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08 19:12
董光昌，历任浙江大学讲师、教授、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高等学校工科应用数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高校应用数学学报》主编。偏微分方程、数论、计算几何、数学教育。
董光昌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3年助教以后，从1953年起担任讲师。1957年至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修。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979年至1981年，赴美国作访问学者两年。1986年至1994年，相继应邀赴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短期学术交流与研究工作。他在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了50多年，为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乃至中国的数学事业都作出了贡献。
董光昌几十年来潜心研究，共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4部。“船壳放样的精密光顺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1978年他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专著《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获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理论与应用》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他曾先后任中国数学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浙江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第一届常务理事；国家教委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应用数学教材建设组副组长；《高效应用数学学报》主编；《数学年刊》、《偏微分方程》等五个全国性学术刊物编委。现为浙江省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曾被评为全国劳模。
董光昌，父名董世芳，母名余德凤。1928年1月28日，董光昌诞生于江西省浮梁县南安乡横坡岗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长。他家原来家境较富裕，由于董姓同宗的另一支仗着人多想侵占他们在景德镇的祠堂，他祖父和父亲被迫打官司进行抗争。过堂在绕州府城，离家180里，往返多次奔波，备极辛劳，最后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已是家徒四壁，负债累累，只好卖了祠堂还债，并买了几亩薄田种稻，维持生计。他父亲曾想出利用荒地卖西瓜靠卖西瓜籽获利的首创点子并实施，到后来四邻乡亲群起仿效无利可图时只好作罢。他父亲年轻时体弱多病，在多次求医无效后，自己读了很多医书，后来居然治好了自己的病。后来进一步钻研医书，成了当地的名医，周围数十里内的都来找他看病。他父亲便开了一家药店，一边行医一边经营药店维持生活，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买了房子和田地。他父亲非常支持子女们上学，把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供4个子女读书上。家境的坎坷经历在董光昌幼年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对他后来的成长有着多方面的潜在影响。
董光昌在他7岁时到离家8里路的私塾读书，后来进了湘湖街南安乡中心高小就读，小学毕业后，在报考省立波阳中学的500多人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他考中学的成绩之所以突出，在于他自学开始的特别早。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时，有一次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算术问题解决了，由此开始对自学数学书本发生了兴趣，就自学六年级的课本，到六年级时已经读了不少中学课本。中学时期，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交通中断，中学里的图书并不丰富，学校也较闭塞，但他仍然坚持课余自学不间断，阅读了不少数学方面的书籍，如查里斯密大代数和霍尔乃特大代数等。
1946年高中毕业后，他和几个同学结伴沿长江而下到上海去报考大学。在船上，听人说起浙江大学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两位著名的数学家，心想到浙江大学数学系读书对自己将来在数学方面的发展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故在报考其他几所大学的同时又报考了浙江大学，最后在好几所学校都录取他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浙大。
考完大学后，因路远不能回家，因而提前若干天来到了浙大。在宿舍里，高年级同学告诉他可到系图书馆阅读，但因未注册需系主任批准方可，于是他找到当时的系主任苏步青教授，给他批了条子，就马上到系图书馆借了书自学。
大学四年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的两年，学术环境优越，名师陈建功、苏步青都曾亲授一门课并主持讨论班，其他高水平教师的授课，同学、同事间的学术交流切磋，都为他学习数学提供了好条件。同时，由于系图书馆的图书、杂志多，为董光昌课余钻研数学提供了充足的源泉。在这期间，董光昌奠定了一生从事数学事业的基础。
1953年董光昌晋升为讲师，开始给学生上微积分等基础课。由于家乡口音较重，为了让学生上课能听懂，他做了很多卡片，正面写拼音反面写字，练习正确的发音，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基本上纠正了江西口音，保证了上课质量，受到学生欢迎。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大数学系被撤销，教本科的讲师以上教师全部调离浙大，大部分书籍和杂志都调到复旦大学。在此学术环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在浙大坚持数学研究，做出了成绩，成为国内较早研究数论方面问题的学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有创新的学术论文。他对除数偏差的上界估计改进了前人的结果，并作出一新公式，从而在下界估计、平方平均值的渐进估计方面的出一系列新结果，得到华罗庚，闵嗣鹤等数学家的较高评价，并向国外来访的专家作介绍。这些结果虽然发表于50年代，但在70、80、90年代与国际重要杂志，包括数论方面最高水平的杂志Acta Arithmetica上多次被引用，成为该领域的经典结果之一。为什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仍有如此的成绩呢？主要原因是他在大学高年级已自学了Landau的三大本数论名著，对数论知识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前沿的水平。
早在1952年，受谷超豪的启发，他想到偏微分方程比数论更接近工业实际，在国家建设中应是更为有用，就开始自学偏微分方程的入门书籍。1954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为各大学能开偏微分方程开设了一个偏微分方程暑期学习班。得知此消息后，董光昌积极争取参加学习，由于浙大数学教研组仅争取到一个学习名额，他和郭竹瑞一起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去北京听课，在数学所张素诚教授家里打地铺，解决住宿问题。1955年暑假，他又自费去北京数学研究所与方程组的人一起继续学习研究偏微分方程。
1956年，周总理在国务院发言，号召全国向科学进军。董光昌希望改善学术研究的环境，向学校写了一个报告，其中叙述了华罗庚、闵嗣鹤等对他的评价，因而被校领导视为新发现了一个科学进军的突出人才，于是向省委汇报，安排他作为当年浙江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科学进军大会上的第一个发言人，并成为当年省政协的特邀委员。
董光昌于1957年考取了华罗庚的研究生，希望由此更好的改善个人科研条件，但学校领导不愿见到优秀人才离校而不予批准，最后他只好以去北京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进修的方案作为兼顾学校与个人的解决方法。在北京期间，在偏微分方程的学习上，他听了苏联专家的讲课，发表了关于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论文。
1957年，浙大数学系恢复，他于1958年返校教高年级学生课程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1961年，他招收了2名研究生，这在全国是首例以讲师身份招收的研究生，也是对他教学与科研水平的肯定。1962年又招了一名。到1964年共招收了5名。
董光昌在偏微分方程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在亚音速绕障碍物流动问题上，他改进了前人仅在低马赫数（M不超过0.7）情况下解存在的结果，到任何马赫数（M＜1）情况下解存在的最佳结果，这就是“空间亚音速流及此边值问题在更高情况下推广”一文。这是董光昌1966年准备在《数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由于“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上。此研究成果在80年代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而在他到国外访问时，国外的大学给这篇文章专门印了一个单行本。
1966年前，董光昌主要是研究线性方程，如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和蜕缩椭圆型方程。1978年后，他则开始研究非线性椭圆方程和非线性抛物型方程，在国内外又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如他在国际上第一次真正证明了具有自然结构条件下完全非线性抛物型方程狄氏问题解的存在性。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Stanford 大学的D. Gilbarg 教授评价说：“董光昌教授的工作在可压缩流的数学文献中将永远是重要的。”
除了在国内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偏微分方程的学术论文外，他还先后出版了《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和《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两部学术专著，这是他多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一书则由美国数学会列入其专著翻译系列，于1991年翻译出版。美国科学院院士L.Nirenberg教授认为：“该书含有许多很好的与深刻的先验估计，是数学估计的百宝箱。”
在“文化大革命”中，董光昌也受到了冲击，被挂了牌子靠边站，政治上受到歧视，入党转正也拖了一段时间，被归于牛鬼蛇神一类，但他同许多有为的科学家一样，当畸形的政治审查一过，就很快地投入工作。
从1970年开始，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船体数学放样，是当时六机部（司造船工业）在这方面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之一。1970年，六机部把船体数学放样定为国家造船工业发展的方向，希望将来能使中国造船工业实现自动化，全国不少省市都把它作为研究的项目，浙江省交通厅也不例外，决定与浙大数学系联合研究此项课题，董光昌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开始他和易大义、梁友栋一起到嘉兴船厂实习，向放样工人学习，用木样条与压铁作手工放样，回校后再用计算机计算数据，后来由于学校的计算机无法满足计算的需要，于是又到上海与求新造船厂和交通部船舶研究所合作研究此项目。船体数学放样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光顺？在此问题一时难于弄清楚时，董光昌的指导思想是数学放样尽量忠实地模仿手工放样，手工放样的自然放，两借借，直尺卡样都作了数学上的模拟，形成为比其他研究课题组更为忠实于手工放样，且为放样工人所喜闻乐见的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并与1978年，由苏步青推荐到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
在长时间研究船体数学放样过程中，他又花了一小段时间研究数控绘图。1976年，挪威商人来中国，在北京、上海展示他们国家的绘图机时，当场绘出船体线性图与肋骨图。上海造船工艺研究所认为，绘图机是应该买的，至于绘图软件是否要买，要看我们能否在短期内编写出不错的绘图软件。当时董光昌等正带领学生在造船工艺研究所实习，接受了这一尝试性的软件研制任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编出的软件绘图效果优于挪威的软件。先前挪威的表演者十分珍视他们的表演纸带，带不离身，到董光昌研制出我们自己的软件后他们也就不再珍惜了，研究所也不再购买国外的绘图软件，这为国家节省了购买绘图软件的数万美元经费。
1978年，他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研究项目都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且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奖。
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如船舶工艺研究所）和造船厂（如上海求新造船厂、中华造船厂等），都一直在使用“回弹法”进行船舶线型光顺。为了更加完善并丰富此方面的理论成果，时隔20年后，董光昌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上述研究内容，形成了对“光顺”含义刻画更为精确的理论体系。国外著名的计算几何专家A. R. Forrest教授认为：董的线型光顺工作是“数学与计算应用于实际问题的一个典范”。在此基础上，董光昌领导的课题组实现了船舶线型光顺过程的自动化，实际光顺效果超过国内外同类研究水平。
（三）
董光昌先后为本科生开设了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泛函分析、计算方法、混合型方程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了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完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粘性解、数据与图像处理等课程。在他近50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百折不挠，取得了重要成果，为青年人树立了榜样。1956年被共青团浙江省委选为“向科学进军”的突出代表；1965年作为浙江省劳模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78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科技人员”奖；并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94年又获得了浙江省优秀老师称号。鉴于他成绩显著，1978年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在改革开放政策贯彻实施的初期，1979年至1981年，董光昌被组织上派往美国进修两年，主要在纽约的Columbia大学与纽约大学的Courant研究所访问。在做出一定的成绩后，Courant研究所的著名教授Nirenberg 提议说，如果（董）能到更多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访问，一定会更有收获。董光昌便设法与其它大学联系，克服了费用等方面的困难，先后应邀到Wisconsin大学、Minnesota大学、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访问，又在更多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作学术报告，受到欢迎并拓广了学术交流的接触面。此后，坚持利用各种机会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成为他在研究工作方面的一种风格。
董光昌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卓有建树。自1957年浙江大学数学系重建以来，作为数学系的学术带头人，他致力于高层次数学人才的培养。他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治学严谨、学风淳厚的优良传统，为在数学系形成良好的教学和科研风气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收到成效。60年代毕业生、在海军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80年代毕业生、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邀请报告的著名青年学者林芳华（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励建书（马里兰大学教授），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与董光昌的精心培养密切相关。
他从60年代起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北京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担任重要职务的沈隆均研究员就是他在6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多年来，他共培养出博士10余名。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学识、敏锐而又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研究生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培养的博士都已成为学术骨干。其中，洪敏纯一毕业即获得了霍英东青年老师科研类一等奖，边保军、汪徐家也是天元基金项目组的成员。在他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的偏微分方程研究集体已为国内该领域中的一支劲旅。
除了科研和数学方面的贡献之外，他还在对新的学术思想学术界新生事物的判断和扶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1973年，他帮助浙江省科技局解决了是设置通用计算机还是先设置专用计算机的决策上的繁难，对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再如，70年代他带领年轻人从事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等项目的研究工作，率先在浙江大学引入了“计算几何”这一研究分支，这对日后浙江大学建立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起了奠基作用。又如，1994年，他对与应用数学关系密切的非线性科学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领域的应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在《中国科技报》、《浙江日报》、上撰文宣传，并在数学系组建了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董光昌是浙江大学高等数学研究所的倡议者和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积极争取在数学所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数学博士后流动站，并指导了多个方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不遗余力地扶持和提携青年学者，组织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不断开辟新的学科方向，为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和中国的数学事业都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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