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

当获知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突遭破坏而去通知同志转移时不幸被捕。不久，作为重大政治犯被押往南京监狱，受尽残酷的折磨。

1937年“七七”事变后

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交涉，获释出狱，被安排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国际宣传和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主要研究日本情况和对日宣传。

1938年7月下旬

日军大举进犯武汉，随第三厅人员辗转来到重庆。不久，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第三厅的迫害而辞职。随后，由党组织安排，受聘为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

1940年

抱病到湘北检查工作，途中遭一次翻车、八次抢劫，病情加重。为了照顾其身体，党组织安排他到香港边治疗、边主持党组织创办的《中国通讯》英文刊物的编辑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攻陷香港，当时他在医院得不到治疗，于1942年（民国31年）3月13日病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0年夏，董维键学成回到祖国。但是迎接他的不是施展报国的机会，而是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军阀混战。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饥荒遍野，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从海外归来的博士，有不少当权者想拉拢董维键来撑门面，但他却坚持自己的气节，不愿与那些沽名钓誉、挂羊头卖狗肉的当权者为伍。

1921年，湖南省长赵恒惕邀他起草《联省自治宪法》，他断然拒绝，并且严肃地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统一，绝对不能割据、不能分治。

1922年，赵恒惕在重组的省议会时，又选他为省议员，但董维键不屑一顾，而是到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商科大学去兼课，并继续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董维键也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他与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朱剑凡等积极从事改造旧教育，培养新人才的工作。1923年11月，他任中共湘区委创办的湘江学会董事，并任校经济委员会委员。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大革命运动随之兴起。董维键的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对同乡学友翦伯赞说：“空谈经济改良，不足以救国，要救国，必须要革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还与谢觉哉、熊瑾玎等秘密筹建了国民党长沙县党部，并担任执行委员。1926年8月中旬，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他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湖南军资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省交涉署署长、省外交特派员、省清理逆产委员会委员、省财政委员会委员、省民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他还参与制订了《湖南省行政大纲》，被聘为省农民协会顾问。

对于革命工作，董维键总是兢兢业业，全力以赴，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工农一边。他曾对农工代表说：“革命事业要以农工为主力军，革命政府自当要建设在农工基础的上面，欲期革命事业之发展与革命基础之稳固，须先谋农工势力之发展与农工基础之稳固。

”他以省党部特派员名义在常德等地视察时，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于发动农民，只有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了，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特别是当他得知家乡桃源县的地方豪绅与县政府勾结，逮捕了10多名农会会员后，立即写信给县长欧阳根甲，限3日内将被捕的农会会员全部无罪释放。

1927年1月湖南邮务总工会与把持湖南邮政大权的邮务长饶略(美国人)展开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邮政主权的运动，董维键与谢觉哉、柳直苟等组成中华邮政管理权委员会，终于在1927年3月，促使国民政府下令解除饶略的职务，结束了由外国人统治湖南邮政管理权数十年的历史，一时人心大快。在与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左社”的斗争中，他坚决反击“左社”对工农革命运动的攻击和诬蔑，并将任教育厅一科科长的“左社”分子陈容撤职查办。

1927年2月，他向各县与特别区党部发出《宣传救党运动通告》，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大革命运动的罪行，号召各地开展救党运动，挽救中国革命。在3月14日召开的长沙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救党运动示威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谴责蒋介石“始终是代表封建阶级的思想，实为革命之障碍，总理之罪人”，呼吁人民起来为“反对军事独裁蒋介石”，“拥护联俄联共政策”，“继续与帝国主义及奉鲁军阀作战”，“肃清一切封建余孽”，“实现平民政治”而进行斗争。

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董维键拒绝去省府议事，他的住所“键庐”被军警搜查。第三天，他同好友张唯一秘商，决定迅速摆脱特务的追踪，潜往武汉，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他来到武汉后，同相继来到武汉的湖南部分县党部、革命团体领导人组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他与朱剑凡等5人任常务委员，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和请愿活动。

他写出《长沙事变经过情形》、《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等材料，揭露许克祥等制造的谎言，指出马日事变完全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变”，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年秋，经郭亮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曾赞扬说：“董维键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冒着危险加入党内来，这就是不简单的了，值得敬佩。”

1928年初，董维键由武汉转移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做国际宣传和情报工作。1930年，他又奉命与几个同志组织工农通讯社，领导中央交通局新开辟的由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埔北——永定陶坑进入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并负责运送工作。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将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瞿秋白、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安全护送到中央苏区，而且还为苏区采购和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期间，董维键曾利用自己著名经济学家和文化知名人士的声望，团结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合法的斗争。在1930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他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等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最后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他还撰写介绍社会主义苏联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大量文章，驳斥国民党当局的反苏、反共产主义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心如焚，先后撰写了《纪念困难中抗日民众的血泪》、《日人的中华联邦帝国计划》、《中华民族的出路》等十多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日妥协和国际联盟以调停为幌子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他还写了《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阴谋，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在上海除写了大量文章外，还出版了近十部著作和译著。他的稿费大部分都交给党组织和接济经济困难的同志，当时仅每个月的党费他就交了两百块银元。

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董维键继续留在上海中央执行局工作。1935年2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遭到一次严重破坏，大部分负责人被捕入狱。他毫不畏惧，与浦化人等重组上海中央分局，并担任宣传部部长，继续领导白区党的地下斗争。7月下旬，上海中央分局又遭破坏。当他得知和他一道工作的一位同志有被捕危险时，便不顾个人安危，跑去通知那位同志转移，自己也因此被捕。不久，他作为重大政治犯被押往南京监狱，受尽残酷的折磨。

七七事变后，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交涉，董维键获释出狱。出狱时，他已身患重病，步履艰难，但却立即赶往上海，找到党的组织，然后转赴武汉，被安排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七处二科科长，负责国际宣传和国际情报工作。他还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第三厅中共秘密小组成员之一。

董维键主持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期间，主要以研究日本情况和对日宣传为重点，他和其他同志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资料，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问题，编成《敌情研究》，分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来是重庆办事处)等单位，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还主持编写大量的对日宣传品，用飞机送到前线散发，号召日本士兵起义。在对外宣传中，因没有印刷条件，他就打印出一份份《新华日报》的英语新闻资料，这些资料比国民党印刷精美的中央通讯社英语新闻资料更受外国记者的欢迎。

1938年7月下旬，日军大举进犯武汉，董维键随第三厅人员辗转来到重庆。不久，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愤然退出第三厅，由党组织安排，被聘为国民党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1940年，他抱病到湖南北部视察政治工作，在途中曾一次翻车，八次被抢劫，身体又受到很大的伤害。为了党和民族的利益，他继续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和各种困难，来往于香港、桂林之间，为抗战和党的事业操劳。由于病情加重，党组织送他到香港养和医院治疗，并主持党组织创办的《中国通讯》英文刊物的编辑工作。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在敌人的黑暗统治下，董维键心情十分忧愤，以致病情严重恶化，于1942年3月13日病逝，终年50岁。

学问遍中西，万卷融通资卓识；

精神宗马列，廿年奋斗奋辛艰!

这是董维键逝世不久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幅挽联，表达了新华日报同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和文化知名人士董维键烈士的崇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