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湘鄂赣省委、湘鄂赣军区所属的红军游击队，在湖南平江县嘉义镇宣布成立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第二年1月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萧国生任第一团政治处宣传股长。

6月，被调任二团政治处主任的萧国生，随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率部抵达苏南茅山重镇——丹徒县南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宝埝(宝堰)。这一地区民众工作尚未大发动，加之土匪经常出没，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恶意宣传，“恐日症”流行。每到夜晚，家家闭户，路无行人。到这里后，萧国生同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商量后，把二团的所有人员集中起来，大讲红军的优良传统，要求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雨夜不入民宅，在外露营，不得惊扰群众。

大雨下个不停，战士们有的站在老百姓的屋檐下，有的披着蓑衣蹲在村外的大树下。萧国生受过伤的脚，每逢阴雨天就疼痛，现在又开始发作了。一连连长彭寿生想敲老百姓的门，让萧国生进去休息，被萧国生的目光制止住了。萧国生咬咬牙，忍着钻心的疼痛，一拐一拐地，到村里村外看望战士，做思想工作。当他看到一个没有雨具的战士躺在草垛边打瞌睡时，立刻将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给这个战士披上。饱受兵匪糟蹋之苦的群众，透过门缝看到这一切，无不深受感动。

“维护群众的利益，这是我们铁的纪律!”这是萧国生常常对战士们讲的一句话。

每年的夏季，苏南茅山地区的桃子又大又甜，当地的规矩是：进桃园不要钱，准吃不准带。一次，一个战士路过这里，看桃园的王大爷给他许多桃子，带回驻地分给战友们吃。萧国生知道了，立即领着他回去送钱，王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萧国生把钱塞在王大爷衣袋里说：“大爷，这是我们的纪律。”王大爷望着他的背影，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军!好军!”

萧国生是一个出色的宣传鼓动工作者。他整天生活在连队，与基层指战员肩并肩行军，脚碰脚宿营。在紧张的行军途中，他常常和战士们讲红军南方游击战争时期的故事，谈时事、讲任务，宣传人民抗战的威力。部队进入苏南地区以后，河湖港汊给来自山区的战士带来很多困难。萧国生敏锐地发现这一新的情况，及时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教育部队克服畏难情绪，要学会在什么地形下打什么仗；并带头参加各种军训，为增强部队在水网地区作战的能力，作出了很大贡献。6月下旬，萧国生奉一支队政治部的指示，在宝埝镇南二里的前隍村举办了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培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萧国生上台作报告和演讲，靠事实说话，报告富有针对性，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许多青年在训练班入了党，参加了新四军。他还经常在马背上起草传单、布告，一到宿营地就印刷、张贴，宣传动员人民，打击敌人。陈毅曾夸奖他说：“萧国生同志是一位不凡的政治工作天才，本军第二团的战斗成绩就是在他的政治工作保证之下所取得的”，“可称之为中国的模范青年之一”。

萧国生访遍茅山周围数百里广大农村。买东西时要和小学徒谈谈学文化；见农民上街，就关心地问起年成怎样，生活如何；看到娃娃，还抱在怀里逗着玩玩。他广泛地接触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当地群众都知道新四军里有一个年轻的政治处主任叫萧国生。

萧国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工干部，而且具有独特的军事指挥才能。位于京沪铁路镇江和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是敌军守备兵力较弱的据点，站内驻日军松野联队的庆江中队40余人，加上特务、伪军路警共约100余人。骄横的敌人根本不把新四军放在眼里，竟然大白天下乡抢劫，晚上开着门睡觉。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一支队领导决定，由萧国生率二团一营袭击新丰车站。

6月29口。萧国生带领排长彭贵生等四人，化装成小商小贩，潜入新丰车站，查明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萧国生决定采取夜袭的方法，速战速决。30日，他在政治动员中激动地说：“下个月就是我们党成立的生日，这次战斗，是我们向党交的一份生日礼物，每个党员，每个革命战士，要冲锋在前。现在，到了我们为党立功，为人民立功的时候了!”会后萧国生又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发动地方自卫团200余人，参加破坏铁路和电话线。

子夜，战斗打响，萧国生战斗在第一线。突击队迅速投入冲锋，杀入敌碉堡内，除用刺刀、手榴弹杀伤敌10余人外，大部分敌人据守房内，顽固抵抗。“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你们投降吧!”萧国生展开了政治攻势。伪军、路警听到喊话，纷纷逃出来投降，但鬼子仍在负隅顽抗。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将预先浇有煤油的一捆捆柴禾，堆在敌碉堡周围点燃。结果将碉堡内的全部日军、枪支、弹药、粮食，烧得干干净净，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自卫团也同时将电话线路、铁路道轨破坏，路基挖断，迟滞了敌人兵车的增援，使一支队二团二营大获全胜后，从容撤离。这一胜利，弘扬了新四军之威，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敌信心。

就在新丰车站战斗前不久的一天深夜，萧国生奉陈毅的指示，带上警卫员，到抗战前做过中学校长、区长的樊玉琳家做统战工作。樊玉琳因恐兵匪来扰，未敢回应。萧国生就在隔壁豆腐店内边等边帮助吊浆。天亮后，豆腐店的乡邻要樊玉琳放心，说这两个军人蛮有规矩。萧国生也向樊玉琳说明绝对没有干扰校长、区长安宁的意思，这次来是邀他到茅山西麓墓东村谈谈抗日工作，听听他的高见。

“老总，你们是什么队伍呀?”樊玉琳请两人进屋坐下后，按照当地的习惯称呼，小心地探问。

“我们是新四军……”萧国生操着湖南口音回答。

当时，樊玉琳并不了解新四军，以为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可他心里又纳闷，这两个当兵的为何蛮有礼貌?早饭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萧国生到墓东村去。行前，家里老小都很焦心，一再嘱咐：“早去早回。”

一路上，到处可见残垣断壁，真是满目疮痍。老百姓看到当兵的就跑，他们只好绕村走路。时近中午，到了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驻地。

很巧，团部设在樊玉琳的一个学生家。樊一到，这位学生就指着萧国生，向樊介绍说：“这是萧主任。”

樊玉琳不由得一惊，“噢”了一声，便握住萧国生的手，连忙说：“失敬!失敬!”

“樊先生，欢迎!欢迎!”萧国生和团里的领导满面笑容地将他让进屋内，非常客气地说：“请坐，请坐，中午就在这里吃饭。”

从谈话中，樊玉琳得知，这位萧主任名叫萧国生，才21岁。驻这里的新四军，是由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

初次相交，樊玉琳并不想留下来吃饭。然而，他的学生已在捉鸡；萧国生和团里的领导又一再挽留。他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留下来。

不料，樊玉琳的学生捉到鸡后，萧国生急忙喊司务长来过秤，要按价付钱。樊玉琳的学生当然不肯，两人便争来夺去，只吓得那只母鸡“嘎嘎”直叫。樊觉得有点尴尬，便上前对萧国生说：

“他是我的学生，我难得来这里，由他请客，理所应当。”

“不，不!”萧国生恳切地说：“樊先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由我们招待是理所应当。吃群众的鸡要付款，这是新四军的纪律。”结果，还是由司务长秤了鸡，这场“官司”才算罢休。

樊玉琳心潮起伏，他还没见过这样的仁义之师。

下午，萧国生陪同樊玉琳在驻地转转，一路所见使他深受启发。他感到这里与别处不同，好像是世外桃园，许多农民正忙着车水插秧，有的还高兴得唱起了歌。随着悠扬的歌声，他仔细一看，怔住了，原来那些唱歌的人，都是头戴斗笠、身穿灰布军装的新四军战士。他们三三两两地与农民混杂在一起，正帮着农民补插稻秧呢!

这情景使樊感到新鲜，振奋。一路上，萧国生和他从家事谈到国事，从屈原谈到岳飞，从北伐谈到抗日救国。樊玉琳慢慢知道了新四军原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知道了这个队伍为什么与别的队伍不同。他看清了共产党、新四军为国为民真抗日，后又经萧国生反复做工作，樊玉琳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了茅山地区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

江南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是苏南上层人士中有相当影响的民族资本家。抗战爆发后，他为自己建立了一支拥有300余人枪的武装，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千方百计地争取和利用他，而他既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又有正义感，不甘受敌顽的摆布。新四军进入江南后，虽然他看到我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不断取得胜利，心中表示钦佩，但表面上对我军采取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敢与我军接近。萧国生经过详细调查分析后，觉得争取团结纪振纲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于是在向陈毅报告后，多次给纪振纲写信，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晓以民族大义，动员其参加抗日。纪振纲逐渐由对我观望转向对我靠扰和支持。当日军将占领茅麓公司时，纪振纲便将20余挺轻重机枪、300余支长短枪，连同他的部队全部交给新四军。他离开苏南赴上海以后，又不断地为新四军筹集了一大批军饷和军用物资。

1939年3月7日，日军第十五师团第五十联队集中2000多名步骑兵和3000多名伪军，分两路向移驻上、下会的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部进行围堵“扫荡”，企图一举围歼。

这天清晨，大雾锁住了上、下会一带，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二团全体指战员惊醒了。萧国生指挥二团一营突击连冲上山坡，用五挺机关枪火力，挡住了敌人的冲锋，500多个战士由上、下会两村分成钳形，把从宝埝赶来的鬼子全部击溃。

“宝埝的鬼子胆敢黑夜袭击我军，这里头一定有问题，我们要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萧国生向团长提醒道。正在这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了南京、汤山、句容三路敌人已出动的情况。

我军先遣部队刚越过白云山，就被埋伏在高资、镇江的200多敌步兵、炮兵挡住了去路；丹阳、上党赶来的敌伪部队，从南面向马山、丽山冲锋过来；宝埝的敌人也从南面逼来，把我军围困在白云山上。

在这紧要关头，萧国生和团领导决定率部突围，留下一营一连担任掩护。萧国生把所带的文件及印章，都交准备突围的同志，自己留下来担任掩护。当他带领战士冲到西背山时，南京、汤山的鬼子骑兵，亦冲到板塘山，和我军形成对峙局面。接着800多个鬼子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萧国生立即命令机枪排掩护60多个战士，向板塘山冲峰。一场激烈的肉博战全面展开……

战斗从黎明一直打到黄昏，击溃了敌人多次冲锋，阵地前面丢下敌人200多具尸体。二团主力终于突出重围。在转移中，萧国生不幸负伤。他为了不连累其他战友突围，于是把手枪交给警卫员小王，命令守卫在他身旁的战士们火速冲出去。10多个战士一听都哭了，大家说：“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块，我们决不离开你!”萧国生严肃而吃力地说：“死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呢?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言讫，就停止了呼吸。

1939年3月16日，天阴沉沉的，山风夹着细雨，裹住了整个茅山山脉，使人感到一阵丝丝的寒意。天刚放亮，在通往薛村的路上，数千名男女老幼，怀着极其悲伤的心情，一群群地赶往聚会地点，参加萧国生的追悼会。陈毅司令员在悼文中写道：

“茅山的风雪，长江的波涛，江南数万万同胞的怒吼，都在追悼我们抗战英雄萧国生同志的死去，都在准备着向敌寇复仇!……我们应该以更大勇气来继续他的事业，流我们最后一滴血，不让敌寇生还，这就是我们在萧国生同志英灵之前的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