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2008年8月大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确定，并颁发证书后，他随即向文化部发去了推荐《浮生六记》卷五抄稿申报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二批名单的函文。

蔡根祥从文学、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这本佚文典籍重新面世的意义。不过，随后大陆文化部经审查，认为“此件记中山部分的内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浮生六记》的第五记，遂定位第五记，证据不足”。

2009年9月16日、24日，蔡根祥又两次上书文化部，他说，“详读其文，细端附图，乃得知手抄稿确实为钱泳所写”。在最后一次上书中，他直批文化部某些学者的论断“主观草率、昧于事实、莽定是非，缺乏公允性”。或许是因为言辞激烈，有大陆网友便收集了蔡根祥这三次函文，取题“台学者炮轰文化部”。

“后来还是没有回音，我就想说要透过其他渠道，给总理陈情一下。”蔡根祥介绍道。

就在蔡根祥孜孜不倦地为大陆保护《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奔波的过程中，彭令又有了惊人发现：《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岛赴琉球途中，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

他告诉香港媒体，《海国记》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表明，琉球国西部领域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另经考查，清人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之久。

“由于中日两方都没有真正占领钓鱼岛，因此‘有效占领’这些国际法原则就无法作为法理上的依据。反而是‘先占’的历史依据变成两国对其进行主权争夺的主要依据。如果发现的新文献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会增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析指出。

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以东，隔冲绳海沟，为日本琉球群岛，即今日本冲绳县。冲绳县前身即为与中国有500多年称臣纳贡关系的琉球王国。从明朝洪武初年开始，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册封使赴琉球王国，往返都经过钓鱼岛。从那时起，钓鱼岛就载入中国史册，到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琉球国王接受明王朝册封已有11次。

我国现有多部历史文献能明确证实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这当中包括嘉靖十三年册封使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其中清楚地记载了他从福建福州发航，经台湾基隆，东北行，经钓鱼岛，再抵琉球王国的航程。此外，还有后来其他册封使所著的《重编使琉球录》、《使琉球杂录》等历史铁证。

而金灿荣认为，“新文献的发现不只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个力证，其实它对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当时的海外认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蔡根祥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彭令现已带着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来到了北京。据他了解，很可能是他给温家宝的书信起到了作用。“我最期盼两点。”他说，“一是让《浮生六记》这份资料能够得到好好保存；二是能让它公开发表，让两岸读者和研究者都能看到、研究、欣赏公开的资料。”

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岛唯一的古代名人墨宝——清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沉寂百余年后面世。香港《文汇报》专访这一佚文墨宝的收藏者、研究者彭令，揭开这一震惊两岸四地及日本学界的钓鱼岛重要史料，与文物发现的幕后详情。 据悉，此乃钱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书，为古代书法作品，更有日本藏家获悉后，表示愿出600万元高价，收购该书。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称，他已上书温家宝总理：“今天《中山历记》(《海国记》定稿)部分抄稿，重现人间，不唯学界雀跃，读者亦莫不欣喜。国家以保护珍贵古籍立场，自当视如随珠赵璧，捧手呵护，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刻不容缓！是以据闻日本人对此手稿，觊觎切切，愿出高价罗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学既失瑰宝，复令历史丧逸明证。”

沈复《浮生六记》，文学经典，海内外广为传诵；自清代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刊印前四卷至今，一百三十多年间，文化界、出版界中人一直都在努力搜求第五、六两卷佚文。

历史轮回巧合的是，沈复《浮生六记》佚文第五记《海国记》，在他随使经钓鱼岛至琉球200年后，在大陆文藏界浮出水面。2008年6月17、18、21、24与25日的香港《文汇报》，连载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日本、台湾学界研读、电询、包括收藏的意愿，使彭令应接不暇。但时至今日，由于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学者尚未有一睹其真颜者。

而在过去一年对佚文《海国记》的潜心研究中，彭令更有惊人发现：钓鱼岛早在200年前即归属中国的证据。彭令向记者介绍，《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岛赴琉球途中，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

据彭令介绍，该册《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是清代中期著名学者钱泳的手抄本，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显然，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浮生六记》研究专家、《<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的作者、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开设“《浮生六记》赏析”课的蔡根祥教授告诉记者，《浮生六记》第五记中的真实记载，足以表现清代时中国与琉球国的交往，特别是两国民间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据了解，钓鱼岛又称钓鱼台和钓鱼屿。日本主张对钓鱼岛列屿拥有主权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日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此点意在声称日本人为钓鱼岛列屿的发现者。“册封琉球国记略”页，第8、9行明确记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查阅上文，其时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闰五月，详细的表述，即“(1808年闰五月)十三日辰刻，(作者沈复)见钓鱼台，形如笔架。”此处沈复所记见到钓鱼台(岛)的时间，比日人古贺辰四郎“发现”的年代足足早了76年。况且，经过查考，这部清人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台列屿)的时间早61年之久。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中国早于日本发现钓鱼台(岛)，该岛理应属于中国，这又增加一个法律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