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起，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顾问。

1985年5月24日，经国家体委批准，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在北京成立，荣高棠担任第一任主席。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职业化运动始于足球，“事实上，最早引进职业化概念的体育项目应当是高尔夫

1996年离休。

荣高棠原名荣千祥，1912年5月生于河北省霸县。幼时聪颖，在学校读书时成绩很好，数学、英语尤其优秀；且兴趣广泛，爱好中外文学作品，热心文体活动。同时，受到了民主进步思想启蒙教育。荣高棠的篮球打得相当出色，成为学校代表队的主力。这为他以后步入体育界打下了基础。

1920年在霸县上高小，毕业后到北京平民中学读初中。

1928年，荣高棠等进步同学带头闹学潮，反对学校的腐败现象，因而被学校勒令退学。

1929年在河北省十七中读高中。

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受到民主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向往革命。

1932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修英文和法文。

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团工委书记，任外文系团支部书记。

1933年夏,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以“共嫌”罪判两年半徒刑，关押在河北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他抓紧时机，努力学习，为出去后的工作做准备。

1936年他出狱的时候，已经读完了《资本论》和其他大量中外文书籍,学会了俄语，又回到清华大学继续读书。这时，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清华大学成立了“民先”，荣高棠亦成为“民先”队员。由于形势和工作需要，他经常参加文艺演出。

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平市委农工委委员、书记。

只读了一年书，中日华北事变爆发，荣高棠肄业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南下宣传抗日。在祖国危难之际，他与祖国一起度过了烽火硝烟的时代，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课。8月，遵照中共北平市委的安排，荣高棠等地下党员带领一个由“民先”队员组成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沿津浦方向南下，到抗日战场作慰问演出。荣高棠的公开身份是剧团总务，秘密身份是党支部书记。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剧团辗转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等地慰问各战区的抗战部队，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荣高棠一方面负责对外联络筹措经费、安排住行等事务，一方面又参加演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遵照党组织的安排，荣高棠同志担任“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党支部书记，前往抗战前线进行战地巡回演出。

1938年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荣高棠到延安马列学院参加学习。

1939年在重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共川东特委委员、青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兼南方局青委委员。后又调往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1939年后历任中组部赴晋南考察团党支部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委员，川东特委青委书记、宣传部长、川康特委书记、南方局组织部秘书，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行政处副处长，中央青委委员、华北局城工委员会委员，中央团校教育长，北平西郊区军管分会副主任，北京市青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国家体委秘书长、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党委第二书记，国家体委顾问，中顾委秘书长、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曾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常委，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和全国第八、九、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1941年6月，调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秘书。

1946年后，荣高棠同志先后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行政处副处长、处长，中共华北局城工委委员，中央团校第一任教育长。

新中国成立后，荣高棠同志任团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遵照团中央的部署，他负责筹备召开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全国青联代表大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之后，又筹备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建立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第一个领导机构，并出任副主席兼秘书长，成为我国第一代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1952年7月18日，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向中国发出了邀请，希望中国派运动员参加此次奥运会。荣高棠见到邀请电报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就只差几个小时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的批示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字：要去。出发之前，周总理接见了荣高棠和代表团其他负责人，他说新中国运动员只要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就是胜利。荣高棠迅速集合人员奔赴奥运会举办地赫尔辛基。那一年，奥运会场上第一次飘扬起了五星红旗。

第一次出征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没有战绩：足球和篮球队因为迟到而错过了比赛，另一名游泳选手因旅途疲劳未经休整就匆匆参加预赛而遭淘汰。而前苏联却取得了辉煌战绩，与美国平分秋色。荣高棠随即对苏联体育事业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前苏联的体育实力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他们在政府部门设立了国家体委，而在我国推动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

回国后，在荣高棠的主持下，8月，一份专题报告很快向中央提交，这份报告提出了创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一系列重要建议，其中包括在政务院下设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把体育作为一项国家大事管起来，并提出请像贺龙那样的将军担任主席。荣高棠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11月，国家体委成立，贺龙担任主任，荣高棠先后担任了秘书长和副主任的职务。

荣高棠担任体委副主任之后，开始主抓乒乓球项目。1956年，他率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23届世乒赛，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分别获得了团体第六名和第11名，而当时的日本队是世界乒坛的霸主。“向人家学习人家根本不理，你没有本事人家就瞧不起你啊。所以1956年回来以后我们的总结就是要苦练。”荣老回忆道。

经过勤学苦练，我国运动员容国团在1959年第25届世乒赛上终于取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荣国团为祖国赢得世界冠军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青少年学打乒乓球的热情，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乒乓热。为了迎接1961年在中国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经过全国各种形式层层选拔出的108名运动员，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国家乒乓球集训队，于1960年底云集北京。

1961年初，在贺龙的提议下，荣高棠带领国家体委十几名干部开始在乒乓球集训队蹲点，正式在乒乓球队安营扎寨。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要在技术全面的基础上，以快速、准确、凶狠和多变的打法，力争主动。在打法上，他提倡百花齐放。在训练上，他提出了“三从一大”的方针，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

在荣高棠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队通过第26、27、28届世乒赛的优异表现，一举确立了中国乒乓球项目世界霸主的地位，乒乓球也开始成为了中国的国球。每次载誉归来，贺老总都是第一个上前紧紧地握住荣高棠的手。

从1952年中央体委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始终是贺龙同志在体育战线上倚重的主要助手，全面主持体育战线繁重的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荣高棠同志受到严重迫害。

1979年2月，重返工作岗位，再次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1982年，响应中央的号召，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担任国家体委顾问。

1984年8月，新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开业，荣高棠在霍英东的邀请下，挥出了中国高尔夫第一杆，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球场上接触这项运动。没过多久，他便提出了以高尔夫发展吸引外资促进中国经济的想法。许多年后，人们常用这件事佐证荣老的先见之明和魄力。

1982年，高尔夫第一次被列入亚运会项目，中国在成功申办1990年亚运会举办权后，也吸纳高尔夫作为北京亚运会的竞技项目。组建一批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高尔夫球运动员的需要随之而来，当时国内球手基本上都集中在深圳和中山温泉的两个球会里，荣老亲自出面向球会表达了“为国参赛”的需要，并组织了亚运参赛资格考试。

1985年5月24日，经国家体委批准，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在北京成立，荣高棠担任第一任主席。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职业化运动始于足球，“事实上，最早引进职业化概念的体育项目应当是高尔夫。” 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志强解释道。他在回忆荣老时最感叹的一件事就是：“这是在荣老的支持下开始的中国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和探索。”

荣高棠的一生与奥运紧密相连。上世纪70年代，为了能早日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荣老和当时在一线奔波的同事并肩作战，成为中坚力量，为中国最终恢复席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际奥委会的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在他就任主席的第4个年头，也就是1983年9月16日，将一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授给了荣高棠。

萨马兰奇心中非常清楚这位第97枚银质勋章得主的价值。他说，中国不仅恢复了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应有的地位，而且在国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体育大国。正因为如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向荣高棠授勋。他相信，这将有助于在中国发展奥林匹克运动。71岁的荣高棠容光焕发，站在微笑的萨马兰奇面前，接受了这枚由麦穗和五环图案组成的银质勋章佩戴在胸前。他说：“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中国整个体育界。”他坚信这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枚，但不会是最后一枚。

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年过八旬的荣高棠全情投入。他在日记中写道：“1993年9月23日,在萨马兰奇念出‘北京……’时，我和所有人一样激动得站了起来。不过很快我们就听到了其他4个城市的名字，才明白是在对申办城市致谢。后来宣布悉尼获胜的时候，我心里一片空白……”

1996年离休。

2001年申奥，荣老虽已89岁高龄，但他的参与积极性却丝毫未减。北京企业界组织了民间申奥声援团赴莫斯科，荣老高龄没让去，他就鼓励老伴参加声援，两地频频电话互道情况。7月13日宣布结果那天，老伴告诉他不论成功与否，千万不要激动，嘱他服些镇静药，并将原准备好的心脑血管方面的药放在手头备用。申奥成功后，荣老又立即电告老伴北京游行放鞭炮等热烈欢庆的场面。7月18日荣老本来是去接老伴的，没想到在机场遇到北京奥申委的领导去接何振梁同志，所以当何振梁同志走出机舱，他俩一见面就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哭了。荣老说：“几十年的努力，不容易啊！”

申奥成功后“三老联谊会”召开了欢庆会，荣老在会上讲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们这些个都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啊！把奥运会搬到我们家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啊！你别早走啊！谁也不许早走，一定健康地参加工作，不能参加工作的旁边站着呐喊、助威、鼓掌、加油！”荣老是笑着说这些话的，可他的眼里，却闪着泪光，那泪光里是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是一个体育人毕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