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5 03:59
蔡智堪（1888-1955），原名扁，以字行。祖籍河南，台湾苗栗人。1888年12月13日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在日本经商，往来日本、南洋间。由陈少白介绍，加入兴中会，交往日本政经界人士，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16年掩护蔡锷由东京，经台湾、香港，转赴云南兴师讨伐袁世凯。1927年冒险手抄“田中奏折”，后公诸于世；并邀日本民政党人永进柳太郎一同调查皇姑屯事件，取得弹片为证，田中内阁因而塔台。后因“田中奏折”事件被捕，在狱十年，在日本、印尼的财产也被没收，返回台湾后，仍受监视。1945年后，蔡为中国国民党特别党员。1955年9月29日因病逝世。
蔡智堪是台湾苗栗县人，12岁随父亲赴日留学。毕业后，他在东京经营贸易商行，自备轮船往来于日本至新加坡等地，收入颇丰。
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在18岁时，加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广泛结交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开始参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秘密活动。后来受聘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行辕顾问，即地下情报员，由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单线与蔡智堪联系。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段狂妄宣言出自《田中奏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其计划已经成为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骤说明书。
1928年4月，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员中野刚正等人，突然收到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小邮包，内装东北大饼一张。
坐在一旁的中野刚正看到说：“品尝一下中国点心可否？”蔡智堪哈哈一笑：“大饼要烤制才好吃。”婉言拒绝了中野。散席后，蔡智堪破开大饼，发现里面果然夹有王家桢的密信：“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
蔡智堪深知，这次任务充满艰难险阻，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他决心冒险一试。
蔡智堪觉得，采用金钱收买最高机密这种方法难以奏效，不如利用日本政客间的矛盾，智取奏折。蔡智堪打探到，《田中奏折》出笼后，遭到日本保皇派和民政党的抵制，日本内务大臣牧野伸显（民政党顾问）和保皇人士急于将这一阴谋公诸于世，希望世界舆论阻止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
考虑周全后，蔡智堪利用自己在日本政界的关系，很快与牧野伸显达成协议。牧野伸显安排自己小妾的弟弟、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秘密接应蔡智堪潜入日本皇宫。
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乔装成图书修裱师，随身携带牧野伸显送来的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领路，进入皇宫的“皇室书库”。
在《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一文中，蔡智堪回忆：“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点50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机将奏折拍照下来，但是夜里天黑又无法使用闪光灯，只好采取抄写的办法，“我将碳酸纸（半透明的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他花费两个晚上才描写完毕。
之后，蔡智堪专程从东京前往奉天（沈阳），把抄录文件面交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次日返回日本。事后他把自己在东京的一栋房子提供给山下勇居住，又付2.5万日元作为对山下勇的感谢和报酬。
王家桢收到抄件后，立即派人翻译成中文，并定名为“田中奏折”，呈报给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经张学良批准，作为机密文件印刷了200本，发给东北的军政要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措施时的参考，同时报送南京国民政府。
1931年5月，蔡智堪被派调查日本人在长春蓄意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他以记者身份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延吉调查团，然而因为他没有中国护照，被吉林警方拘留。公安局怀疑他是日本间谍，为了澄清身份又不暴露真实意图，他只得发电报给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后又写信给其两位秘书胡俊、赵卓凡。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接到蔡智堪的求助电报和来信后，随即两次函告延吉镇守使吉兴，证明蔡智堪真实身份，要求赶快放人。
经历这番曲折之后，恢复自由的蔡智堪搜集到有关万宝山事件的情报，1931年7月由外交秘书办公室呈报给张学良。
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呈文中写道：“窃据日本东京蔡智堪秘密情报内称，若槻内阁藉万宝山事件以示威于北满，一举而欲造成其新势力于长春近郊，以便坚固其所得之长赉路利权，以朝鲜当局煽动韩民迫害华侨……万宝山事件系乃若槻内阁对北满施威之试金石，恳我政府必须以强硬的与之对抗，虽须牺牲亦不可以辞，方可使彼了知示威难得成功于北满，我可一劳而永逸。”从这份电文可以看出，蔡智堪的调查，证实了万宝山事件是日本企图侵略中国东北的又一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