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莫理循（1862 年2 月4 日—1920 年5 月30 日），是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97 年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外国记者和西方的中国问题权威。1912 年底，乔治·莫理循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 乔治·莫理循在清末民初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他对中国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作为英国人，他本能地会站在海外列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作为雇员，他又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他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旧时就叫莫里循大街，他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莫理循被许多外国人称作是”Morrison of China”，说明他与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莫理循的父亲是德裔英国人，28岁时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发展，莫理循就生在澳大利亚。莫理循一生都将英国视为祖国，他青年时期喜欢探险、旅游，并对新闻工作很向往。他曾划着独木舟行进一千多英里在新几内亚探险，吃着土著人的饭——袋鼠肉、香料、茶叶、大米烩制的大杂烩。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揭露贩奴贸易。1884年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去北美、欧洲、非洲等地寻找机会，他曾在西班牙、法国、日本行医，但是都没有使他感到愉快，1890后回到澳大利亚，两年后来中国寻找机会，他没有料到是中国给了他足够的希望，成为他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令他深爱的的地方。 莫理循在中国先后访问了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又相继访问四川、云南，以及与西南毗邻的缅甸、印度。他感到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国，1895年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文中展示了他对中国的细密观察与独特的见解，使《泰晤士报》的负责人高度关注，并给予他积极的评价，不久便被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这个职务对于莫理循深入中国政界，探询中国上层人物，都能起到很不平凡的作用，从此以后，莫理循成为晚清与民国时期上层人物的座上客，成为中英、中外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成为《泰晤士报》有身份的大记者，他在中国可以直接访问权贵，与李鸿章、袁世凯身边的外国顾问保持一些联系。莫理循奠定世界知名记者的地位是首先泄露给《泰晤士报》1896年的《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是中日甲午战后俄国侵略中国并抵制日本势力扩张的一份中俄秘密协定，主要集中在东北问题上。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尼古拉二世就是被十月革命推翻并枪毙的沙皇），胁迫利诱去庆贺典礼的李鸿章签订秘密条约，主要内容是：东北向俄国开放，可以驻扎、运输军队、修建铁路（中东路）等。这个秘密协定被李鸿章的外国秘书泄露给了莫理循，莫立即发稿《泰晤士报》向全世界公布。西方国家群起反对，绝不会让俄国独占中国利益，而反对最力的是日本，日本与俄国矛盾加剧，不久发生在中国辽东土地上的“日俄战争”，新兴的日本打败了俄国。在一幕幕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斗争中，莫理循是直接的见证人。莫理循曾呼吁停止鸦片贸易，他支持中国进步人士的合理要求，对实现“中国人的中国”的呼声持赞同态度，他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袁世凯抱有希望。 1911年莫理循正式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曾积极为袁世凯献策，并在报道“南北和谈”时结识孙中山方面的和谈代表伍廷芳的机要秘书威廉·亨利·端纳（Donald William Henry国籍：英籍）。这个端纳也是澳大利亚人，而且也是继莫理循后与中国政治要人具有特殊关系的人物。当时的端纳是《纽约先驱报》驻上海记者。他们相会后志趣相投，成为好友，端纳将莫理循视为是尊敬的前辈，他们都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莫理循积极鼓吹袁世凯是维系中国政治稳定的不二人选，遗憾的是，他没有看清袁世凯的老成世故，不了解他在官场的纵横捭阖，他对袁世凯表面讲的公民意识和法律监督信以为真，当他看到袁世凯逐步迈向复辟帝制时，开始失望了。他直接向袁世凯表示反对改变政体实行君主制，当袁受到各方反对时，他又劝说袁世凯放弃帝制。 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认为要证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应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抱病参加“巴黎和会”，亲眼目睹列强欺负中国，连他抱有幻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允诺帮助中国的承诺下又愚弄了中国，莫理循说西方捉弄了中国人。 巴黎和会后的莫理循，已经无力再回到中国了，他得了“恶性胰腺炎”，他曾想死在中国，但是于1920年5月30日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享年仅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