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他回家尽孝，一度离开官场，但这也未能中断他如日中天的官运，很快又步步高升，再度辉煌，他被调任右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金章宗泰和年间，他主持修撰《泰和律令》，体现出他在法律方面的过人天赋。他所撰的每条每款，都委曲周详，特别切合金章宗的心意，赢得章宗的大力褒扬和赞叹。金章宗曾得意地宣布：“汉有萧相国，我有萧贡，刑狱吾不忧矣”（《中州集》卷五）。出自皇帝之口，将他喻之为汉代名相萧何，这是何等的荣耀！萧贡还倡议建立法律辩护制度，对那些已经定罪的犯人，允许其亲属申辩，以减少冤假错案，此举得到朝廷的同意，深得人心。法律上的这些建树，使得他很快又坐上刑部侍郎的交椅。在向皇帝谢恩时，他特意表态说：“臣愿因是官广陛下好生之德”，引得龙颜大悦。随后，萧贡果然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因其政绩卓著，连连高升，历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使、御史中丞等职，最终以户部尚书的身份退休。一生虽有两次小小的过失，但因为他的地位和成就，都被忽略不计，免予追咎。

与其显赫的官运一起引人注目的还有他那超乎寻常的博学多才。据说，他特别“好学，读书至老不倦”（《金史·萧贡传》），著有《注史记》一百卷、《公论》二十卷、《五声姓谱》五卷、《文集》十卷等多种著作。在大红大紫的仕途中，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能有这么多的著述，相当不容易，不仅体现出令人钦佩的学识毅力，而且还表明他不只是一个达官显宦，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很有学养和成就的大文人。正因为有此二者，几十年后，元好问将他与蔡珪、完颜璹等人并列，曾深情地追忆他青年时期对他的景仰之情，说他的“名德雅望，朝臣无出其右”，说他是“敦庞一古儒，风采一名臣”（《萧斋并引》）。这两句很好地概括了他一生中中两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他的定评。但是，时间无情，与萧贡的政绩一样，他的“古儒”形象已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么多的著作，竟无一部传世，其学问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了。刘祁说他数万字的《公论》，“评古人成败得失，甚有理”（《归潜志》卷四），当非虚语。

在萧贡的一生中，“古儒”、“名臣”的身份之外，作家或者诗人的头衔，大概只能算是他的第三职业，不是他的主要成就所在。也许因为这一点，极为推崇他的元好问没有正面评价其诗文。看来，他的文学家的牌子远不如前两者响亮。

他的文章现仅存一篇《京兆府泾阳县重修北极宫碑》，写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任泾阳县令期间。该文先略考北极宫之由来，识见宏通可信，可见出他博学善辨的功夫。接着记叙道士李居实修缮之功及求记之请，趁机辩明金石碑传之类不足恃，不足以传之久远。行文老练流畅，以见解取胜，不以文采见长，这也许是他文章的特点之一。

他的诗歌全赖元好问《中州集》，得以保存了三十二首。毕竟是有涵养的文人，萧贡在现存的诗中从未流露官场轻狂得意之态。倒是不时表现在仕途奔波中的见闻及感慨。他作为上级长官，经常往返各地，督查部属，途中写出了“一年乐事能多少，强半光阴马上消”（《按部道中》）的诗句，流露出时光流逝的惆怅。这一点在他的《中秋对月》诗中更为明显：

去年中秋客神京，露坐举杯邀明月。

今年还对去年月，北风黄草辽西城。

年年月色长清好，只有悲秋人易老。

儿童不解忆长安，歌舞团圞绕翁媪。

人生宦游真可怜，不知何处度明年。

预愁老罢废诗酒，负此冰玉秋婵娟。

我生万事随缘耳，居亦无忧行亦喜。

君不见杜子闺中只独看，鄜州寂寞千山里。

这里，诗人的着眼点实际上不是个人一己之荣辱得失，不是自己的思乡怀人之情，而是着眼于人生的一般特征，对人生所产生的思考。所以，他没有像杜甫那样具体描写望月思人，而是抒发人生漂泊不定的感伤。由于他仕途顺达，决定了他的这种感伤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内容。“我生万事随缘耳，居亦无忧行亦喜”的超然自得，与苏轼等人历尽穷通得失的感悟似是而非，它是建立在人生得意基础之上的，有自我满足的心理背景。

当然，萧贡在宦游途中也像其他诗人一样，写了一些写景诗。如《灵石县》写当地（今山西灵石）风光，其中“涧近云长润，山高日易沉”两句体现出作者细致的观察工夫和出色的表达能力。《日观峰》描写泰山日出，“半夜东风搅邓林，三山银阙杳沉沉。洪波万里兼天涌，一点金乌出海心”，也是一篇佳作。

萧贡还有一首戏作，题为《杨侯画晋公临江赏梅，乐天与鸟窠禅师泛舟谈玄，不顾而去，戏为一绝，以代晋公招乐天同饮云》，写得较为风趣：

明妆冷蕊两清新，面缬浮光数爵频。

抆拭风前寒鼻液，怏来同醉雪中春。

首句写梅花，次句写对梅饮酒，第三句劝白居易，其情其景因不雅观而前人很少入诗，可是一旦写进诗歌，便显得生动有趣，结句“同醉雪中春”，很美很有诗意，与第三句恰成对照，增加了这首诗的幽默感。

此外，萧贡对金代文学的发展有过准确的概括，提出了“国朝文派”这一概念。他认为，金初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自宋入金的文人虽然都是“豪杰之士”，卓有成就，但都是“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国朝文派应该以蔡松年之子蔡珪为“正传之宗”，党怀英、赵秉文等人为代表（见《中州集》卷一）。此论强调的是金国文学不同于宋国的特征，得到元好问等人的赞成，几乎成了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