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思肖在《心史》中提到蒲家“富甲两广”，其实，蒲家不仅是一个富甲一时的巨商，而且是一个在巨商中拥有权威的首领。南宋末年，泉州逐渐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巷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从事商贸活动的蒲氏家族，也从广州移居到泉州。

《泉州名人录·蒲开宗》记载，南宋时期，蒲氏家族的一支，蒲寿庚之父蒲开宗一家，从广州迁居泉州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蒲开宗任安溪县（今属泉州市）主簿，这不是个大官。蒲开宗一家在泉州一边做官，一边发展家族海上贸易，很快成为泉州富甲一方的大户。

关于蒲寿宬的族群身份，世人多以西域人称之，其祖先应为阿拉伯人。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如明末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谓：“蒲寿庚（寿宬之弟），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的《桯史》中也说蒲家“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这记载同时证明，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蒲寿庚家谱》中记载了蒲寿宬之子蒲日和的小传，其中对其信仰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写道：“日和字贵甫，寿宬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光。”按此，蒲寿宬也应是一位穆斯林文人。

家族文化对蒲寿宬之影响

蒲寿宬出身于一个西域文化的家庭，深受家族文化的影响。水在伊斯兰文化里的意义异乎寻常，它既是安拉的恩赐，亦是洁净生命的初始元素。蒲寿宬的《心泉学诗稿》中，写水之诗尤为多，而且其字镜泉，号心泉，也都与水有关。在伊斯兰文化里，从外在来说，水是日常生活和净体礼仪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就其内在而言，水也是伊斯兰符号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兰经》说：“安拉从天上降雨用来洁净你们，消除你们对撒旦的恐惧，加强你们的信心和坚定的步伐。”（第八章第十一节）“他的权威宝座原在水上，以便他能考验你们，看你们当中谁是行为最好的。”（第十一章第七节）从前引的《古兰经》诗句可看出，水象征着造物主降雨的慈悯，水是洁净生命的初始成分，既可使身体纯净，也还包括了使心灵纯净。

我们从蒲寿宬的文化背景回看蒲寿宬在梅州的事迹，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比如“居处饮食俭约淡如也……每日汲井水二瓶，置诸公堂室，欲常目在之，而踵其武也”，这些事迹如果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就会觉得有些奇怪，大官一般都饮食奢靡，并且水也没有那么神圣。然而在蒲寿宬的眼里，“饮食俭约淡如”是自己信仰文化的饮食要求，在他看来，水是身心洁净之源。蒲寿宬的这些行为，最终延伸到清廉为民的做官道理上，也是他修心尚洁的志向所在。

儒家文化对蒲寿宬之影响

蒲寿宬除了是一位穆斯林外，他还是一位崇尚儒家思想的宋朝士大夫。其先世入华甚早，到蒲寿宬时已在中国生活了七八代，在一世祖玛呿阿时，蒲氏已迁居广州。玛呿阿特别崇尚孔孟之道，非常重视汉文化。

蒲寿宬自幼熟读经史推崇儒家思想，《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提及蒲寿宬时写道：“诗学、书学均自成名家……殿宋代之吟坛，为有明之津逮。实以循吏而兼诗人，与唐之元结等矣。”可见，他是一位汉化程度很高、受儒家文化熏陶很深的异族文人。对此，陈垣亦认为其是元代西域人华化之先导，并指出：“西域中国诗人，元以前唯蒲氏一家耳。”罗香林亦云：“宋元间，回教中人多能诗者，然除丁鹤年外，殆无能与蒲寿宬抗衡者矣。”他的《心泉学诗稿》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穆斯林诗集。

《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说蒲寿宬“性情冲淡，节操端严”。从他的诗来看，这个评价是公允的。罗香林说：“今读其《心泉学诗稿》，几无在而不充满中国儒家文士之感念。”的确，《心泉学诗稿》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位崇尚气节和操守的士大夫形象。蒲寿宬虽无儒学著作传世，但观其一生行迹，无论隐居或岀仕，儒家价值观始终在其生活和思想中起主导作用。其“每日汲井水二瓶，置诸公堂室，欲常目在之，而踵其武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便是儒家“见贤思齐”思想的一种表现，可以说正是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他才能成为一个受人民爱戴的循吏。

在梅州的主要事迹

咸淳七年（1271），蒲寿宬任广东梅州知州；咸淳十年（1274），秩满离梅。蒲寿宬在梅州虽然仅短短三年左右，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其事迹广为流传。蒲寿宬在梅州任上，主要有以下善行懿举。

勤政廉洁。蒲寿宬为官清正廉洁，理政有方，深得梅州百姓欢迎。和一般的州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不一样，蒲寿宬不但“一毫无取于民，居处饮食俭约”，而且为了让先贤遗迹能够更好地保存，他甚至还遣人回老家取自己的钱，在曾井上建石亭。如此与众不同，难怪州进士杨圭会在曾井亭的梁柱上题：“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

蒲寿宬不仅在勤政廉洁方面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而且还对属下官员督促指导、严加管教。这在他的《七爱诗赠程乡令赵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对古代如西门豹、鲁恭、卓茂、钟离意、刘矩、傅琰、元德秀等贤吏推崇备至，希望程乡令能够向那些以礼乐教化人民、以德行治理朝政之人学习。

重农兴产。客家地区多为山区，谋生不易，重视农耕，坚持以农为本，鼓励生产，这无疑对当地农业发展及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蒲寿宬在梅州期间，作为一州之长，让人民安居乐业是其主要任务。在当时，政府官员在春夏农忙时间，需要巡行乡间，劝课农桑，称为劝农。在到任梅州的次年，蒲寿宬亲自前往劝农，并写了一首《梅阳壬申劝农偶成书呈同官》，诗中充满着对农民的殷殷期望，诗曰：“举酒劝尔农，更为我侬劝。车笠虽不同，所谐此盂饭。或耕在菑畲，或耕在方寸……”

崇文尚贤。“崇文”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质。梅州是世界客都，历史上一直以崇文尚学、文教发达而著称。南宋《舆地纪胜·梅州景物记下》称“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梅州自古就有崇文之传统，这也与当地官员提倡奖助、兴学育才不无关系。蒲寿宬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示儿》中有“少年不向学，终身成愚痴”之句。蒲寿宬深知读书之重要，对于百姓之文教不遗余力地进行鼓励。

“尚贤”，这里的“贤”主要是指“前贤”，也就是以前有德行，有才能的人。《论语》中有“见贤思齐”的说法，蒲寿宬在梅州期间的行为可谓是充分体现了儒家“见贤思齐”这一提倡。如“曾井亭”的修筑及“日汲井水二瓶置诸公堂，欲常目在之，而踵其武也”，便是表现了其对南汉贤吏曾芳的敬佩，并希望成为像他那样爱民如子的好官员。

除了贤吏曾芳之外，蒲寿宬对曾经流寓梅州的刘元城亦是非常尊崇，在前任知州为纪念刘元城而建的“铁庵”里，他写道：“枯株类铁汉，瘴疟不敢侵。岁寒叶落尽，微见天地心。”（《梅阳郡斋铁庵梅花五首》）他把梅花品格与刘元城的铁汉精神相类比，充分表现出他对刘元城的敬佩。在刘元城曾经的贬所西岩，他亦将刘元城与陶渊明和韩愈相提，其《游西岩》中写道：“荐泉采菊想遗迹，奚其与侣昌黎伯。”

体恤民生。蒲寿宬十分关注时代局势，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如其诗《送使君给事常东轩先生》：“南泉昔乐土，画戟深凝香。今为雕瘵区，盐米忧仓皇。”该诗深入描述了宋元时期粤东、闽南一带食盐走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蒲寿宬还十分同情民众疾苦，关心百姓生活。

吟咏风土。蒲寿宬喜欢山水，以诗言志。他在梅州任官时，经常邀约同僚和友人游玩当地的名胜古迹。其中有明确地点的就有《仲冬下浣会同僚游东岩》《游西岩》《百花洲梅》等，在这些诗中保存了不少与当地有关的故事传说，这对于南宋时期梅州的地方名胜历史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补充。如在《仲冬下浣会同僚游东岩》中，他写道：“《图经》云：此乃仙人蜕骨之地，中有石鼓，叩之震响。”

明代以来的官修广东地方志如《粤大记》《万历广东通志》等都记载了蒲寿宬的相关事迹，可以说其在广东亦是有较大影响的循吏。而据顺治《潮州府志》（梅州大部分清初为潮州府管辖），自清顺治年间开始，蒲寿宬就被列入名宦，并被潮州府奉祀名宦祠。

在其就任的梅州（宋代梅州下辖一程乡县，后州废县存，范围大概包括今梅县区、梅江区、蕉岭县、平远县）境内，历代的地方志对其事迹都有所记载，从顺治年间开始被入祀名宦祠。

梅州境内较早的地方志——康熙《程乡县志》，对其评价可谓最有代表性，其中写道：“宋蒲寿晟（宬），咸淳七年知梅州，一毫无取于民，居处饮食俭约淡如也。见曾井遗泽在民，遣人还籍取家资，建石亭上，州进士杨圭题其梁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每日汲井水二瓶，置诸公堂室，欲常目在之，而踵其武也，邑人至今犹切景慕，今祀名宦。”

著有《心泉学诗稿》遗世，是为中国第一部穆斯林诗集。陈垣先生称其“西域中国诗人，元以前唯蒲氏一家耳”。蒲寿宬南宋咸淳七年至咸淳十年（1271—1274）任梅州知州，在梅州历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