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作文大赛

2000年，在晋江市侨声中学读高三的蔡崇达，赢得了去北京参加全国创新作文大赛的机会。那时他家徒四壁，父亲也患病卧床，根本买不起一张去北京的车票。“我当时很执着，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为了说服家人，他甚至到关帝庙“求神问卜”。校长和老师们为他筹集了去北京的路费。“那个时候，没人相信我能拿奖。”北京的冬天远比想象寒冷，穿着一件借来的军大衣，蔡崇达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场作文比赛。当他打电话告诉校长自己得了一等奖的时候，校长一度以为他精神出了状况，连忙找人去照顾他。

作文大赛后，他结识了韩寒等其他参考人员，并与他们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写作心得。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告诉蔡崇达，他得到保送北师大的资格。然而，距离高考仅一个月时，受当时福建教育政策的影响，蔡崇达保送资格被取消。这打击让他不止一次哭泣，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里好几天。坚强的他很快缓过神来，“我坚定自己要走写作这条路，距离高考仅一个月，我从理科改成了文科。”蔡崇达的惊人举动，引来老师们的反对声，不过倔强的他很快抱着文科课本复习起来。高考结束后，蔡崇达被泉州师范学院录取。

建造公益图书馆

2018年10月，《皮囊》销量突破300万册，蔡崇达决定将老家的房子建成一座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取名为“母亲的房子”图书馆。他说：“小时候做梦都想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躺着、坐着、趴着，看一日又一日的书，空间安静，阅读自由。建造公益图书馆既圆了儿时的梦想，又是一次再回家的过程，更是对社会公共责任的承担形态，希望小镇的人们可以在书籍中抵达远方。”

亲情主题

亲情是散文最常见的母题之一，绵密真切的语言指向的是作家的永恒记忆，有温暖，也有苦痛，温情、苦情、价值观传承等都是亲情散文表达的对象。蔡崇达的散文集《皮囊》前5篇都是亲情散文，深情书写自己的血脉亲情。《母亲的房子》写母亲对建房子的渴望与坚持，丈夫长年卧床，家境一贫如洗，她用瘦弱的身体支撑起整个家，她的信念是盖比村里其他人家都高的房子。表面上是为了争口气，深层次是对丈夫的爱。《我的神明朋友》写母亲去庙里获得灵魂的安定。《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写父亲面对疾病，一次次想要挣脱肉体对他的束缚恢复健康，可现实无奈，皮囊长久地折磨着他的灵魂，直至死去。亲情散文因带有不同程度的传记色彩，涉及到作家的隐私生活，对于涉及到自我内心隐秘的部分，大多下笔谨慎、蜻蜓点水，甚至细心剪裁。但蔡崇达不畏惧自我的揭露，很多都是自我解剖的絮语。他写自己对父亲去世的愤怒，骂父亲为什么那么没用，跌一跤就没了……直到后来他参观大英博物馆展览时才意识到自己没能“看见”父亲，于是写了《残疾》这篇散文，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看见”父亲，做一点挽留与告别，也和自己做个和解。

命运主题

蔡崇达小说《命运》的叙事缓慢而悠长，在“层层浪、海上土、田里花、厕中佛、天顶孔”五个回忆片中饱含着作者从几代人的故事中获得的关于命运、传承和死亡等重大生命主题的感悟。沿海小镇的人们都面临着“怎么活”“如何活”的人生问题，他们侍奉神明从而获得精神支柱，靠海吃海获得生活支持，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力量去回答人生问题的思考。作为小说主人公的阿太，平视命运，供奉神明的同时与神为友，用自己的善良和包容养育“神送来的孩子”，给他们自己最多的爱，正是这种善意和集体的“神化”构建了闽南地区的生存哲学和命运书写。与阿太闹了一辈子的“命运”，最终成了阿太唯一的“亲生孩子”，几代人的故事也会在阿太的故去中继续延续下去，她的人生故事也会出现在后辈的讲述当中。阿太身上具有坚韧的生命意识和承受苦难的生活态度，她享受生命的馈赠，与命运抗争、为伴，这种精神完成了阿太的生活主题。

小镇叙事

泉州晋江的东石镇是未被现代化脚步彻底叫醒的小镇，作者生于斯、长于斯，长大后告别故土到北京打拼，但并未脱离他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他用平实、细腻的笔触书写童年记忆、小镇记忆，“东石往事”在小镇叙事中跃然纸上，《张美丽》《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等小镇气息浓郁。“东石往事”书写作者自己的成长历程，书写张美丽、两个阿小、文展他们的人生起落，描摹闽南小镇的轮廓和小镇特有的风物——石板路、按摩店、海鲜酒楼、渔船等。蔡崇达对小镇进行细致观察和体悟，因此故乡也就带有他个人化的印记。在对“东石往事”的书写中，他关注到小镇在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张美丽热烈追求爱情，离婚后回到小镇，开海鲜酒楼、娱乐城，却被小镇人当作反面典型，死后也不能入宗祠，成为“孤魂野鬼”。小镇保守、不够开放，当娱乐城拔地而起时，小镇人却认为现代的娱乐是罪恶的，于是不断妖魔化张美丽，逼得她自杀。儿时的玩伴文展，小镇中小学读书时取得的优秀成绩带给他满满的自信，怀抱梦想和一身的泥土味去城市读书，但城乡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差别以及过度关注自身生理缺陷，让他从自信走向自卑，长大后在城市和小镇都无法安身，既失去家乡又无法抵达远方。香港回来的阿小，穿戴时髦，肉身却安放在落后的乡镇，和小镇上带着海土味的另一个阿小形成强烈的对比。香港阿小带坏了小镇阿小，香港阿小可以回香港，而小镇阿小只能留在小镇上继续堕落。在个体的成长历程中，小镇与大都市存在差异，小镇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慌乱、无所适从。追望往事，作者没有明显道德、情感倾向上的批判，更多的是对故乡小镇人的“看见”，让读者产生诸多思考，或感叹、或惋惜。

仪式化场景描写

仪式化场景描写不仅是叙事策略，而且是文本意义和内涵阐发的途径。皮囊和灵魂该如何安放的主题贯穿散文集《皮囊》，并通过仪式化场景来完成哲学追问——安放好灵魂。蔡崇达在散文集文本里描写的仪式具有厚重的精神寄托。《残疾》写接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家时的跨火苗仪式，“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就被阻挡在门外”。跨火苗仪式寄托了渴求皮囊恢复康健、重塑洁净灵魂的良好愿望。仪式常常与诉求表达紧密相连。《我的神明朋友》写母亲自从祈愿生了儿子以后常常去向神明祈祷，有时是倾诉，有时是讨要她丈夫康复的预言，有时甚至是撒娇和耍赖，而摆供品、点香火、投掷圣杯等仪式是每次必做的。仪式弥补了语言表达的薄弱，母亲对父亲深沉的爱体现在她一次次的求神问卜之中。父亲去世后，母亲为父亲找灵，忙碌地奔走于各个庙宇，请神明把丈夫的灵魂引回家。“你其实只是在找个方式自我安慰。”作者这样对母亲说，但母亲仍坚持这么做，还让作者在庙门口喊着父亲的名字，让他“回家”……其实，母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安放自己灵魂的仪式。

无论是《皮囊》还是《命运》，都是个人生命中关键时刻的觉醒。自我对他者的观察，对世界的观照，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蔡崇达非常独特的个人美学风格、写作风格，这非常了不起。这种风格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真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庆祥评）

蔡崇达作为新生代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为广大学弟学妹们树立了榜样。成功培养一批批优秀的学生，才是高校真正的成功。蔡崇达是泉州师院因材施教成功的典范，将为学校今后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泉州师范学院原院长屈广清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