在统一认识、指导群众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春，日本联合英美等8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要求拒绝8国通牒。段祺瑞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李大钊、范鸿劼也在这次抗议活动中负伤。
一时间，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北洋军阀政府命令京师警察总监缉捕李大钊、范鸿劼等人。出于安全考虑，同志们劝他们到南方工作，但李大钊、范鸿劼为了工作需要，不顾个人安危，仍继续在中共北方区委坚持斗争。3月底，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国共两党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范鸿劼也随同迁入。
恶劣的政治环境给开展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大使馆周围布满侦探，里面的人不能外出，外面的人也很难进入。由于形势严峻、工作人员有限，范鸿劼等人每天要处理许多工作，还要干烧水、做饭的勤杂事务。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使馆界内，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等人。
范鸿劼入狱后，面对敌人严刑拷问，始终守口如瓶，保守党的秘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格。
李大钊、范鸿劼等人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悼念文章，称赞他们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