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即相面。

作者在这段中指出，相面是古代所没有、学者所不齿的方术，它与人的吉凶无关，作者以大量的实例证明了相面术的虚妄。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悬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诗》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屡骄。”此之谓也

本段是荀子对吉凶的看法。他认为人如果不肯做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事，必将陷于“不祥”和“必穷”的困境。这种吉凶观已经完全抛弃了神秘主义的说教。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曰，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

圣人何以不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与其他万物有区别，其区别就在于人有上下亲疏之分，而上下亲疏是由礼来规定的，礼则是圣王制定的。荀子认为后王之所以可学，是因为他们的业绩最显著。尽管妄诞之人有不同说法，但圣人不会被迷惑，他们有着“以己度人”的良好的观察方法。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闲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隐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

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

君子是善于发表自己意见的，这是君子的美德，是其不同于腐儒的地方。

说服他人是有很多难处的，所以君子在与人接触时，能够显示出宽容并接受他人意见。说服他人的方法，主要在于区别不同情况，以灵活的方式进行。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欢、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不下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之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君子必定是善于谈说的人，他们谈论忠爱之道，并行之不辍。经过他们的评说，圣人与其他人的区别就清楚了。

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祸福，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古时候有个姑布子卿；当今的时世，魏国有个唐举。他们观察人的容貌、面色就能知道他的吉凶、祸福，世俗之人都称道他们。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观察人的相貌不如考察他的思想，考察他的思想不如鉴别他立身处世的方法。相貌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立身处世方法重要。立身处世方法正确而思想又顺应了它，那么形体相貌即使丑陋而思想和立身处世方法是好的，不会妨碍他成为君子；形体相貌即使好看而思想与立身处世方法丑恶，不能掩盖他成为小人。君子可以说是吉，小人可以说是凶。所以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上的特点，并不是吉凶的标志。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据说尧帝个子高，舜帝个子矮；周文王个子高，周公旦个子矮；孔子个子高；冉雍个子矮。从前，卫灵公有个臣子叫公孙吕，身高七尺，脸长三尺，额宽三寸，但鼻子、眼睛、耳朵都具备，而他的名声哄动天下。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地方的乡下人，发短而顶秃，左手长，站在轩车上个子还在车箱的横木之下，但他却使楚国称霸诸侯。叶公子高，弱小矮瘦，走路时好像还撑不住自己的衣服似的；但是白公胜作乱的时候，令尹子西、司马子期都死在白公手中，叶公子高却领兵入楚，杀掉白公，安定楚国，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似的一样容易，他的仁义功名被后人所赞美。所以对于士人，不是去测量个子的高矮，不是去围量身材的大小，不是去称量身体的轻重，而只能看他的志向。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方面，哪能用来评判人呢？再说徐偃王的形状，眼睛可以向上看到前额；孔子的形状，脸好像蒙上了一个丑恶难看的驱邪鬼面具；周公旦的形状，身体好像一棵折断的枯树；皋陶的形状，脸色就像削去了皮的瓜那样呈青绿色；闳夭的形状，脸上的鬓须多得看不见皮肤；傅说的形状，身体好像竖着的柱子；伊尹的形状，脸上没有胡须眉毛。禹瘸了腿，走路一跳一跳的；汤半身偏枯；舜的眼睛里有两个并列的瞳人。信从相面的人是考察他们的志向思想、比较他们的学问呢？还是只区别他们的高矮、分辨他们的美丑来互相欺骗、互相傲视呢？ 世上犯上作乱的人，乡里的轻薄少年，没有不美丽妖艳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像妇女那样装饰打扮自己，神情态度都和女人相似；妇女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丈夫，姑娘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未婚夫，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家庭而想和他们私奔的女人,比肩接踵。但是一般的国君羞于把这种人作为臣子，一般的父亲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儿子，一般的哥哥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弟弟，一般的人羞于把这种人当作朋友。不久，这种人就会被官吏绑了去而在大街闹市中杀头，他们无不呼天喊地号啕大哭，都痛心自己今天的下场而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祸患啊。信从相面的人见闻不多，所以谈论起来才是这样的不高明。

说到这儿，那么在以相貌论人与以思想论人两者之间将赞同哪一种意见呢？人有三种不吉利的事：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不肯侍奉尊贵的，没有德才的不肯侍奉贤能的，这是人的三种祸害啊。人有三种必然会陷于困厄的事：做了君主却不能爱护臣民，做了臣民却喜欢非议君主，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一种情况；当面不顺从，背后又毁谤，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二种情况；知识浅陋，德行不厚，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又与别人相差悬殊，但对仁爱之人却不能推崇，对明智之士却不能尊重，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三种情况。人有了这三不祥、三必穷的行为，如果当君主就必然危险，做臣民就必然灭亡。《诗》云：“下雪纷纷满天飘，阳光灿烂便融消。人却不肯自引退，在位经常要骄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因为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饿了就想吃饭，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得利而厌恶受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它是无须依靠学习就会这样的，它是禹与桀所相同的。 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两只脚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那猩猩的形状与人相似，也是两只脚，只是有毛罢了，可是君子却尝它的肉羹，吃它的肉块。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两只脚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那禽兽有父有子，但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有雌有雄，但没有男女之间的界限。而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它对所有的事物界限都要有所区别。

对各种事物的界限加以区别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确定名分没有比遵循礼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礼法没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圣明的帝王有上百个，我们效法哪一个呢？那我就要说：礼仪制度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掌管礼法条文的有关官吏也因与制定礼法的年代相距久远而使礼法有所脱节了。所以说：想要观察圣明帝王的事迹，就得观察其中清楚明白的人物，后代的帝王便是。那所谓后代的帝王，就是统治天下的君王；舍弃了后代的帝王而去称道上古的帝王，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舍弃了自己的君主去侍奉别国的君主。所以说：要想观察千年的往事，那就要仔细审视现在；要想知道成亿上万的事物，那就要弄清楚一两件事物；要想知道上古的社会情况，那就要审察周王朝的治国之道；要想知道周王朝的治国之道，那就要审察他们所尊重的君子。所以说：“根据近世来了解远古；从一件事物来了解上万件事物，由隐微的东西来了解明显的东西。”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古今之所以治乱者，其道不同。”于是一般群众就被他们搞糊涂了。那所谓一般群众，是才性愚昧而说不出道理、见识浅陋而不会判断是非的人。他们亲眼看见的东西，尚且可以欺骗他们，更何况是那些几千年前的传闻呢！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就是近在大门与庭院之间的事，尚且可以欺骗人，更何况是几千年之前的事呢！圣人为什么不能被欺骗呢？这是因为：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断事物的人。所以，他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的人，根据现代的人情去推断古代的人情，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断古代同类的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断古人的功业，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是同类而不互相违背的事物，那么即使相隔很久，它们的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的，所以圣人面对着邪说歪理也不会被迷惑，观察复杂的事物也不会被搞昏，这是因为他能按照这种道理去衡量它们。

在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帝王之前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名人，并不是那时没有贤能的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在这五位帝王之中没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夏禹、商汤虽然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流传的东西时间一长，那么谈起来就简略了；近代的事情，谈起来才详尽。简略的，就只能列举它的大概；详尽的，才能列举它的细节。愚蠢的人听到了那简略的论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详尽的情况，听到了那详尽的细节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况。因此礼仪制度便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便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

凡是说的话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道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叫做邪说，即使说得动听有理，君子也不听。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礼义，亲近有学识的人。但是不喜欢谈论圣王，不乐意宣传礼义，那也一定不是个真诚的学士。君子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色花纹还要华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子对于善言的宣传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种迂腐的儒生。

大凡劝说的难处是：怀着极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对待那些极其卑鄙的人，带着最能将国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触那些最能把国家搞乱的人，这是不能直截了当达到目的的。举远古的事例容易流于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容易流于庸俗，善于劝说的人在这中间，必须做到举远古的事例而不发生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又不显得庸俗；说话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随着世俗的变化而抑扬；是说得和缓些还是说得急切些，是多说一些还是少说一些，都能适应情况，像阻拦流水的渠坝、矫正竹木的工具那样控制自己；婉转地把所要说的话都说给了对方听，但是又不挫伤他。所以，君子律己像木工用墨线来取直一样，待人像梢公用舟船来接客一样。用墨线似的准则律己，所以能够使自己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用舟船似的胸怀待人，所以能够对他人宽容，也就能依靠他人来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了。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博闻多识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道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这叫做兼容并蓄之法。《诗》云：“徐国已经来顺从，这是天子的大功。”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谈话劝说的方法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坚定刚强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灌输，使自己的话显得宝贵、珍异、重要、神妙。像这样，那么劝说起来就往往不会不被接受，即使不去讨好别人，别人也没有不尊重的。这叫做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胜过一般人。小人能说会道，是宣扬险恶之术；而君子能说会道，是宣扬仁爱之道。说起话来如果不符合仁爱之道，那么他开口说话还不如他沉默不语，他能说会道还不如他笨嘴拙舌；说起话来如果符合仁爱之道，那么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下等的。所以合乎仁爱之道的言论是十分重要的。产生于君主而用来指导臣民的，就是政策与命令；产生于臣民而用来效忠于君主的，就是建议与劝阻。所以君子奉行仁爱之道从不厌倦，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谈论它，所以说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辩论细节不如揭示头绪，揭示头绪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辩论细节能明察秋毫，揭示头绪能明白清楚，固有的名分能治理好，那么圣人、士君子的身分就具备了。

有小人式的辩说，有士君子式的辩说，有圣人式的辩说。不预先考虑，不早作谋划，一发言就很得当，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礼法，措辞和改换话题，都能随机应变而不会穷于应答，这是圣人式的辩说。预先考虑好，及早谋划好，片刻的发言也值得一听，既有文采又细密实在，既渊博又公正，这是士君子式的辩说。听他说话则言辞动听而没有系统，任用他做事则诡诈多端而没有功效；上不能顺从英明的帝王，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谐一致；但是他讲话很有分寸，或夸夸其谈，或唯唯诺诺，调节得宜；这类人足以靠口才而自夸自傲，可称为坏人中的奸雄。圣明的帝王一上台，这种人是首先要杀掉的，然后把盗贼放在他们的后面进行惩处。因为盗贼还能够转变，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悔过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