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生是莫藻泉各房妻妾之中的长子，他的三弟莫应溎（1901年－1997年）为执业大律师，1952年因为组织群众企图迎接具共产党背景的“粤穗慰问团”来港访问东头村大火灾民，结果被时任港督葛量洪爵士下令递解离港。另外排行最小的八弟莫应基（1909年－2001年）尝任汇丰银行“御用”股票经纪，其后出任香港证券交易所主席。

莫干生的父亲莫藻泉深明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因此他自少便与其他家族成员一样获安排入读皇仁书院。学成后，莫干生随父亲加入太古洋行工作，协助父亲拓展太古和自己家族业务，至1917年父亲病逝后获太古股东一致推选继任买办一职。

建基于父亲生前为太古打下的基础，莫干生上任后看准中国大陆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借着香港的地理优势积极开拓太古在糖业、航运、保险、修船和进出口贸易各方面的业务，使太古洋行的资产总值在1920年代暴涨，成为香港当时最具实力的英资洋行之一。另一方面，莫干生就任太古买办之时，莫家历代已在洋行任职近50年，家族上下与亲友多人均在太古担任要职，即使是上海、福州、青岛、广州和海口等地的太古买办，也是由莫家族人担任，当时洋行内甚至有“只知有莫，不知有英”一说，反映出莫家对太古业务的影响力。在1928年，莫干生复安排从英国学成返港的三弟莫应溎加入太古洋行，任职副买办和律师，进一步协助打理旗下的食糖业务。

事实上，透过操纵太古糖业，莫干生得以在价低的时候以自己的商号购入大批太古砂糖囤积，然后趁高价的时候卖出。在一战以后各国对食糖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再加上欧洲各国放宽对食糖贸易的限制，他这种“一买一卖”的策略为他赚取高达600万至700万港元的丰厚利润。可是，太古大股东施怀雅家族也察觉到莫干生藉太古糖业从中取利，认为有损洋行利益，于是对此展开暗中调查，并希望趁机会整顿莫家在太古建立的势力。在1929年，太古洋行香港司理N·S·布朗（N. S. Brown）展开深入的核数工作，结论莫干生在1920年至1925年间以高于市价购入盛载砂糖的麻包袋，导致洋行损失80万港元，要求对方赔偿。双方几经交涉，最终同意由莫干生赔款25万港元，事件才告平息。

虽然如此，太古大股东施怀雅家族并不就此作罢，他们一方面认为太古在远东地区已建立稳固的基础，无需再过份依赖买办经营业务；另方面，他们也希望进一步排挤莫干生，以消除莫家在洋行内建立的关系和势力。在这种背景下，太古洋行先把买办的交易佣金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二，随后更大幅减至百分之零点二五，使到当买办的收入大不如前，迫使莫干生在1931年主动辞职。太古洋行于是顺势废除买办制度，改立华人经理一职，莫干生遂成为太古最后一任买办，至此，他与父祖三代担任太古买办合共长达61年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尽管莫干生选择离开太古洋行，但多年来他仍然从洋行累积赚取了大约1,000万港元，在香港岛半山的罗便臣道、干德道和坚道等地更置有不少物业。他离开以后，莫应溎仍留在太古打理糖业至1935年，另外三子莫庆荣也曾短暂担任洋行的华人副经理一职，各人的离去标志着莫家上下逐渐脱离与太古洋行长久以来的宾主关系。

莫干生早年在太古任职的时候，已获得清廷授予钦加提举衔、赏戴花翎、广西试用通判和诰授奉直大夫等荣衔，担任太古买办期间也曾出任一些与华民事务有关的公职，当中包括在1917年至1918年间担任东华医院丁巳年董事局总理，以及出任1918年度的保良局总理。卸任两职以后，他又于1921年4月6日获港府奉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莫干生尤其热心支持香港的教育发展，他曾经捐款予香港大学工程系太古讲座教授席，使他在1921年5月26日获委任为香港大学终身校董。他对圣士提反书院捐赠20,000港元巨款，同样使他获委任为该校终身校董。另外，莫干生又捐助过圣保罗男校和赞助香港童军活动，并为母校皇仁书院设立奖学金。为答谢他多年来不断赞助南华体育会的发展，莫干生也成为该会的永远会董。他其他出任过的社团职务包括中华游泳会名誉会长、香港保护儿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莫氏宗亲会永远名誉会长等，香港辅警也曾经有“干生盾”足球赛事，以答谢他对辅警体育活动的支持。

莫干生是民生书院创办人之一莫干生是九龙塘民生书院创办人之一，书院最初由绅商曹善允在1910年代提倡兴建，以便让启德滨和九龙城地区的华人子弟得到接受西学的机会。本身与曹善允同是启德公司董事的莫干生后来慷慨捐出10,000港元以示支持，这笔善款再加上启德公司创办人之一区德早在1920年病逝后从遗嘱馈赠的10,000港元，使曹善允筹得足够资金办学。

民生书院在得到圣保罗男校校长史超域牧师（Rev. Arthur Dudley Stewart）协助下，终在1926年于启德滨创校，初期租用民国政治家伍朝枢的物业作为校址，至1939年再迁到九龙塘东宝庭道继续办学。校名取名民生，即纪念区德（又名区泽民）和莫干生两人对创校的贡献。

退出太古以后，莫干生转到不少华资企业任职，他除了在同乡蔡昌的大新公司任职董事外，也长年担任九龙巴士和永安人寿董事。凭借他在商界多年累积的影响力，他也尝任华商总会值理。在二战过后的1948年，莫干生曾向港府提出申请补领英国护照，尽管他未能提交任何有效的书面证明，但他却直接致函时任辅政司麦道高，指自己身为太平绅士，其英籍身份无庸置疑，结果顺利获当局签发护照。

莫干生晚年生活低调，他在1958年12月26日下午一时于香港的寓所内病逝，终年76岁。在家人安排下，他的遗体翌日于香港殡仪馆内大殓，其讣告同日以莫大义堂名义刊登各大报章。莫干生在12月28日出殡，各界官绅执绋者逾千人，当中包括周埈年爵士夫妇、罗文锦爵士夫妇、邓肇坚和关祖尧等，其遗体随后移奉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安葬。

虽然莫干生后期与太古洋行关系不美，其三弟莫应溎又涉及1952年的“粤穗慰问团事件”，使港府感到尴尬，但为肯定莫干生多年来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贡献，港府仍打算向他颁授勋衔。在1958年，港府向英廷奏请向莫干生授予英帝国勋章中等位最低的MBE勋衔，有关决定本已获得英廷奏准，并准备在1959年1月1日《伦敦宪报》副刊内刊登的新年授勋名单中作正式公布，然而，莫干生却在名单刊宪前夕病逝。在一般情况下，英帝国勋章只会授予在世的人士，并不作身后追赠，但由于莫干生死时，授勋名单已准备刊宪，加上死讯未及即时通报英廷，结果莫干生罕有地成为在身后才获颁授英帝国勋章的人士。

莫干生分别有妻妾黄氏和张氏，张氏张瑞彤曾于1900年在亚毕诺道开办约智女子书塾，并自任校长，书塾经营至1925年才告停办。莫干生的子女包括莫庆森、莫庆淞（1899年－1982年）、莫庆尧（1923年－2010年）、莫庆荣（1910年－1994年）、莫庆鋆及莫燕嫦、莫燕娥、莫燕桐、莫燕清和莫燕霞。莫干生的长子莫庆森早死；莫庆尧是香港的著名内科医生，2009年曾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院士衔；莫庆荣则在香港辅警任职警司，曾于1959年获颁殖民地警察劳绩奖章（CPM）。莫家后人开枝散叶，他的其中一位孙儿莫华钊是香港文物收藏家和注册会计师；曾外孙女陆恭蕙从事政策研究，曾任立法局和立法会议员；另外侄孙莫华伦是国际男高音歌唱家。

来自买办世家的莫干生生前累积了大笔财富，并在1920年代于半山干德道41号A建有规模宏大的西式大宅，该大宅充满西方古典色彩，极具气派，且坐拥半山和饱览维多利亚港的景致，相当少有。莫家大宅的建筑费用更是所费不菲，据1928年的地政文献记载，单是一条15呎阔的私家路已用上9,000港元，而大宅更是全港首座设有升降机的独立大屋。有说莫家大宅过份豪华，结果引起了太古洋行大股东施怀雅家族的注意，最终促使施怀雅家族下定决心对太古管治加以整顿。莫干生晚年不再居于干德道41号A大宅，大宅由1951年起用作香港外国记者会会址，在1950年代由威廉·荷顿及珍妮花·钟丝主演的美国好莱坞电影《生死恋》，也曾经在大宅取景拍摄。莫家大宅后来落入英资会德丰，最后在1960年代末拆卸改建成大型私人屋苑联邦花园。

莫干生虽然自少接受皇仁书院的西式教育，而且长年于太古洋行任职，但他仍保留中式作风，其家族后人曾谓，莫干生工作时会穿西装，但下班后会改穿唐装，自退休以后更再没有穿着西装。莫干生还钟情收藏瓷器等中式手工艺品，并有“花瓷阁”的斋号。其家族后人在200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展出过包括莫干生在内由莫家成员拥有的藏品，当中展出的莫干生藏品包括不少元、明、清三朝瓷器，此外还有在1938年向书画家李研山订制的《仿王翚山水六开册》、以及在1924年委托山水画家黄宾虹画于紫檀屏风上的山水六屏，该屏风上另有由书画家叶恭绰题字的行书对联，并非单以金钱可求。

J.P. （非官守，1921年4月6日）

M.B.E. （1959年新年授勋名单）

民生书院（Munsang College）：位于香港九龙塘，由莫干生、区泽民（即区德）和曹善允等绅商于1926年创立，校名取自区泽民与莫干生两人的名字。

莫干生纪念堂：位于圣保罗书院，用作学校礼堂。

“干生盾”：曾经是由香港辅警举办的足球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