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1 17:10
蒋在珍(1896—1952),字丕绪,贵州桐梓县官仓乡响水田人。小学毕业即入贵州讲武堂,开始了其军旅生涯。历任黔军团长、旅长第3师师长、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师师长,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参议员(未就职)、贵州省第二绥靖区副司令,衔至陆军中将。行伍近40年后,蒋在珍于1947年离军回乡,并在其手杖上刻下了“不愿临风舞俊杰,回乡归隐伴依行”的传世名句。
蒋在珍小学毕业后,考入贵州讲武学堂,从此步入军旅生涯,先后任二十五军团长、旅长、师长,军阀混战时期为黔军周西成派系重要成员。周西成入主黔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驻黔北,并于遵义新城北大路(今延安路)口建房居住,任内于正安、道真等地镇压农民起义,令部下割取人耳领赏。1932年冬,二十五军内讧,蒋在珍与王家烈火并遵义,张贴布告说:“野战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放火。”经商会出面斡旋,勒索城中百姓10万银元后撤离遵义城。1933年贵州军阀之间混战,尤国材在云南龙云的支持下,分三路举行反攻,返驻盘江,并几次准备反攻贵阳,与王家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此外,毛光翔在遵义失守后,退到赤水,蒋在珍率部退驻四川綦江和东溪,投靠了刘湘,将其原来的3个团扩大为4个团。1935年1月,蒋在珍部进驻正安。1月18日,蒋部占绥阳,续向桐梓推进。1月21日,蒋部光复娄山关。3月27日,蒋部在湄潭围剿红军游击部队。4月9日,蒋被任命为新编第八师师长。
1935年原贵州二十五军第三师编入国民政府陆军序列,番号为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参谋长朱振民,辖二十二团,团长傅衡中;二十三团,团长李昌荣;三十四团,团长吴谦等3团。该师由四川经湖北崇阳、通城、通山调至江西修水,进行训练。1937年“七七”事变后,调至河南郑州、安阳等地构筑工事,在第一集团军长官刘峙指挥下,沿黄河活动,在郑州与中牟之间布防以阻止日军侵犯郑州。1938年初,新八师划归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二月初奉令守卫黄河两岸桥头堡及铁桥上下一线河防。与此同时日军由平汉铁路进攻河南,以土肥原十四师团为主力,由冀南南犯,以略取豫北重镇新乡和郑州为目标。敌机多架次连日轮番空袭新乡车站及黄河铁桥。守卫铁桥的高射炮群以猛烈的炮火迎击,日机不敢低飞,仓惶投弹而逃。2月24日上午10时,敌机15架,分三批轰炸郑州火车站及大同路商业区。炸塌房屋五百多间,死伤居民160多人。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惯用陆空军优势和采用中央突破的战术。为了防止敌人攻占新乡后,通过铁桥南犯郑州,命令新八师戌守黄河铁桥一线河防,并准备破坏黄河铁桥。新八师兵力部署如下:以二十二团傅衡中部位于黄河铁桥北岸与詹店间,构筑桥头堡阵地,拒敌南犯,掩护炸桥。以二十三团李昌荣部位于铁桥南端一线,沿河设防,守护铁桥。师指挥所位于铁桥南端窑洞内,指挥配置的高射炮连,加强对空警戒。独立工兵第一连作好破坏铁桥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在桥上捆绑炸药包。2月19日,新乡失守,敌进至新乡以南的忠义镇,情况紧急。宋哲元部主力由新乡沿道清铁路且战且退。新八师奉上级指示,命令独立工兵第一连王连长按红白色各三发信号弹炸桥,是日狂风怒号,尘沙弥漫,日机多次来扰,时而侦察,时而投弹,均被高射炮击退。半夜后,月光暗淡,师长蒋在珍,参谋长朱振民、参谋熊先煜等守候在指挥所前的小高地上,等候由北向南撤退的铁路员工的最后一列火车通过铁桥后,即发出规定信号,工兵连执行炸桥,声如巨雷,持续不断。计从炸桥及折除为止达两月以上,寸铁未留。该桥建于1905年,仅使用三十三年。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集合南北两路兵力,准备夹击夺取中原。6月初,正当蒋介石为徐州数十万军队顺利突围而大大松一口气时,忽报日军已于6月6日占领了开封,正向郑州逼近,顿时又紧张起来,责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迅速提出应敌方案。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强大攻势,第一战区竟提出了:掘开黄河水堤,利用黄河水淹没开封、中牟之间的铁路、公路,以阻挡日军进攻郑州的对策。5月31日,蒋介石回电批准了他们的提议。一开始,南京政府决定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铁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担任赵口掘堤任务的是豫东河防39军,限两日完成;花园口掘堤由53军万福麟部负责,由39军统一指挥。39军都是来自饱受水患之灾的安徽子弟兵,身为安徽人,谁不知道黄河决堤的严重后果,怎能心甘情愿地把家乡房屋和父老乡亲淹没在自己亲手放出来的大水中?而53军前身是张学良东北军,万福麟对“以水代兵”的战略并不热心,只派出一队人马开上河堤应付,因此在花园口工程基本上还是个空白。两边工程都没有大的进展。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心里着急。当他听说新8师师长蒋在珍去过工地,不知怎么居然提出让新8师接替赵口工地,本来新8师奉命执行“G任务”,就是一旦敌人攻破郑州立即放火焚城。原地待命的蒋在珍被赶上了掘堤放水的架上。军令如山倒,蒋在珍只好连夜让部下分头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赵口段大堤十分坚固不易破坏,而新8师驻地京水镇所在的花园口曾在清光绪年间三次决堤,该河段才是黄河大堤的软肋所在。蒋在珍当即向商震建议放弃赵口而把掘堤重点改在花园口。事关重大,商震要通大本营电话,让蒋在珍直接向何应钦总参谋长报告。何应钦又嘱咐他不要挂断电话,一会儿听简里传来浙江口音:“你说,我听着。”他听出对方是蒋委员长。听完蒋在珍战战兢兢的汇报,蒋介石没有询问细节,而是直接问他:“你保证几天掘开河堤?”蒋在珍脚跟一碰,当场大声立下军令状:“三日之内,保证完成任务!”6月6日,黔军队伍立马开上黄河大堤。蒋在珍不顾一切地督促官兵轮班苦干,使用圆锹、十字镐、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在黄河郑州赵口段掘堤,争取抢在日军进攻郑州之前放水。因位置选择不当,赵口段施工困难,而且掘堤后放水也不理想,蒋在珍将上述情况报告商震,商命他在本师防区内另行选址掘堤。当晚11时许,蒋在珍回到京水镇,决定派师部作战参谋熊先煜、营长黄映清、工兵连长马应援等人前往花园口侦察。经反复察勘,选定花园口南面的索水河靠近黄河大堤部,划了两条线,宽约50米,于次日晨开始挖掘。参加掘堤的有新八师的工兵连、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各分两班轮流作业。河堤系鹅卵石和粘连度很好的灰浆凝结而成,相当坚固,当决口挖掘开二、三丈时,水流缓缓而出。此时已是6月9日下午3时。为加快泄洪,蒋在珍调来了两门平射炮,炮兵对准花园口黄河大堤一连发射六七十发炮弹,将大堤炸开了约7米宽的口子,蒋在珍赶紧发电报向武汉的蒋介石报告:“本(佳)日下午三时许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谨闻。”当时正值黄河上游的雨季,奔泻而下的滔滔黄河水,历时4天4夜,淹没了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淮河注入蚌埠上游的淮河,淹没了淮河的堤岸,冲断了蚌埠附近的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向北经曹老集至宿县,也都成了一片汪洋。黄河汇入淮河,东入洪泽湖,经界首进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入长江,流入东海。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万余人。89余万老百姓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黄河水泛滥,在军事上形成了广阔的大片地障,给日军的西进造成了困难和损失,日军的进攻被迫停止。位于黄河泛滥区中心的日军,其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坦克、战车等辎重武器设备等,均沉入水底,不少人员、马匹被水冲走。在黄泛区东岸的日军迅速后撤,到达平汉路新郑附近的日军就组织防御和空投补给。华中日军第13师团也从淮北涨水地区撤至淮河以南。华北日军组织紧急援助,解救被困部队。由于花园口决堤,日军机械化部队南犯行动受阻,辎重弹药损失较大。
日军约4个师团陷于黄泛区,损失2个师团以上,很多无路可逃的日军官兵爬上老百姓屋顶,可那些泥糊的民房根本经不住洪水的浸泡冲刷,房屋垮塌,日军纷纷落水,淹死上万人。日军大本营原定的以淮河水运为后勤补给线、日军主力由北方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破产,日军不得不改变作战路线,岌岌可危的郑州防线解了围。延迟6年,日军于1944年4月才攻占郑州。破堤而出的黄河水不仅淹没了中原战场,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地震”。东京皇宫紧急举行的“御前会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气氛所笼罩,身穿制服的将领个个如丧考妣,全体内阁成员向脸色铁青的裕仁天皇叩头谢罪,“花园口事件”第一次重创了日本朝野狂妄的战争信念。
日本华北派遣军狼狈逃离黄泛区,退回开封以东地区,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从长江北岸又开始进攻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能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但黄河改道还是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日军的快速进攻受挫,武汉暂时解除战争警报,国民政府所有的战略部署和撤退都变得从容不迫。蒋在珍因决堤花园口而成为功臣,国民政府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奖金三千元。
新编第八师完成决堤任务后,奉命开赴陕西韩城,守卫禹门一带黄河河防,阻击日军渡河向西进犯。禹门亦称龙门,为陕、晋两省交通要冲,有公路连结。新八师以二十二团一个加强营占领禹门及东龙门山阵地,这是禹门的桥头堡,也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晋西乡宁、吉县的右冀阵地。1938年12月23日,盘踞河津的日军,以七、八联队附滕田大队为基干,加上伪军等共四、五千人,大炮二十多门,由空军配合进攻新八师东龙门山及禹门口前沿阵地。日军以飞机轰炸扫射,大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均被新八师击退。26日至29日,日军又出动飞机多架次,对新八师阵地狂轰滥炸,此时大雪纷飞,日军步兵身着白色衣服,在雪地上伪装前进,企图夺取禹门渡口和东龙门山阵地。新八师官兵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日方伤亡惨重,新八师前沿阵地官兵伤亡亦达70%以上,其中守卫云中寺的一个加强排,全部壮烈牺牲。前沿多处阵地一度失手。30日,新八师朱振民副师长命令二十三团翻山越岭,由师家滩渡河增援,从龙门山侧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收复龙门山所有阵地。此役对日寇予沉重打击,毙伤日军200多人,迫使其龟缩河津、秸山两地。新八师阵亡连长以下黔籍官兵271名,合葬于陕晋交界处的龙门山麓(此地在属山西省河津县),1987年河津县政协在墓前修建一座纪念碑。
龙门战役后,新八师进行整编,转属九十三军指挥,于1939年2月奉命开赴晋东南阳城,对中条山之日军发动4月攻势。在东泽浮山战役中,二十二团团长彭镇璞英勇牺牲,被追授为少将,遗体送回家乡贵州绥阳安葬。七、八月反扫荡战斗后,又参加侯马战役,沁水、紫沙腰等战役,新八师黔籍营长王树骥、副营长谢忠、连长龙鳞、李尚铭、排长宋绍相等相继阵亡。1939年12月,蒋国珍升任九十三军副军长,陈牧民继任新八师师长。1940年8月20日,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为配合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晋南的国民党军队,向日军发动攻势,全面出击。命令新八师担任主攻,向高平之发起攻击,连续十余日,毙伤日军100多人。二十三团第三营营长黄映清身先士卒,带领全营官兵夜袭高平的大、小野川之敌,与日军白刃肉搏,以身殉国,其骨灰护送回原籍贵州三穗安葬。此役完成了牵制白晋公路日军的任务。随后,新编第八师调防陕西,担任潼关至三门峡黄河河防任务。
1942年,新编第八师调往陪都重庆,担任警备任务。1944年9月,新八师随九十三军调往广西,参加反攻桂林、全州等战役,战斗十分激烈,日军拼死抵抗,九十三军惨败,新八师亦全军覆没,军长陈牧民被蒋介石下令军前正法。
1947年11月27日蒋在珍晋升为中将,调任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任中将参议员,但未就职,返回贵州桐梓老家赋闲。此时心中忿忿不平又无事可做的蒋在珍,在桐梓仙人山上砍了一根方竹做手杖,上刻“不愿临风舞俊杰,回乡归隐伴侬行”,以泄有功不被重用之不满。1949年国民党败退之前,蒋在珍又复出任用,担任贵州省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同年10月,贵州省主席、保安司令谷正伦实施应变计划,组织骨干训练,蒋在珍参加受训。贵州解放前夕,蒋在珍随部起义,受到人民政府优待,并出任遵义剿匪委员会副主席委员。1950年因暗中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组织黔北土匪叛乱被捕,1952年9月14日国民党第四军副军长柏辉章,新八师师长、第九十三军副军长蒋在珍等人在遵义市纪念广场(原凤凰山下鲤鱼田)公审后,在南侧空地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