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丞一职是用以辅佐县令的，对于一县的政事没有什么不应过问。其下是主簿、尉，主薄和尉才各有专职。县丞的地位高于主簿、尉，逼近县令，照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加可否。在公文发出之前，吏胥怀抱已拟成的案卷，到丞那儿去，卷起前面的内容，用左手夹住，右手摘出纸尾签名处，像鹅和鸭那样摇摇摆摆地进来，直立斜视，对县丞说：“您还要署一下名。”县丞拿笔望着应由自己署名的位置，谨慎地签上名字。抬头望着小吏，问：“可以了吗？”小吏说：“就这样。”然后退下。县丞不敢稍稍了解一下公文的内容，茫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较高，实权和势力反而在主簿、尉之下。民间谚语列举闲散多余的官职，一定说到县丞，甚至把丞作为相互谩骂的话。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

博陵人崔斯立，勤学苦练，以积累学问，他的学问包容宏深，境界广阔，每天都有长进，并且逐步显露出来。贞元初年，他怀藏本领，在京城与人较量文艺，两次得中，两次折服众人。元和初年。他任大理评事，因为上疏论朝政得失而被贬官，经过两次迁谪，来到这里做县丞。刚到时，他叹息说：“官无大小，只怕自己的能力不能称职。”在只能闭口无言无所作为的现实面前，他又感慨地说：“县丞啊，县丞啊，我没有对不起县丞，县丞却对不起我！”于是完全去掉棱角，一概按照旧例，平平庸庸地去做这县丞。

县丞的办公处原来刻有一篇壁记，但房屋损坏漏水而遭污损，已无法阅读。崔斯立为之换椽易瓦，粉刷墙壁，将前任县丞的名氏全部写上。庭院里有老槐四行，南墙有大竹千株，昂首挺立，好像互不相下，水声汩汩绕庭阶而鸣。崔斯立把厅屋里外打扫干净，种上两棵相对的松树，每日在庭中吟诗。有人问他，他就回答说：“我正有公事，您暂请离开这里。”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蓝田县丞厅壁记》作于元和十年（815年），当时作者四十岁，正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而作者之友崔斯立为蓝田县丞，颇不得意，所以作者为他写下这篇文章。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尉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明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愤当世之丞不得尽其职，故借壁记以点缀之，而词气多澹宕奇诡。

林云铭《韩文起》卷七：县丞一席，论国家设官之意，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及其后有避嫌之例，又有一邑无所不当问者也。文书方行，吏抱成案请署境况，不但不如薄、尉，反不如吏，犹应所知矣。至谚以丞为慢语，相訾相警，不但不成为有用之官，且不成为有用之人矣。丈夫当为雄飞，不当为雌伏。到此地位，把毕生之学问气节，俱应一刀两断，付之东流大海。即平日无所短长之人，且不能堪，况崔君乎？昌黎不便说丞当问邑事，又不便说崔君不当为丞，只痛发丞之职，例不得施用，转入崔君平日有学问、有气节，到此不得不循例而行，即以其两番喟叹之言叙入，则丞原非空设，而崔君不当为丞之意，无不俱见。末叙崔君哦松对人之言，以明其超然于用舍之外，代占却许多地步。细玩结论竟住，此后又加一语不得，真古今有数奇文。

清代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自我作祖，写得入神。章、句、字、色、香、味，无不精绝。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一：极意摹写，见其流失非一日。既为斯立发其愤懑，亦望为政者闻之，使无失其官守也。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崔斯立之为人，必有奇崛之才，而又天趣横溢。与公相见，必彼此善谑而又相敦以古谊者，如《西城员外丞》一诗。此文则纯用戏谑，而怜才共命之意，沉痛处自在言外。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晋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年间进士。任刑部侍郎时，曾因上疏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卒谥文，又有“韩文公”之称。

韩愈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文，倡导散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变化，其诗常“以文为诗”，追求奇险。于山水旅游诗，则另创一派，扩大了创作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有《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