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转入米兰土木工程局。但致力于创作诗和钻研希腊文、拉丁文。

1930年，夸西莫多的处女作《水与土》问世，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意大利优秀的抒情诗人。

1935年在米兰音乐学院讲授文学。

1938年离开建筑工程部门，担任作家、电影编剧柴伐蒂尼的秘书。随后，进入《时代》编辑部任文学编辑。

1939年，他应聘担任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教授。由于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解聘并遭到官方刊物的攻讦。他是三十年代意大利晦涩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字有魔力，有绝对的字，依靠字句的安排和联系以传达感情，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48至1964年，先后在《火车头》《时报》《小时》等报刊编辑部主持专栏。

1959年“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据文档显示，最先提名卡伦·布利克森的是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他说：“这位已经74岁高龄的作家如果是具备获奖资格的人，现在就是时候了。”他的提议得到了另外两名评委的同意。但最后一名评委，瑞典作家埃温德·雍松说，意大利诗人萨瓦多尔·夸西莫多更适合，他还指出已经有4位斯堪的纳维亚作家获得诺奖了。言下之意，再让一位北欧作家获奖的话，就有点让人觉得太偏心了。尽管当年评委们因为避嫌放弃了卡伦·布利克森，但在很多人看来卡伦·布利克森配得上诺奖，不选她才是个错误。

1968年6月，因脑溢血突发而逝世。

夸西莫多这一时期的诗作鲜明地体现出“隐逸派”诗歌的特点。“隐逸派”是二十至三十年代盛行于意大利诗坛的一个流派。它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又是意大利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隐逸派”诗人回避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全神贯注于人的主观世界，着力刻划内心深处的细微的感情，表现人在现实的重压下的孤独、哀怨的精神状态。在艺术上，“隐逸派”诗人十分重视艺术形象的提炼，喜欢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借助自然景物的描绘，抒发人的瞬息间的感受。

幸福和希望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这就是诗人的无比的孤独和深沉的忧伤的缘由。诗人禁不住咏叹“夜幕在我的心中升起”，“我的心远远地飞走了，我是一片荒摸”，叹息人生，“岁月是瓦砾场”（《消逝的笛音》）。孤独的诗人又常常向青年时代心爱的人寄托情思，倾诉衷曲，寻求慰藉，因为“爱情是抵御忧伤的盾牌”（《蒂达里的风》）；或者，诉诸大自然，试图在美妙、奥秘的大自然里，探索内心的和谐（《秋》《雨和我们》）。

由此不难看出，在法西斯反动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夸西莫多写作的“隐逸派”诗歌，一方面超脱严酷的现实，沉溺于刻划内心世界的微妙情绪，流露出悲观失望的伤感，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同时，它又抒发了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年代里，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对乡土和人民的热爱，维护个性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强烈意识，有着一定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这样，“隐逸派”诗歌就具有既逃避法西斯专制的现实，又摒弃和否定这丑恶的现实的两重性。

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对夸西莫多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人经历了抵抗运动的洗礼，逐渐脱离了“隐逸派”。他认为，战争和抵抗运动“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提出了新的人的价值观念”，诗人的使命不再单单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写作“社会诗歌”，更多地追求对话，而不是独白”。他的笔触不再局限于描绘故乡西西里和个人的感受，而是扩大到遭受战争和法西斯浩劫的整个人类社会。这一时期写的诗结集为《日复一日》《生活不是梦》（1949）、《乐土》（1958）等。它们或写于抵抗运动的年代，通过诗人的耳闻目睹，反映人民的苦难境遇，严厉谴责法西斯强盗的野蛮残暴，热情讴歌同刽子手展开英勇斗争的人民的优秀儿子，或作于战后初期，表达诗人对人类社会经历的道路的思索，抒发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热切愿望。其中，《柳树枝头的竖琴》《我的祖国意大利》《我的同时代人》《致切尔维七兄弟》等一曲曲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脍炙人口的诗人。

象征

象征手法是夸西莫多诗歌最常用的手法。使用这种手法，可以扩大诗歌的视野，增强诗歌的厚重感，还可以使诗歌具备朦胧色彩，像轻雾，像彩云，在半透明的色彩中显示其非凡的美。在诗歌总体构思中，夸西莫多常用这种手法，他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把诗心用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把树、死水、镜子、胡同、桉树、青草、秋等等这些好像无关紧要的事物作为诗歌吟咏的对象，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这样的诗歌足以引起人们对作者故乡的思考，表现故乡的变化、作者的孤独、人民的苦难。作者曾说：“可有哪一位诗人不曾给自己筑起一道篱笆，作为现实世界的疆界，作为他清晰目光可能达到的极限？我的篱笆是西西里。”正是为了这个异常奥秘的主题，作者才在诗中用了那么多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深刻具体地抒写出作者的感情。在意象使用上，作者还经常用死人、古人、沤烂的木头、深井、棺木、哭泣的妇人、无名的死尸、悬吊的罪人等等恐怖景象，使诗歌显得深沉、烦闷。夸西莫多就是诞生于象征之中的诗人，他游刃有余，手法多变，在具体构思诗歌时不断使用象征，把自己的感情抒发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他的《瞬息是夜晚》《白羊星座》《死水》《莫名的悲伤》《夜鸟的巢儿》《潮夕的古老光中》《失眠》《外国城》《雨洒落过来了》《绿来自……》《另一个拉札罗》等等，都是象征手法运用得十分成功的作品。有的使形象更鲜明，意义更扩大；有的使境界更朦胧，意义更隐秘。在这些作品中，或者用十分压抑的河滩之声、化石之声来象征故乡的春天，抒写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或者用忽而青紫、忽而惨白来形容自己的心灵，描写内心的晦暗与僵死；或者用夜鸟翅翼的拍打之声去喻意幽寂的长夜，抒发作者的惆怅迷乱；或者刻画自己深入孤城见到岸边的坟茔，衬托横尸遍野的信息；或者写出一派善意和平景象，去反衬火药库爆炸的残暴……这些感受是那样的深沉、哀伤、朦胧、孤独，有一种没有界限、没有程度的悲凉，尽人们往深处去想。

比如“每一个人偎依着大地的胸怀孤寂的裸露在阳光下；瞬息是夜晚”，诗的关键句在最后一句“瞬息是夜晚”。诗用“瞬息”一词，使时空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把时间转化凝固在刹那之间。白天人们紧靠大地，孤寂的裸露在阳光之下是十分难熬的，但瞬息之间夜晚来临，那么夜晚就好过吗？既然白天人们是那样的孤寂无依，到晚上自然是黑暗一片，更加可怕，连有限的光明也看不到了。夜晚和白天一样难以忍受。在意大利，人们遭受墨索里尼的黑暗统治，白天生活艰难，晚间照样是一片黑暗，人们在昼和夜之间痛苦挣扎。作者说：“我的诗既是为北半球的人，又是为黑非洲人和东方人所写的。”如果用这首诗去观照世界，诗的意义照样是强烈的。可以说，象征手法的使用是夸西莫多的一大特长，没有象征就没有夸西莫多和意大利（西西里），就不能表达夸西莫多的忧愤与孤独，不足以显示夸西莫多诗作的隐秘特征。

追忆

大量使用追忆或回忆，也是夸西莫多抒情诗的一大特点。对追忆或回忆的使用，造成了夸西莫多诗歌的真与幻、远与近、虚与实的反复变化的艺术效果，表现出亦真亦幻、亦远亦近、亦虚亦实的扑朔迷离的画面。诗歌在这种境界中扩大了自己，创造了自己，真切地抒写出作者的情感。《素白的衣裙》中描写了作者两次见到心爱姑娘的情景。第一次是追忆，他看到自己的爱人身穿素白的衣裙，是那样安详，作者感到她用一种含情的目光注视自己，非常激动，想在姑娘的臂弯中去安享生活。第二次是真实相见，姑娘的语言急促含糊，使作者产生了不争宁死之情，处于震惊之中，这两种情景是虚实对比的景情，通过对比否定了追忆。在当时的意大利，如果作者只躺在以往光荣的花环中，那是绝对不行的，那毕竟是想象的生活，不现实的生活。而现实的意大利是痛苦的，她在召唤自己，作者必须苏醒，必须去奋斗。这样通过真幻对比，使诗歌的内容更真实，更高了一层。《故乡》是作者身在罗马广场而幻梦故乡的故事。大量使用幻想，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追念，抒发了游子思乡的真实感情。诗歌开头描写了罗马夜幕，他孤寂地坐在石凳上，凝眸天上的灿烂的点点繁星，给归乡幻梦描写出一个真实的境界，然后作者就面对闪烁的星辰，开始了故乡的追忆。首先作者梦想闻到了故乡的特殊的桂竹和生姜的清香，这是多么诱人的香味；紧接着就是见到了母亲，和母亲坐在黑暗的角落，讲述游子归乡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什么，作者没有说，他只形容了讲故事的韵味：“它好像一曲低回的乐章，袅袅不绝，又是我的忠实的伴侣，形影不离。”一定是萦绕于作者心里头的，剪不断、理还乱，没完没了的故事。作者在和母亲交谈期间感到时间短暂，怕再度离别。这时现实好像又在返回，实际上仍未返回。作者又在故乡的原野上找到了一种诗歌境界，看到了故乡丰收的麦穗，乳白色的橄榄花、水仙花，听到了夜晚赶车人轻哼的歌声，看到了车上的马灯。这首诗的主体是幻梦，现实只在开始的一小段，但是写得多么精彩。尤其是作者借幻抒情，写得又多么深刻。请看：“妈妈，我和你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我多么想悄悄地对你讲述游子归乡的故事；它好似一曲低回的乐曲，袅袅不绝，又似我的忠实的伴侣，形影不离”；“更有那西西里的夜，乡村小路扬起一溜尘烟，车轮凄凉的轧轧滚过，赶车人轻轻的哼起一支歌，那一盏清凉的马灯啊，晃晃悠悠，仿佛一星萤火的幽游。”把故乡的动景想象得那样真实，联想又那样富有诗意，显现出母子情意的深刻，乡村夜色的迷人。

语言

夸西莫多的语言使用非常严格，他借诗歌的语言去奠定诗人的现实基础。他说：“至于诗人，这是大自然独特的而又非尽善尽美的造物，他借助人们的语言，严谨而绝非虚幻的语言，逐步地为自己建立现实的存在。”在语言使用方面，夸西莫多是拒绝通俗的简单的语言入诗的。他把正常的语言结构打碎，再进行重新构建，使语汇产生新的撞击，具有最高最大的容量，去保证诗的独特性和诗人的现实性。这样的诗句在夸西莫多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如“你的影子融化了，我的幻影也仿佛夭亡，阿纳波河蔚蓝、清凉的流水微微颤动，又似乎破碎，三月明净的月光沐浴着翠青的草儿，抖擞翅膀催动我返归故乡”，把融化、夭亡、破碎、抖擞翅膀等作为中心词，破坏了原来的通俗结构，以动表静，把西西里的夜色刻画得那么迷人，不用这些反常变化，简直不可想象。《空间》作者的心是多么深沉，他能使水、星和光发出声响，其中有多么巨大的力量，然而这只是语言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有时夸西莫多用十分细腻的、永久性的语言写诗，境界产生在诗歌之外，收到一种意在文外的效果。如“喜鹊在溪边啜饮，和风把金雀花搜寻，树枝莫非要托起星星”（《死者》），在死者无人纪念、无法怀念的情况下，用喜鹊在溪边啜饮，和风把金雀花搜寻这些自然物作为对死者的纪念。这首诗把死者融入大自然之中，是一种无人纪念的永久怀念，使得境界大大提高了，是文字之外的提高。“是无限的天宇，令我心旷神怡，是清爽的夜幕下树木的宁静”（《清澈的海滩》），把自己凡人的生命和清澈的海滩相比，然而又不满足于清澈的海滩，还要追求无限宇宙和夜间树木的宁静，又产生了弦外之音。“一夕微飔吹度花木，岩石，清泉，催发出万物勃勃生机”（《将死亡抛诸脑后》），在诗歌结尾处加上这样一节似乎是多余的，但余味无穷，作者心中的生机由此表现，使篇中有了更丰富的韵味。夸西莫多还用暗示和隐喻性很强的语言使诗歌表现出一种朦胧的境界：“开阔的水面平静，在我心中唤醒古老的飓风，小小的妖魔受惊。在两个极的荒凉星球上，同我一起受震动的星在我的黑暗中显得轻盈，在快速的曦光的沟中：那是悬崖和云的爱情。我的血是你的，上帝：我们都会死去。”（《第一天》）这是一首朦胧诗，具体表现得是什么我们说不清，作者的心是清醒的，又是混朦的。文字中的水平面，飓风，小妖魔，受震动的星，轻盈，悬岸和云的爱情，我和上帝同死，这些句都有强烈的暗喻性，都能使诗歌表现出一定的朦胧境界。

音乐性

夸西莫多的诗确实具有强烈的音乐效果。他的诗歌的每一行、每一节都有音乐唤起人的心灵的效果。夸西莫多是用文字写诗，而不是用乐谱写诗, 但在读其诗时脑子时常沁沉在绵绵不绝的音乐弦律之中。他用诗歌语言创作乐谱一样的音乐美，创造了音乐一般的演奏词语。夸西莫多的不少诗歌是三句和四句一节，结尾是二句一节，这好像形成了一种程式，使诗歌配合了音乐的段落。夸西莫多还有分节不固定和不分节的诗歌，同样有强烈的音乐效果，如《外国城》的三段式和《一个遥远的城市》前两节, 每行押韵清楚和谐。尽管外国诗歌的语言像厚墙一样不好穿透，但仍能感到其中的音乐性。他不是在玩弄叠韵法和音符法而满足读者，而是使诗歌呈现出音乐美去发挥诗意，达到诗歌与音乐的和谐。

夸西莫多与蒙塔莱、翁加雷蒂并称为当代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是“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对意大利当代诗歌创作的风气起到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1930年，第一部诗集《水与土》的问世以后，他一举成名，扩大了世界影响力，逐渐成为意大利诗坛上不可或缺的诗人之一。

夸西莫多还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这使不仅使夸西莫多的人生历程得到升华，还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自此，他的抒情诗注入了“社会诗”的内涵。个人的忧郁和感喟化为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和对黑暗势力的鞭笞。夸西莫多的反法西斯创作和活动虽然给他带来的人生的一些挫折，但是却有力地抨击了法西斯势力，为人类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外，夸西莫多还精通意大利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他的翻译和研究都对当时的学术界发生过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著有文艺评论多卷。

1959年夸西莫多获得诺贝文学奖，获奖原因是：“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中国翻译家吕同六说：”夸西莫多是一个多才多智的艺术家，他对古典文化和外国文学有着精深的造诣......在意大利星汉灿烂的诗人行列里占有重要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