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朝才书记是1985年12月中旬赴温任职的，此时的温州又一次处于“道路、方向”、“姓资、姓社”争论的关键时刻。由于在温州拼搏了5年，大刀阔斧地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做法遭受非议、温州路子备受质疑被调走，而董书记的到来，上面已发出了“纠偏”的信号。临行前，省里有的领导找他谈话，再三强调要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国有企业落后的局面和之前市委的做法扭转过来。他是承担着一般人并不知晓的“非常使命”来温的。温州干部群众密切地注视着这位敦厚朴实、平易近人的新书记，看他在温州这块生机勃勃而又十分敏感的土地上使出什么样的施政新招。换句话说，新书记对温州模式怎么看？对蓬勃兴起的民营经济是扼杀还是支持？这是温州干部群众极其关心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7月16日至18日，他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连续在《温州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文章，认为应该从温州的实际出发，不要片面强调所有制比例，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全面推进全市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不是什么气吞山河的政治誓言，现在听起来也不是令人感到震撼的豪言壮语，而只是说出了符合国情、顺应民意的真心话，部署的也只是从温州实际出发的具体措施。但要知道，那是21年前，“姓资”、“姓社”的神经绷得很紧的时候。在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作为温州市委书记对此作出何种决策，将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命运：要么迎合那些极左思潮扼杀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而荣升，要么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而丢掉“乌纱帽”。这实际上是自私与无私的深刻较量、为己与为民的重大抉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手托乌纱帽搞改革，体现出正气浩然的魄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