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6 20:16
蒲大义（1916年~1973年4月19日），四川平昌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昆明军区炮兵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蒲大义民国22年（1933年）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第4方面军31军92师274团连长。参加了长征。
红大毕业后，调任红五军团任侦察排长。在天全、荥经等地的反攻战中，获敌大量情报，得到首长嘉奖。1936年元月，他入红31军教导大队学习期问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结业后，任红31军274团特务连长。随之，参加山成铺、打拉池、天水铺、通渭等战斗;在长胜口伏击战中，他率领全连战士一举全歼敌军一个连。到长征结束，先后参加战斗数十次，负伤8次。“七七事变”后，蒲大义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2营7连一排长，随部开赴前线抗击日寇。在山西黎城神头岭战斗中，他以一排兵力，仅半小时打死日军百余人，首次生俘日军5人，因而受到邓小平、刘伯承的表扬，并亲自授予他银质奖章一枚，他领导的排也命名为“蒲大义排”。
1938年2月，任772团1营2连连长。在彭城战斗中，旅部为敌包围。他为掩护首长及旅部转移，便带领2连和临时配属的工兵连与数倍之敌激战一昼夜，大部人员壮烈殉国，蒲亦身负重伤，但他仍与幸存的几名人员巍然坚守阵地，致敌寸步难移，保证了首长和旅部的安全转移。战后，彭总下令记功一次。1940年8月，已升任副营长的蒲大义，在山西寿阳松塔镇战斗中，担任掩护李达首长和129师师部机关转移的阻击任务。对垒中，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在强敌包围下，他拖着又一次负伤的身子，率领仅剩下的5人，边战边撤，沿途收集被敌冲散的同志和伤员100余人，凭这支伤残队伍与敌血战5屋夜后，才会合主力。129师为表彰他的功绩，再次授予他奖章一枚。
1941年他晋任772团2营营长，率部参加反扫荡战和百团大战。由于他指挥果断，出奇制胜，受到旅部嘉奖。八年抗战中，他参战百余次，负伤6次，受奖4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19军17000余人首先发难，进攻山西上党，拉开内战序幕。时任山西独立团团长的蒲大义，奉命配合兄弟部队，奋起击溃敌军。
1946年6月，他调任386旅29团团长时，率团投入晋南战役。用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恃人多势众，向解放军阵地一次又一次猛扑，他在硝烟滚滚的战火中，一只小腿被炸断。他谢绝卫生员、救护员的抢救，只要过一个绷带缠住血流如注的伤口，继续指挥战斗。
1949年9月，他任18兵团62军186师师长时，率师参加太原战役，太原解放后，奉命向西北的甘肃、青海挺进，转而由陕入川投入解放大西南战斗。刚一解放成都，即挥师越过二郎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康定城，接着，兼任康定军分区工作，率师及时歼灭叛匪，受到兵团通令嘉奖。旋而入黔东南“剿匪”，历时半年，经百余次大小战斗，歼灭土匪3万人余人、缴枪1.2万余支，解放土匪盘踞的20多座县城，肃清了黔东南的匪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的蒲大义，率所部186师赴朝参战，抗击了美军的多次进攻。
1954年，他升任16军副军长。朝鲜战事结束归国，又再入南京军事学院继续学习。蒲大义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为国为民流血负伤，屡立战功。中央军委于1955年授予他大校军街。
1961年晋少将，并授予三级八一勋意、二级独立自由勋童、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他从学院毕业后，受命为西南军区昆明炮兵司令员。受命之日即奔赴昆明部队驻地，在大山脚下组建起炮兵部，从而祖国南疆有了一支铜墙铁壁的“保护神”其后5年，昆炮划归昆明军区时，他任该军区副参谋长，分理特种兵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冲击而被迫离开岗位，1969年底，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调他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负责全面工作。他不顾多伤多病的身躯，拖着一条二等残废的伤腿，带上家小来到热带地区的云南思茅。他征尘未扑，便同战士一道搭油毛毡棚；机器未到，又同战士刀耕火种。以极短时间组建起兵团部。各级领导机构亦相应建立，并开展工作，全线转行到生产建设。时年的思茅，荒凉、旷野，人烟稀少。3000里橡胶林与杂树野草为伍，飞禽走兽出没其中，兼之交通梗塞，燥热多雨，但蒲大义在这许多青壮年难以忍受的艰苦环境面前毫不畏葸，水葆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的青春，常与战士共一食堂吃饭，一道排队购物；遇有困难，首先想到的是干部、战士。在兵团创业的日子里，干部和战士的毡棚常遭大风、冰雹袭击成灾。每当灾情发生，他就急奔灾区察看灾情，妥善安置受灾同志后才去收拾自己受灾的“家”。偌大的思茅地区，分驻兵团上百个大小单位，在短短3年里，浦大义走了遍了所有单位和3000里胶林。
1973年2月，他终于劳累过度，病倒在床。兵团同志千方百计将其刚从死神中夺过来，他又投入繁忙的工作。4月18日，他口噙药片，参加兵团党委会议，由于积劳成疾，引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翌日逝世。中央军委特例授予烈士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