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所总参议（督练所是一省督练新军的最高枢纽，督办由将军或督抚兼任，其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筹建新军。赵尔巽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蒋百里被派遣到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后为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

宣统二年（1910年），蒋百里返回北京，受邀住在“宗社党”首领良弼家中。良弼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知兵而为清末旗人翘楚。良弼看中了蒋百里，任命蒋百里为京都禁卫军管带。

宣统三年（1911年）初，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向朝廷奏请调蒋百里回督练所，蒋百里仍任原职。但因为蒋百里那时的官衔只是管带，属于中下级军官，而总参议则是上中级军官。赵尔巽特意想了个变通的法子：在奏折上避去管带官衔，而改称“留德学生蒋方震”，“以二品顶戴任用”。蒋百里在京都禁军管带任上，很受官兵拥戴。他辞卸当日，全营官兵围在他住所的门前，良弼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偷接下来。当天，蒋百里就离开北京，二入奉天。武昌起义后，蒋百里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一等军事参议。

民国元年（1912年）年底，袁世凯起用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赴任之际，就承诺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训练成最优秀的军官，如不效，则当“自戕以谢天下”。并赠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以奖掖军人当勇武善战、忠于国家。蒋百里要办一流军校的理念，与北洋政府把军校当摆设的设想南辕北辙。半年之间，经费屡屡克扣，段祺瑞所掌管的军部一再告诫蒋百里莫要改革。但蒋百里不是空谈而盲目的爱国者，在保定军校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他仍培养了陈铭枢、唐生智、刘文岛、龚浩、万耀煌等大批将帅。

民国二年（1913年）6月，蒋百里开枪自杀，被勤务兵力阻，子弹由肋骨间穿出，幸未受致命伤。袁世凯闻讯，立即商请日本使馆派军医带护士坐专车赶赴保定医治。随后蒋百里康复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将总统府军事处改组为“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蒋百里仍任参议。写成《孙子新释》，在《庸言》上发表。《孙子》十三篇，蒋百里只笺释了第一篇《计篇》，但大量运用了西方近代兵学家克劳塞维兹、毛奇、伯卢麦等言论，与《孙子》相互参证，加以阐发。

民国四年（1915年），蔡锷与蒋百里密商，佯装赞成袁世凯称帝。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入川辅佐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不久蔡锷以疾终，并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

民国六年（1917年），蒋百里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

民国八年（1919年），蒋百里撰《德国战败之诸因》，为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所引用。着手考察瑞士民兵制，这是他军事思想的重大转变。。

民国九年（1920年），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发起成立“讲学社”。“讲学社”先后邀请了四位国际名人来华讲学：杜威、罗素、泰戈尔以及杜里舒，具体事务由总干事蒋百里负责。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蒋百里代表讲学社具体负责接待工作。梁启超还组织“共学社”，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由商务陆续出版，开始几年都由蒋百里主持编审工作。蒋百里还着手与张宗祥共同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后因事忙而中止。同年冬，蒋百里还与郑振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民国十年（1921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蒋百里以学者名流身份在开幕式上作《论军事与联省自治》演说，并参与起草《湖南省宪法草案》。省宪中规定了义务民兵制，即为百里所建议。撰文《五十年来的湘军》。蒋百里还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在长沙教育会同学诸人欢迎会上演说《世界军事大势与中国国情》。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为之作序，竟写了5万多字，梁启超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问世后，《欧洲文艺复兴史》极受读者欢迎，十四个月出了三版。曹聚仁撰文《文艺复兴时代型的人物一蒋百里先生》，将其拟之于达芬奇。蒋百里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民国十一年（1922年），蒋百里发表《截兵计划书》。撰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蒋百里之母杨太夫人病逝。蒋百里随即从北京返乡葬母，后由津浦路北上，车过徐州时，他指着窗外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松坡图书馆在北京成立，梁启超任馆长，蒋百里主持编辑部。年末，蒋百里与胡适一起创办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

民国十四年（1925年），蒋百里在上海居住时，常往来于湖南、浙江、湖北三省，力求调和孙传芳与吴佩孚，未果后，蒋百里和夫人蒋佐梅化装至汉口，就吴佩孚总参谋长职，吴佩孚对蒋百里敬礼备至，呼之为“先生”。

民国十五年（1926年），蒋百里因吴佩孚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孙传芳请蒋百里担任上海商埠总办，蒋百里推辞不任，并介绍丁文江任其职。5月间，蒋百里曾赴日本治病。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上海、杭州。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总司令蒋介石命刘文岛接公进京，在三元巷总部晤谈，礼遇优渥。蒋百里指陈时局，认为当时形势对日宜采缓兵之计，不要让日本人有所疑虑引起无谓纠纷。于是蒋介石派蒋百里赴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朝野人士说明国民政府政策与组织，游说的效果很好。

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百里在上海定居，期间曾赶往北平探视梁启超。

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百里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

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百里受软禁，侄蒋复璁来探望，慰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稍后，与蒋介石达成和解。

民国二十年（1931年），蒋百里潜心研究西方哲学、佛学、历史及文学。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蒋百里出狱后，自号淡宁。时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等，都是蒋百里执掌保定军校时的学生。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们拜访蒋百里请教，蒋百里用民族大义来勉励他们。之后他们向蒋百里咨询战略，蒋百里也乐于指导。淞沪战争停止后，蒋百里居家无事，闭门课女，养花自娱，潜心著述。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原士官同学真崎说:“你们东北地广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众多，不能不求一条出路。”百里愤慨道:“那么你们强占就是了，讲什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回国后，蒋百里认为中日必有一战，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撰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奉派出国。行前与蒋介石密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蒋百里赴欧美各国考察军事。在德国，蒋百里会晤希特勒，希特勒赠以世运会纪念章。在考察中，蒋百里体会到“军民合一”“经济与国防合一”的重要性，在新作《总动员纲要》中提出“民事与军事融成一片”的建议。归国后，蒋百里大力倡议发展空军。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还碰巧成了“西安事变”的“陪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9月，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10月面见墨索里尼，11月又赴德国柏林。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蒋百里奉电考察法国，便带上五女儿蒋和离开，留下三女儿蒋英在德国完成音乐学业。蒋百里打算去法国巴黎及英国伦敦。国民政府中枢旋电促回国，预备参加国防参议会改组后之参政会。夏初，与女蒋和由马赛乘船回国，5月抵汉口。蒋百里未出国之前，即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归国后，蒋百里更每日撰文或讲演，先后撰有《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抗战的基本观念》、《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等文。10月，蒋介石委任蒋百里为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一再谦谢，愿为该校教育长，终以代理校长委蒋百里。时陆军大学设湖南桃源县，常往来湘鄂，备极辛劳，而夙病以发。为迁移学校，至桂林后，蒋百里会晤多人，演讲多次，即渐感疲惫，精神大不如前。及至宜山，更加感到体力不支，不久，心脏病猝发，于11月4日与世长辞，年仅56岁。15日被葬于宜山的鹤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蒋百里，又因蒋百里“精研兵法，着述宏富”，“入参戎幕，多所擘划和匡扶”，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民国三十七年（1947年）11月30日，浙江省政府呈准中央公葬蒋百里，由广西宜山迁葬公于浙江杭州市西湖万松岭。

蒋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蒋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民国七年（1918年）9月，蒋百里参加“欧洲考察团”，归国后发表《德国败战之诸因》一文，详细分析了当时德国的形势、政略、兵略之失败，得出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乃“军阀之祸”所致的结论，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认为军队可以决定一切的思想观点，发现比军队更加深刻而有力的战争决定因素乃是老百姓。蒋百里提出了“寓兵于农”这一全民抗战的崭新军事理念。该文与后来德国鲁登道夫将军反省德国欧战失败教训的著作《全民族战争论》，互为表里，并驾齐驱，在国际军事论坛上受到高度重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发表《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提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文中分别以蒙古人的马、欧洲人的船既是“吃饭家伙”又是“打仗家伙”为例，从而揭示了他们两度征服世界的奥秘，并以西人的国家动员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为例，对上述论点做了强有力的阐释。蒋百里把人民生活（经济）与武装战斗（国防）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大大开拓了人们对于如何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对策思路。

这种思路和1945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和1945年4月《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提的“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不谋而合。

蒋百里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蒋百里虽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蒋百里在“一战”结束不久，就著文称中日必战，并开始阐述建立国防中心区的初步构想。在为国民军草拟的组织大纲中，他建议国防建设的顺序应“以京汉铁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为此，应注意两方面的事项：“物质上之准备”和“内部治安之责任”。关于物质上的准备事项，又包括四个方面：“一为兵器，上海、广州之兵工厂应改为民间工业之用。而于太原设兵工厂，俾与巩县、汉阳成三方面兵器补充之根据地。二为装备，武胜关、兖州附近，应特别设辎重材料厂等，俾南方兵力移动至北方时，得相当之准备品。三为交通，沿津浦京汉问之东西行国道及河流，应先着手整理。四为要塞，东部各据点。视形势之必要，得为要塞之设计。”可见，蒋百里此时已注意到处于沿海、沿江的兵工企业应未雨绸缪，迁往内地，以充实和巩固内地的兵工业，防止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一旦遭到强敌入侵，沿海一带将很难防守，但中国国土辽阔，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地带，为了在战争爆发后将国家损失降至最低，应把企业迁至内陆地区，以图恢复元气。

《国防论》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蒋百里的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对指导抗战是有益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夏，蒋百里的《国防论》问世。其中着重提出了三点：杜黑主义、总动员、速战与持久。此时已值抗战前夜，他所提出的这三点，正是摆在当时中国面前必须充分认识与亟待解决的重大军事课题。面对日军侵华战争即将爆发、而当时中国空军能投入作战的飞机尚不足百架，极有可能处于被动挨打，丧失胜机的危险，蒋介石正是采纳蒋百里的意见，才从速添置飞机，扩大航空学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蒋百里作《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提出：“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这是蒋百里在对以往传统军事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不仅从战略上揭示了民众参战对战争取胜的决定性意义，也从军事人口学意义上触及了民众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本质要义。这一思想既合乎战争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因为它不再是对世界“新军事主流”的纯理论研究，而是集结了对日本国的深刻了解，并结合了中国军阀混战，拥兵割据，穷兵黩武，新军力量不堪一击，但同时中国又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的实际情况。在蒋百里提出上述论点之后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年7月，毛泽东在他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样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6日，蒋百里在柏林又写出了一篇针对抗战形势，论述速决与持久关系的重要军事论文——《速决与持久》。文章开头就提出：“以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向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就注重在‘持久’两字……”这是蒋百里在军事人口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战术问题。

蒋百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在教育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蒋百里在《教育家言》中提到：“教育者，随时势以迁移者也。处若何之时，需若何之才，则行若何之教育。苟其背于势而与之冲突也，非特所学非所用，亦不能禁其人默而息者也，则社会之乱基之矣。”他认为教育对个人、国家具有非常重要在日本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蒋百里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之教育》，标志着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军国民之教育》具体提出了军人精神教育的大纲及在学校、社会、家庭实施军国民教育的方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思想并没有很快付诸实施。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蒋百里以少将军衔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任校长一职时，才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得以部分实施。在保定军官学校。他锐意改革，使学校风气大振。当时晚清的教育应该顺应世界形势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革。

蒋百里在保定军校任职仅半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自杀事件的发生，他的教育实践也没能继续下去。后期，随着国家形式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后果中清醒地看到，提倡纯粹的尚武教育并不能把中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要想使中国崛起，还得找新的出路。民国八年（1919年），他奉命考察欧洲，这使他开始注意到了人民，意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意识到军队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人民整体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其次，二十年代，在全面了解外国国情的情况下，他开始对原来的教育思想进行反思，开始由倡导全民的尚武教育转向批判，认为这种教育是一种军国主义思想，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提倡瑞士式义务民兵制，使教育与军调和一致，军事生活与教育生活溶成一片，主张全国各界都应该联合起来，同舟共济，以实现自治。

最后，蒋百里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再次强调了纪律和精神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现代战争要求人自为战，因此纪律就不能只由上级督促，而要进化到自觉自动的遵守。军队要实施经常性的军事技术训练与多种形式的情感陶冶和精神教育。以实现人与器、兵与兵、军与军、军与国的密切结合，提高单兵及协同作战的技能，并培养起“共同一致之志操”和“全军一贯之爱国心”，使全军官兵在战争爆发后能忠于职守、为国效力。他还对岳飞所说“运用之妙，有乎一心”的名言作了新的解释。以阐明进行军事教育，保持精神上一致的重要性。

纵观蒋百里教育思想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紧跟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在面对强敌入侵时，他提倡军国民的教育，期待以军事教育的强盛、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来救中国；当看到军国民教育无法彻底地拯救中国的时候，他开始倾向于全民的教育。并一直热衷于精神教育，在精神教育的方法上，随时间变化而有些发展。蒋百里是一个军事学家，因而他的教育思想都附着在其军事思想之上，也更为重视军人的教育。他在近代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两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军事史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中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开始从事翻译是他留学日本时期，当时晚清正在进行教育改革，这时他翻译的书籍大多是教育相关。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引进外来先进思想，改变当时国人的陈旧观念，他翻译了一些思想解放相关的书籍。抗日战争前后，为了给当时的抗战提供理论性的指导，他编译了一些军事相关的书籍。此时，他通过翻译将日本关于教育相关书籍介绍到中国，希望当时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要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这也是他走向翻译之路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为《译书汇编》译书，翻译了他的第一本译作《修学篇》。《译书汇编》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为当时的中国输入了先进的思想和活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协助梁启超编《新民丛报》，并发表译作《军国民之教育》。后发起成立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当选为干事之一，负责编辑出版同乡杂志，编译《教育家言》，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创办并主编《浙江潮》，发表了译作《俄人之性质》，当时的清政府对俄国的狼子野心不甚了解，蒋百里看到了俄国的侵略野心，全面分析了当时俄国的情况，希望当时的清政府对俄国有所防备。

军事翻译贯穿于蒋百里翻译的始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救国成为了当时的时代主题。面对日本侵略的加剧，翻译外国先进军事理论又成为蒋百里翻译的重点。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蒋百里将《国防论》进行了整理和出版。为了更好地为中国军队建制提供借鉴，蒋百里编译了《新兵制与新兵法》，书中提到了中国该如何筹建国防。为了让国人更加了解日本，给当时的抗战救亡提供信心，他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本著述整理出版，告诉当时的中国人日本人必将战败，中国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蒋百里是著名的“日本通”，在《日本人》一书中，他深入剖析日本的国民性格，又从自然、地理、风土、人种特征等各方面入手，并对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民族会走到极端，欲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所谓诛求无厌，但最终“缺少像长江、黄河这样宽阔的胸怀，乃总是很难如愿以偿”。此书一出，即成为一本社会人类学的范本。

李烈钧：脑袋中装了四馆二院。四馆是博物、图书、历史、科学；二院是文学、军事。

王芸生：百里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

陶菊隐：蒋百里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不愧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他十年留学却以军事为本，日后终其生以建军工作及军人精神为其不二职志。他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自己未直接当重任，间接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对中华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响，那是丝毫不容疑惑的。

黄仁宇：1937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

薛笃弼：抗战军兴，又时在报端见其（蒋百里）本爱国热情，发救国谠论，文既雅健，理尤精致，使人读之奋发兴起，其裨益于抗战者，厥功甚伟。……其最为脍炙人口者，为《国防论》及《日本人》二书，烛外患与机先，为御侮之名言，直如暗室明灯。

傅立贤：①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中研究现代军事科学的先驱和导师，他桃李满天下。先生曾任保定军校校长，而保定军校，在我国近代建军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各省的讲武堂和我们黄埔军校的教官，主要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在民国几十年的军界中，常以作为蒋先生的门生而自豪。②先生处世深沉练达，治学严谨而渊博，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造诣之深也是杰出的，举凡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融会贯通。对西洋哲学和文艺理论，更是造诣深邃。因此常能针对时势，提出真知灼见。记得在抗战初期，当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际，国内有些人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先生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在当时的《大蒋百里报》上连续发表多次社论。特别是题为《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震动中外许多关心中国抗战的人们。（《纪念先师蒋百里先生》）

黄萍荪：蒋百里运用他那支纵横不羁，犀利精刻，富于文学、哲学、军事、政治情调的妙笔，衡断敌我之得失，以坚强国人抗战的志念。因为拿得出真凭实据，不说一句空话，故每篇一出，還迩传诵，万人钦仰。

褚道庵：他是中华民族转变时代伟大的导师，长夜漫漫中的彗星或灯塔，他常在大家苦闷中予人以安慰，彷徨中指人以光明的路途，增加人们对民族前途的乐观，加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

程沧波：蒋百里根据学识经验，鼓励青年，勖勉中年。一年来，他的言论，抵过十万军队。他现在不幸死了，但是后死的人，只要能够发扬他的精神与言论，那十万大军力量还没有动摇。（《悼蒋百里先生》，载《中央日报》）

周莹：百里先生也常在这种艰屯繁难的时候，独秉他的学养发为文章，坚定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扫除我们沉忧悲戚的情绪，如今抗战进入新的阶段，可惜蒋先生已不在人间，不能亲自提醒我们了，我们只有记住蒋先生遗给我们最后的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敬悼百里先生，应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贯彻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黄炎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挽联）

邵力子：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张宗祥：宵夜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绝鹤山傍。

章士钊：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萨苏：①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②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人“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高手。蒋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成为了现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大致如是。③蒋百里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④蒋百里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要求赴死。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人物轶事篇气高骨硬——蒋百里将军侧记》）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梁启超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道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章太炎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蒋百里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宣统三年（1911年），蒋百里从东北逃亡，张作霖素恶其人，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百里因内急，火车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

民国二年（1913年）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时，曾因校务有求于陆军部被拒，有感失信于学生，集会时在师生面前以手枪自戕，幸有侍从迅速将枪夺下。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登，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登改名为左梅。

民国十一年（1922年），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首次蒋百里开指出日本侵略的危险，说：“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3日，日军大举进攻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印证了蒋百里的战争预言。

民国二年（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该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如此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接着，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口猛开一枪。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自杀前夜，蒋百里致书寡母，称：“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及民国前途有益。遗币二百，薄田数亩，聊供赡养。”

抗日战争初期，针对当时敌强我弱、不少人士中流行“恐日病”的情况，蒋百里在《国防论》的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还提出用“国民皆兵”、“国民拼命”作为解决方法。在抗日战争中，蒋百里“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名言，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齐心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韧性战斗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11月间，蒋百里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语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此文系蒋百里潜心研究日本30多年的心血结晶，文中结语通俗易懂，直截了当，观点鲜明，一语道出了全国亿万人民抗战到底的心声，一时成为国人铭言的金科玉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蒋百里在庐山为中国国民党高级军官讲学，将其所著结成《国防论》。蒋百里一生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及世界军事状况，著作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全集》。其他著作有《孙子新释》《欧洲文艺复兴史》等。

祖父蒋光煦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

父亲蒋学烺，因生下来缺左臂，蒋光煦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杨镇和为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结过三次婚。原配夫人查品珍由父亲包办，终生未育，第二位妻子佐梅是日本人，两人自由恋爱，恩爱一生。

蒋百里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登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两人成亲后，佐藤屋登改名蒋佐梅，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战之中。冯玉祥在蒋百里死后写文章说他是被蒋佐梅用毒针杀害。蒋佐梅此后竭力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她用华语教育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

蒋百里和蒋佐梅生有五女，其中大女儿蒋昭早逝。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音域宽广优美。民国三十年（1941年），蒋英从德国柏林音乐大学毕业后，转入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研究生班深造，对古典、浪漫时期及近现代歌剧作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蒋英成为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

蒋百里的妻侄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原名查良镛，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和金庸是同宗姑侄）。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祖父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经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的人物。

蒋百里家与杭州厉氏家族、杭州钱氏家族，三家都是浙江的书香名门，且为亲族世交。

蒋百里与晚清金石大家厉良玉的长子、中国近代西医学教育先驱厉绥之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之父、教育家钱均夫既是亲戚，也为挚交。三人青少年时便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学，毕业后又同赴日本留学。1903年，蒋百里与厉绥之在日本东京一同创办了《浙江潮》杂志。回国后，厉绥之成了名医，蒋百里和钱均夫家若有人患病，均请厉绥之帮忙诊治。蒋百里女婿钱学森小时候得过两次很厉害的病，差一点夭折——一次是脑膜炎，一次是伤寒，都是在厉绥之的医治下转危为安。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拜过高堂之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厉绥之。蒋百里之女蒋英与钱学森被传为佳话的结合就是由厉绥之撮合的。

蒋百里与厉绥之二弟、抗日爱国名将厉尔康相交甚笃。两人不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还一同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随后又一起参加革命。厉尔康所著《国防与物资》一书，蒋百里曾大为赞叹，并为书作序推荐。

蒋百里与厉绥之三弟、近现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厉麟似也是刎颈之交。厉麟似曾听取蒋百里的建议，辞去了国民政府的职务，全力帮助蒋百里翻译德国军事著作。蒋百里著名的《国防论》，厉麟似即是该书隐形的第二作者。《国防论》中有不少内容都是这位翻译家襄助蒋百里完成的。

蒋百里与施承志既是亲族，也为世交。施承志是杭州厉氏家族的女婿，厉绥之的妹夫。蒋百里、施承志、钱均夫三人为莫逆之交。他们青少年时便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学，毕业后又同赴日本求学。蒋百里与施承志在日本又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蒋百里亲家钱均夫一直将施承志长子、新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之一施锡祉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钱均夫晚年，儿子钱学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随侍在侧，幸有施锡祉经常去探望并帮忙照料钱均夫，直至钱均夫病逝。

冯玉祥是蒋百里的好友。民国十一年（1922年），梁漱溟被冯玉祥请去给部队将领讲话，梁漱溟惊讶发现，冯玉祥给将领每人发的小册子上，辑录的古今名将治军格言中，除了“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他早听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这回终于眼见为实。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

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梁启超在为《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时，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

蔡锷和蒋百里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莫逆之交。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百里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世凯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同盟中人曾担心袁世凯派人追杀蔡锷，蒋百里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百里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世凯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蒋百里故居位于浙江省海宁硖石镇吴家廊下79号。这所故居原名怀萱堂，是蒋百里为纪念母亲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建造的。故居坐北朝南，为五间木结构平屋建筑。前有场地，后有天井、厢房。通面阔18.2米，通井深15米。当时谭延闿书“怀萱堂”匾，梁启超赠“慷慨各努力、闲暇辄相思”对联，今俱已无存。1984年10月被宣布为海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改造移地重建。

蒋百里旧居（安亭别墅）位于上海市安亭路46号，是具有海派风格的欧洲地中海式阳光花园住宅。别墅由馥记营造厂建造，为两层半砖混结构建筑，占地共250平方米。设计别墅的是华侨建筑师李锦沛。2005年10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蒋百里故居为市优秀历史建筑。

蒋百里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海宁市东山北麓，展览内容以人物事迹图版为主，分“情涌百里——家事与友情”、“才震四方——才学与贡献”两大篇章，并结合内容实物陈列了部分相关书籍及书法作品。

“澹宁读书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武侯祠大门右边的山坡上，为仿古建筑，亭内树有“蒋百里先生纪念碑”。该建筑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一战区参谋长兼河南省建设厅长的龚浩带领同僚修建。龚浩于蒋百里逝世一周年时，在驻防地南阳诸葛武侯祠建“澹宁读书台”纪念恩师，“澹宁”是蒋百里晚号，匾额为龚浩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