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科恩怀揣着做房地产生意挣来的1万英镑回到英国探亲。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科恩应征入伍。在部队生涯里，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一战结束回到加拿大后，经济的萧条使科恩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1922年初，心灰意冷的科恩遂打算远赴中国香港发展。就在这时，孙中山给他发来信函，请他找加拿大的铁路承包商来上海，讨论修筑广州至汉口铁路的事宜。接到孙中山的信后，科恩欣喜若狂，他终于有机会见到心目中的革命伟人了。

经孙中山的好友引荐，科恩来到上海莫里埃街29号孙中山的居所。一见面，科恩就干脆明了地对孙中山说，自己想做他的保镖，永远追随他。孙中山打量了一下这个身材不算高大却结实健壮的外国青年，笑笑说：“这可是危险的活儿呀，我既没有私人军队，也没有权力保障，可想要我脑袋的人倒不少啊！”

科恩认真地回答说：“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是你的人格力量感染了我。”孙中山考虑后，任命他为副官，并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马坤”。

从此之后，人们发现，孙中山身边多了个裤袋里塞着大号左轮手枪的外国保镖。

人送外号双枪马坤

作为保镖，马坤尽职尽责，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孙中山，犀利的目光注视着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他身体强壮，拳脚功夫了得，而且枪法极准，很快便升任保镖头目．还训练了一批职业保镖。

一次，在前线视察时，一梭子弹向孙中山射来，马坤伸出左手将孙中山一推，自己的左臂却被打伤了，所幸并无大碍，战地医生马上给他做了紧急包扎。养伤期问，马坤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子弹打到我的右臂，比较严重的话，那我岂不是永远不能开枪了？于是，伤好之后，马坤开始练习左手射击。不久后，他就能左右手同时开枪了，而且两只手的射击速度几乎一样块。自此，人们称他为“双枪马坤”，这个名号也越叫越响了。凭借这对快枪，他曾多次救孙中山于不测。

但是马坤仍不时地暴露出早年的恶习。身为保镖头目，他的收入很可观，但除去吃喝，他的开销大多用在了女人身上。每个月领了薪水后，他都会到香港的花船上“找点乐子”。孙中山得知后恼怒地警告马坤说：“如果你再敢上那种船，我就把你扣起来！”马坤这才懊悔不已，向孙中山痛下保证决不再犯。

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北京逝世。当时，马坤正奉孙中山之命在加拿大采购武器。听到消息后，他立即起程返回中国。但遗憾的是，他最终没能赶上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公祭。4月2日，马坤参加了孙中山灵柩的安放仪式。

1929年，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紫金山，马坤被邀请参加葬礼，他将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西山碧云寺一路护送到了南京。他回忆说：“我是到场的唯一欧洲人。我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殊荣。但不知怎的，我无法感到高兴，即使我应该高兴。”

豪爽仗义不畏强敌

孙中山逝世后，马坤没有回加拿大，而是留在香港、广州一带寻求就业机会。1927年初，他应宋子文的邀请，到中央银行工作，专门看守储藏贵重物品的地下室，并监督金条和纸币的兑换。

抗战爆发后，马坤在香港、重庆等地一度担任宋庆龄的便衣保镖。宋庆龄出外进行演讲或募捐活动时，马坤都威严地站在她的身后。宋庆龄也非常信任他，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代言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打下了香港。马坤因为曾在国外发表援华抗日演说，被日军关进了设在赤柱岛的集中营，并经常遭受日本人的严刑拷打。马坤性格刚烈，不甘示弱，结果可想而知，他为此吃了更多苦头。日本人残忍地折磨马坤之后，把他送回牢房。马坤十分虚弱，有生以来第一次萌生了寻死的念头。

同被关在集中营的进步国际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偷偷搞到了一条船，他准备趁天黑和另外3人逃离集中营。因船上还有空位，爱泼斯坦便邀请马坤同行。马坤考虑到自己年纪大了，当时他已52岁，又有脉管炎，担心在行动中拖大家的后腿，便婉言谢绝了。不过从这件事上他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打消了自杀的想法。

1943年9月，由于交换战俘，马坤被释放，他回到了加拿大。在那里，他与一位漂亮的女性朱迪丝结婚，过起了温馨的家庭生活。日本投降后，马坤很是兴奋，他撇下妻子，只身一人重返中国。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内战的边缘，马坤很快就发现，“似乎没有人理我，整天无事可做。”于是，他返回了英国。

1955年10月3日，在英国的马坤应邀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中国驻伦敦代办宦乡邀请他访问北京。在北京，马坤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受到了宋庆龄和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在宴会中亲自向他敬茅台酒，并用英语对他说：“莫里斯，老朋友，祝你健康长寿。”马坤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回英国后向朋友说：“周总理亲自走过来向我敬酒，这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待遇。”

1970年9月，马坤病逝于英国。在他的葬礼上，除了亲戚、熟人和记者外，还有来自中国的代表。

犹太裔保镖忠心耿耿

1911年3月，孙中山在美洲宣传革命，并向支持者筹款，以支援筹备中的黄花岗起义。由于孙中山一直遭受清政府的海外追踪，在伦敦曾蒙难，所以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安全十分在意，到了加拿大后，便要为他寻找保卫人员。

这时，有人向孙中山推荐了25岁的加拿大籍犹太人科恩。他同情革命党人，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为革命者购买、运送过武器弹药。

科恩矮胖身材，为人忠诚，且枪法精准。经过考虑，孙中山先生决定挑选他作为临时护卫。在科恩的护卫下，孙中山一行从加拿大西岸出发，经中部到达东部城市多伦多，接着又前往美国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地，从3月中旬至5月底，历时两个多月。

在旅程中，科恩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做得非常认真，同时，他也被孙中山热诚宣传革命，献身民族救亡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科恩后来回忆说：自己遇到了真正的伟大人物，每一个有血性的人在同孙中山先生有所接触后，都会追随着他去革命的。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科恩还深切感受到，中国是少有的能接纳犹太人，不曾对犹太人肆行迫害的国家。这样他对中国革命的感情就更为深刻了。

短短两个月的相识，科恩对孙中山产生了强烈的敬仰和崇拜，决意为这位伟人做任何牺牲。

孙宅门口的有趣家伙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遭到陈炯明叛军的袭击，科恩得知后，立刻从加拿大出发横渡大洋赶到中国。

当年12月13日，科恩如约到孙中山的家里，孙中山对他也更加信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副官，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马坤。

直至孙中山去世，他身边也就一直有这名外国警卫忠心耿耿地相伴着。

到孙中山家里拜访的人会发现，孙在屋里常穿一件传统长袍，主客入座后，孙会叫人上一些中国烟草和烟纸，还有一些水果和一壶茶。而在外面的过道里，马坤持枪而坐，准备应付任何麻烦。

孙中山的一位拜访者罗威尔回忆说：“我在门口碰见了一个叫坤的有趣的家伙，他总是坐在前厅里的长椅上，裤袋里还塞着一支大号的左轮手枪。这使得他的裤兜鼓出一个大包，看上去怪怪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马坤已熟悉了他的工作程序，了解了不同的访客，倾听他们在孙中山书房中的动静。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客人来（有时一天会来几十位客人），我就开始观察他们的脸和穿着，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这些人下次来访时能认出他们。”

当然，也有放松的时候。白天，全家人会在后院中玩一场槌球游戏。晚上，孙夫人和孙中山坐在一起读书闲聊。作为一个影迷，孙夫人偶尔还组织放一场电影。

马坤非常尊重孙夫人，他像保护孙先生那样仔细地看护她，宋庆龄女士也很喜欢他。

1923年，孙中山在赫纳岛上挑选了一栋水泥石大楼，建起了新的基地。马坤和其他三名保镖就在顶楼孙的屋外放哨。同样给孙先生当过保镖的方良回忆说：“他们4人总躲在孙中山住的3楼上，他们整天待在那儿，天天如此。连一天都没离开过他。他们非常强壮，没有人能战胜他们。”

偶然负伤催生“双枪马坤”

除了保护孙先生外，马坤还帮助训练保镖。他们通常进行有目标的实战训练，马坤还教这些人自卫术和拳击。马坤对这些人提出忠告：“先用拳打你的敌人，如果这种方法无效，再用枪。永远不要先使用枪，不要随时拔枪。无辜的旁观者可能正在周围，如果你拔枪，就将会伤着其他人。”

总有大批的访客到指挥部拜访孙先生。访客从船上下来、上岸，然后走上码头进入院子。如果访客携带武器，必须在门口上交。

游记作家哈得·弗兰克写道：“我们在广东的几个月里，总司令几乎很少在没有夫人陪伴，或身旁没有马坤持枪保护的情况下出现，即使在半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至少是高度警戒，马坤先生寸步不离。星期日早晨，当我们有幸去孙先生的官邸拜见时，他的加拿大影子（马坤）站在对着孙博士书房出口的楼梯角落里，不仅监视我，还有我的妻子，好像非要证实她不是来阴谋伤害他的主人才行。”

在一次小规模的冲突中，一挺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擦伤了马坤的胳膊，幸运的是，现场的一位医生给他作了治疗。

这次负伤使马坤暂时休息。“打在我左臂上的子弹常常让我思考，假如子弹打在我右臂上，我又右手持枪，我将永远不能打枪了。我们一回到广东，就又弄来一支枪，也是一支斯密特手枪。我把它放在左手拿着方便的地方，用左手练习打枪。不久，我发现我擅使双枪，而且两只手的射击速度几乎一样快。”

此后，他拥有了两支重型45毫米口径的手枪，一支别在裤袋里，另一支放在枪套里。他时髦的双枪配备，引起西方社团关注。他们送给这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犹太人一个绰号——“双枪马坤”。

承续中山先生事业服务中国

孙中山把北上看成了一生辉煌的顶点，但是此刻他已是病魔缠身。 孙中山逝世前，科恩因事暂时不在北京。当听闻孙中山病逝的噩耗时，正在加拿大的马坤匆忙赶回中国，他直接去探望了宋庆龄，然后赶往孙中山灵前痛哭不止。

“当我看到孙夫人时，我泪如泉涌，我感到世界的末日到了，我十分无奈。”马坤后来回忆说，“我感到自己的一部分也被留在了那里。我只有痛苦地悼念着他，并感到我的生活现在是如此的空虚，和他相比，我的生命是那么渺小。”

此后，科恩继续尽忠于孙中山的事业以及家人，他还在中国军队中服务过。

孙中山与犹太朋友的友谊在中国也影响深远。

二战前夕，随着德国纳粹在欧洲大陆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孤立无援的犹太难民们发现几乎无处可去，而当时的中国不顾中德关系受到影响，仍然接纳了数万名犹太人。

美籍波兰犹太人索科尔斯基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发表了《孙逸仙主义》一文，以作纪念，表达了他自己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感情，文中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孙博士去世后，他的人格差不多具有宗教性的意义。”

1939年3月，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以保护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这个提议立刻引起了中国政府内部的广泛关注。虽然后来由于海岸被封锁，抗战十分艰苦，政府无力顾及落实此事，但是政府以及普通民众也都一直对犹太人进行真诚的帮助，这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