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夏目漱石受到夫妻问题、家族间题、健康问题、经济问题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他无法像陶渊明一样，身处现实世界而忘掉“世俗的烦恼”，渴求凭借《草枕》这部作品，哪怕是短暂的时间，也要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徘徊。通过《草枕》，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哪怕是暂时的也要力争从现实痛苦中摆脱出来的心境。

该小说是根据作者在熊本的一段经历为题材而创作的。明治30年（1897年）末至第2年正月，他与友人山川信次郎一同暂住过熊本县玉石郡玉水村的小天温泉。

夏目漱石的小说《草枕》最初于明治39年（1906年）发表在杂志《新小说》上。当时他似乎受到俳句杂志《杜鹃》（夏目漱石几年以前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成名作《我是猫》）的影响，所以，《草枕》一发表，就有许多人指出，这是一部俳句性小说。“草枕”一词在歌中意为“旅行”，所以，漱石以“草枕”为题目，意在描写主人公的旅行过程。

“我”

“我”，30多岁，是一位画家。“我”不急于赶路，脚步散漫在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原本打算到那古井写生，却一路悠闲地观察周边之景，只是停留在心中思考作画，并未落笔；并且认为美在“余裕”，故闲静的春天、自由自在的海水、安闲的木瓜花、悠闲鸣叫的鸽子等自然之景都是“我”所喜欢的。而像云雀那样急促地鸣叫， 把周围的空气变得难以忍受的“非余裕” 则是“我”想避开的。

那美

那美曾一度离开山中嫁往都市，却以失败告终，再度返回山里。那美恋爱生活中遇到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在京都上学时认识的，另一个是当地城里的财主。她一心想嫁给那位京都的公子，父母却硬逼着她嫁给那家财主。这财主是因她长得标致才看重她，两人总是合不来，后来那财主的银行倒闭了，她便离开丈夫回到了娘家。村里人却都说她心狠，无情无义。

《草枕》主题思想：以“非人情”的心境去观察审美对象，思考人世。

作者在作品的第一章节中曾这样写道：“诚然，作为人世上的一分子，尽管十分喜爱，也不会长久置身于非人情的环境之中。渊明不可能一年到头都盯着南山瞧个没完，王维也不愿意在竹林中连蚊帐也不挂一直睡下去。‘我’当然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作者在《草枕》中所要宣扬的，并不是生活上的避世隐居，而是心灵上的超脱淡薄。

《草枕》的主人公为了忘却世俗的烦恼来到山中温泉旅行，因为作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在这个尘世间并不存在“非人情”的天地，因此，特意来到人烟稀少脱离尘世的山中，避开都市的烦恼和情感纠葛，求得精神上的一时解脱。画家的旅途就像陶渊明和王维的诗歌里所描绘出来的诗境一样，切实体现了作者“直接从大自然中吸收，即使是短暂的也要尽情地徘徊在非人情天地的真挚的愿望”。

夏目漱石虽然从汉诗创作中积极地寻求“非人情”天地，并迫切地期望要在其中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但即使是在可以寄托自己精神世界的汉诗世界里，也存在因自己不能随心所欲的痛苦而烦恼的情形。夏目漱石标榜的“非人情”之旅是短暂的、一时的，它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里去。《草枕》的主人公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与女主人公那美一起乘船下河的场面，就是返回现实世界的场面。不管主人公在山中那古井温泉的所见所闻以及所经历的事情多么的“非人情”，那只不过是漫长而痛苦的人生旅程中短暂的解脱而已。既然生在烦恼甚多的尘世间，就永远不可能摆脱掉世俗的烦恼。

现实世界充满烦闷， 难居却又不可搬迁。此时，艺术之士的使命应运而生，他们创作的诗画正是为世人排忧解闷、使世界变得娴静愉快的途径。确切地说，作者认为艺术世界是非人情的世界。

“非人情”有两层涵义：第一，在艺术鉴赏中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细心观察人世，将自己的利害束之高阁，从而创造或欣赏美。保持这样的审美心态，还需做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第二，“非人情”是相对“人情”而言的。在《草枕》中，漱石对轮船、火车、权利、义务、道德、礼义等感到腻烦，认为西洋诗充斥同情、爱、正义、自由、金钱交易等内容，批判西洋诗这种以吟咏人情为根本的庸俗性质。“非人情”排除人情与道德的烦恼，最终指向自然之美。

在《草枕》中，画家喜欢呆在宁静的山村里，认为“能够这样一直呆下去的是幸福的人。在东京要是这般呆着，立即就会被电车轧死。即使不被电车轧死，也会被警察赶走。城市这种地方，总把太平当乞丐，总把贼的头目和侦探付高薪。”这与其说是对东京的讽刺，不如说是对与20世纪的东京相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反抗与谴责。用《草枕》中的一句话来总结——“醒悟和迷惘虽然时常争吵不休，却又能共处于一室”。这种矛盾对立又共存的道理，就如世界和而不同，亦能呈现精彩与美妙。

作者继承了日本人传统的悲剧审美趣味，弘扬了日本民族关于“和”的文化精髓；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提出“余裕”“非人情”“则天去私”等独树一帜、颇具个人特色的美学思想，宛如夏夜耀眼的星辰，绽放睿智之光。尽管作者的思想有一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从而遭到一些质疑或非议，但正所谓瑕不掩瑜。这些瑕疵不足以掩盖作者在日本美学史上所作出的贡献。

非人情美学

“非人情”是一种超越道德或人情的境界，是带有超脱世俗的出世的境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艺术审美世界。夏目漱石在《草枕》中对“非人情”理论作了具体实践。该小说的结论在文本最后一段话上。起初女主人公“那美”请画家给她作画，当时画家无法创作。不久，当他们去车站送行时，那美与即将离别的前夫告别，文本中写到：“那美姑娘茫然地目送着奔驰的火车，她那茫然的神情里奇妙地浮现着一种从前未曾见到的怜悯之情。‘有啦，有啦，有了这副表情就能作画啦！’‘我’拍拍那美姑娘的肩头小声说。‘我’胸中的画面在这一刹那间完成了。”可见，作者将艺术成立的条件小说化了。

通读《草枕》文本，可以发现作为出场人物的画家始终没有实际作出一幅画来，只是倾注于“观察”并加之思考。其实从小说开头部分就可看出画家坦言自己实际是不画出画的画家，而是用“观察”代替了实际的绘画创作。而且，这种观察具有双重性。即包括画家所要描绘的主体，以及画家所要描绘的意图，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不论是天然，还是人事，在众俗辟易而难于接近的地方，艺术家发现了无数的琳琅，认识了无上的宝璐。世俗名之曰美化。其实并不是什么美化，灿烂的光彩自古赫然存在于现象的世界。”这里谈到的“现象的世界”即画家所要描绘的主体。

又如文本中叙述到：“倘若由此再进一步，便可将‘我’所感觉的物象，溶进‘我’所感到的情趣，在画布上淋漓挥洒，使其栩栩如生。此种艺术家的意图，就是将特别的感兴寄寓于自己捕捉的森罗万象之内。”这里就强调了具备画家所要描绘的意图。

而文本结尾处，画家正是在女主人公那美脸上找到了“悲悯”，他胸中的那幅画才得以完成。其实，画家一直想创作能表达自己的心情的画。而那美表情中流露出的“悲悯”，不仅是她的感情，而且也应该是画家自身的心情。即当两者都融合为一体，具有双重性时，画家所要描绘的图画就成立了。

作者想创作的图画流露出的心境，文中有揭示：“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想到了，在这多种情绪中忘却了‘哀怜’二字，‘哀怜’是神所不知而又最接近神的人之常情”。

“善难行，德难施，节操不易守，为义而舍命太可惜。要是决心实行这些事，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要敢于冒犯这种痛苦，内心就必须隐含着战胜痛苦的欢愉。所谓画，所谓诗，所谓戏剧，都是蕴蓄于此种悲酸之中的快感的别名，了解其中意趣，方能使吾人之作变得壮烈，变得娴雅；方能战胜一切困苦，方能将肉体的苦痛置之度外，无视物质上的不便，驱动勇猛”。这段话中蕴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以及艺术观。

《草枕》中，起初画家是为了追求没有烦恼的世外桃源开始旅行的，持有出世的心境。例如文本的开头部分引用了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以及诗人王维的《竹里馆》中的名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展现出一幅幅充满悠闲心境的田园画卷。但作者也意识到人一世也是不能恒久保持这种超脱世俗的状态。于是谈到“诚然，作为人世上的一分子，尽管十分喜欢，也不会长久置身于非人情的环境之中。”

那美的人生充满苦难挫折，她恋爱生活中遇到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在京都上学时认识的，另一个是当地城里的财主。她一心想嫁给那位京都的公子，父母却硬逼着她嫁给那家财主。这财主是因她长得标致才看重她的，两人总是合不来，后来那财主的银行倒闭了，她便离开丈夫回到了娘家。村里人却都说她心狠，无情无义，议论纷纷。例如理发店伙计关于那美向画家这样介绍，“少爷，那姑娘模样儿虽好，其实是个疯子。”“为什么，少爷，村上的人都管她叫疯子呢。”，“她是个没有头脑的女子，真难办。”对于这些重重困境，女主人公却始终保持乐观表情，文本中多处出现她的笑声描写。而且作者也写到“平素那女子脸上只是充满着愚弄别人的微笑和那紧蹙抑眉，激进好胜的表情”，对于这一倔强地忍受着人世惨苦的女主人公形象，作者是加以肯定的。而且，她的内心也是痛苦的，否则小说结尾处，当她的丈夫与她分手远走他乡时，就不会出现那“悲悯”的表情。

最后在她那一刹那的凄婉表情上，画家找到了他需要创作的画，这不仅是艺术，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人生观。正如作者阐述到的“要敢于冒犯这种痛苦，内心就必须隐含着战胜痛苦的欢愉。”是对于人生不畏的处世态度，从艺术角度可以说是一种“美”，达到了“非人情”之境。那美脸上浮现的“哀怜”的表情，应该是源于对于即将赶赴战场的前夫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厄运的一种担忧。这种表情也是基于“人情”基础上的，不脱离于人性的一面，也印证了文中关于“哀怜”的表述：“‘哀怜’是神所不知而又最接近神的人之常情”。可以看出夏目漱石理解的“哀怜”是一种尽量接近神，但属于人性一面的神所不可了解的一种感情。因此，这种“非人情”并非意味着完全脱离人生痛苦烦恼的极乐世界，而是一种面对世俗的态度，是建立在客观世界基础上的超脱心境，从而就体现出一种美，即“非人情美学” 。

余裕美学

“余裕”是漱石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所谓有余裕的小说，顾名思义，是从容不迫的小说。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余裕是一种对社会现实与人生重大问题无所触及的境界美，以随意从容的心境徜徉在自然风光与平凡生活之中。同时，余裕还是一种“低徊趣味”，体现在小说上，就是一种要求叙述者有充裕的时间伫立一旁细心观察的趣味。作者在《草枕》中论及“余裕”，并指出其重要性——“余裕之于画，之于诗，乃至于文章，皆为必备的条件。”可以说，《草枕》体现了这一美学思想。

诗词语句

《草枕》中曾多次引用到汉文典籍中的诗词语句，尤其以对陶渊明诗歌的引用最为直接和精彩，它们不仅丰富了文章的内容，而且为文章增添了非本土的情趣。除了山水田园诗外，《草枕》中还包含着许多显而易见的中国元素。

比如文本中第三章描写旅馆房间时这样写道：“我仰卧着，偶然睁开眼睛一看，天窗上悬着镶有朱红木框的匾额，虽然躺着，却也清晰地看到写着这样一行字：‘竹影拂阶尘不动。’”这句“竹影拂阶尘不动”来源于中国明末儒者洪应明（字自诚）所著《菜根谭》中的句子：“古德云；‘竹影拂（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人常持此意，以应事接物，身心何等自在”；之后在论述文学创作客观性的时候还把艺术家们虚构出来的狭隘的艺术世界称为“壶中之天地”，这指的是仙境，另一个世界。出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中的典故，即“汝南费长房，在市上遇一卖药翁，请他一同入药壶，在一座宫殿里品尝了美酒佳肴。”

除此之外，文本中还运用到了大量类似“方枘圆凿”“蜀犬吠日”“吴牛喘月”的成语，并且多次提到出自中国的陈设器物，书法字画等，这些都是中国元素的具体体现。夏目漱石对这些中国元素巧妙纯熟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容，更升华了艺术表现力，将他所推崇的“东洋趣味”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中国造成影响，尤其是夏目漱石的《草枕》这样的作品，更是对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文学界公认的唯美主义思潮也在此过程中产生。

《草枕》缺乏情节性。

——夏目漱石研究家兼评论家柄谷行人

《草枕》全篇充满了浓厚的东方禅宗哲学、老庄思想的色彩，其中有对中国的陶渊明、王维的诗的意境的推崇。因此，中国人读来，自有一种会心之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草枕》在中国评价很高。

——王向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草枕》所表现的东洋人的情趣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骚动忙乱和“迫切”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风味。

——谢六逸（翻译家）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主要作品有小说《我是猫》、《哥儿》、《虞美人草》、《三四郎》、《后来的事》、《门》、《行人》、《心》、《明暗》，及作品集《漾虚集》、《梦十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