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爆发时,盖得在蒙彼利埃,他坚决拥护公社。他在《人权报》上撰写了抨击路易-阿道夫·梯也尔政府的檄文。但他当时还远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了解公社的阶级性质。6月22日,盖得因支持公社被缺席叛处5年徒刑和4000法郎罚款。

1871年6月盖得逃亡到瑞士。9月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叫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的组织,盖得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它申请参加第一国际未被接受。该组织主要领导者中有几人曾是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1871年11月在瑞士召开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汝拉联合会是巴枯宁主义者的核心。盖得是代表大会两书记之一,起领导作用。会上发表了汝拉联合会公报,盖得为公报编辑。公报反对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反对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1871年10月,盖得开始编辑出版一份大型日报《国际觉醒》。盖得初办此报时仍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很接近,提出的宗旨为联合法国所有共和派。但是综观全报和他当时的活动,可以觉察到,自70年代初起,盖得已开始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立场向无政府主义立场转变,踏上了他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1872年4月,盖得移居意大利,最初居住在罗马,1873年迁至热那亚。盖得一方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如反对普选权,对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持否定态度,认为国家只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不了解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他认为,“工人阶级参加选举永远是只对它的敌人——资产阶级有利”。他在《论国家》一文中写道:“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不论以什么藉口保存国家都只对资本家先生有利,这意味着让垂死的等级的统治永存”。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参加意大利工人组织的工作,注意工人的罢工运动,认为罢工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尔后,盖得又由热那亚迁至米兰。在米兰逗留期间,盖得与米兰的国际支部有联系。米兰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比尼亚米在米兰附近办报,他与国际总委员会、恩格斯皆有联系,是意大利唯一站在马克思一边的人,盖得与该报合作。由于米兰的社会主义者和比尼亚米的影响,盖得在国家和政治斗争的问题上,逐渐远离了原先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曾反对过普选权,而这时他却认为,法意两国工人准备为捍卫自己的选举权流尽最后一滴鲜血。1874—75年,盖得积极研究政治经济学,十分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仔细了解和研究他们的斗争。这一切对盖得脱离无政府主义起了不小的作用。

1876年9月盖得返回巴黎后,参加了苏弗尔咖啡馆青年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是从1873年起由许多青年常聚集在苏弗尔咖啡馆研讨各种问题而逐渐形成起来的,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个小组对盖得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盖得开始研究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他后来成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盖得一面钻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盖得曾说过,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在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独立的工人组织的意义,但又认为工人运动应由各职业联盟领导,尚不了解政党的领导作用。在这时期,盖得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保有联系,为他们的报刊撰文。所有这一切对盖得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也有影响。此后,盖得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三个阶段——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

1876年,盖得回到法国。他转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之后,在法国工人运动中立下两大功劳:其一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其二是在法国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党。

1877年11月,盖得创办了周刊《平等报》,并自任主编。参加者有杰维尔、马萨尔等人。该报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刊物,其目的为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集体主义,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斗争。虽然其时盖得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精通,但该报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为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是法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刊出版到1883年,其间中断过数次。马克思、恩格斯给予它很高评价。盖得为该刊和其他报纸写作了大量文章,发表了不少著作,其中重要的有《社会主义的政治》、《集体主义和革命》等等。盖得的宣传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塞纳省、卢瓦尔省等地开始建立起工人组织。

1879年由于夏尔·龙格拥护蒲鲁东主义和改良主义,盖得在关于联邦制等问题上和龙格进行论战。马克思致信盖得,同意他的立场。这样盖得便和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特别有助于盖得最终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同年盖得和保尔·拉法格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们二人通力协作,在斗争中培养了深厚的友谊。盖得是杰出的政论家和鼓动家,他的演说富有感染力,能激发听众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产生不满和愤恨。拉法格是一个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他的著作明晰透澈,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剖析以教育群众。他们二人互相补充,为法国工人运动建立了功勋。

1879年10月,在马赛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盖得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和会议期间都起着领导作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就是宣布成立了法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党。会后,盖得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制定党的纲领。马克思答应了这个请求,为工人党的纲领写作了理论性的导言。纲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由盖得和拉法格合作写成。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为工人党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会上,在党纲问题上盖得曾同工人党内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可能派反对党纲中提出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主张,认为不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地方自治机关市政府中取得了多数席位,就可以在全国实行社会改革。由于盖得等人的坚决斗争,可能派失败了。

1882年在圣太田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对盖得派进行诽谤。在出席大会的112名代表中,有86名属可能派。他们妄图把盖得等人开除出党。盖得派是大会的少数派。在盖得带领下,少数派愤然退出大会,到罗昂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从此工人党公开分裂为两部分。盖得派的党保留了原来党的名称——工人党。

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社会政治斗争激烈,著名的布朗热事件和德雷福斯案件引起法国社会上各阶级的注意。这些事件的实质是保卫共和国,伸张正义,反对法国的沙文主义、教权派和反犹太主义集团。盖得不善于洞察事件的本质,错误地认为这是两个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参加。1898年7月24日盖得领导的工人党发表宣言,声明工人党是阶级的党,只应进行阶级斗争,德雷福斯案件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其中无事可干。盖得还形象地说:“在鼠疫和霍乱之间是无可选择的”。盖得采取的宗派主义策略,束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力,使无产阶级无法通过参加民主运动来提高政治觉悟。

到90年代,盖得的健康状况不佳,经常是贫病交加。但他无视物质上的贫困和监牢的威胁,周游全国,参加各种群众集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893年,盖得被选入众议院。1894年,他提出了许多方案,如关于扩大选举权,关于罢工权的草案,建议军事法庭应有士兵代表参加,给军人以选举权,让军人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等等。他力争利用合法斗争来扩大法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但他不恰当地估计了自己当选的意义。他认为自己的当选是一次革命,将会把社会主义带进波旁宫,并为整个世界开创一个新纪元。盖得过高估计了议会斗争的意义,他想方设法争取选票。如为了获得农民的选票,他甚至不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把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个人占有列入工人党的土地纲领。恩格斯对此曾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在众议院中,工人党议员同“独立社会主义者”组成统一的议员团,盖得为领导人之一。这一行动是盖得的一个错误。盖得开始迷恋议会活动了。尽管如此,当1899年亚历山大·米勒兰没有事先征求社会党人的意见,私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充当部长时,盖得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盖得对米勒兰事件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

1901年盖得领导的工人党与布朗基派合并,成立了“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盖得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与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的社会党”合并,组成统一的社会党,盖得仍为领袖之一。合并初期,盖得对饶勒斯的改良主义尚能进行批判,后来渐渐地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一些理论采取宽容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应该如何对待议会斗争这个问题上。后来由于机会主义思想的侵袭,盖得本人也逐渐放弃革命策略,而把议会斗争当作主要的斗争方法。约自1907年起,盖得满足于对一些重要问题发表空洞的宣言,和工人运动的直接联系越来越少了。

盖得是第二国际的著名领袖。1889年7月第二国际成立时,盖得和拉法格是大会直接组织者,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盖得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1900年在第二国际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当讨论“夺取政权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时,盖得提出一个决议草案。他提醒社会党人要警惕机会主义,在到会的代表中,只有他一人提出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列宁曾说:“爱德华·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最出色的领袖。”

1914年夏,世界大战的危险迫在眉睫。盖得和饶勒斯曾要求召开议会讨论战争问题。 盖得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教条地、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醉心于革命空谈。时势剧变时,他无力洞察事物的本质,不能辨认方向。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未能认清这次战争是各国资本家为了利润、为了占有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战争。他反而认为,战争中保卫祖国,匹夫有责,应该以十八世纪末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和巴黎公社社员为榜样,捍卫祖国免遭侵犯。他相信了“民族团结”的信条,于1914年8月—1915年10月参加了维维安尼的资产阶级政府;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接替维维安尼组阁后,盖得又参加了白里安的政府,当上了国务部长。但他和大资产阶级一起时,又感到很拘谨而不自在,召开部长会议时,他总是坐在一边,沉默不语。他不理解国家和战争的阶级实质,致使他走上了他一生中的最后阶段,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造成了他政治生命的悲剧。此后,他的威信日益降低,同时又因他年迈古稀,作用也越来越小了。 1922年7月28日,盖得死于塞纳省的圣—芒德。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巴黎拉雪兹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