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3 14:14
： 男
中宣部老干部局书记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
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主席 ，
《党建》杂志社主编
曾挂职铜川市市委副书记。
薛启亮的家乡在贵州省织金县牛场乡。那是一个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山区，山里有很多天然形成的山洞。在薛启亮小时候的记忆里，有许多就是关于山洞生活的。他说，“记得在三、四岁时，我就曾在山洞里住过”，“那时候为了躲避土匪，老人带着我们到山洞里去避难，虽然当时很艰难，但也不觉得太苦。我们就是在吃苦中长大的。”
薛启亮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由于生活条件很差，吃穿都很艰难，在学校里只能穿补疤衣服御寒，穿草鞋走路。“那时候家庭贫困，母亲每个星期只能给我买一双草鞋”，薛启亮说：“而我小学时又特别喜欢打篮球，一个星期一双草鞋，两三天就穿坏了，其他时间只好打赤脚。”除了穿草鞋外，薛启亮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直到读研究生，穿的都是补丁套补丁的衣服和裤子。他说： “我当时觉得这也并不是太苦，觉得很自然，因为我这个人苦惯了。”
艰苦的生活无法阻挡薛启亮勤奋学习的愿望。他说，“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苦，也没有太高的追求，只想能找到一个平台干点实事。”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织金一中近百名高中生只有寥寥几人考上大学，薛启亮考取了贵州大学历史系。从山沟里第一次走到省会贵阳，由于他艰苦奋斗，大学四年成为了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1967年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省革委秘书处工作。没想到两三年之后，省革委秘书处遭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结果薛启亮被当作“臭老九”赶到基层劳动改造。1970年，他被下放到贵州比较偏僻落后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机厂，先后做过翻沙工、车工、装配工，干过不同工种的活。
“那时候每天干活都非常累”薛启亮说，“特别是干翻沙工，要蹲在地上干活，时间长了站起来时就两眼直冒金星”。多亏了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吃惯了这个苦。
当时，来到农机厂工作的大学生多达上百人，其中也不乏北大、清华毕业的高材生。薛启亮回忆说：“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繁重的劳作，有些人感觉心理压力很大，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但我没有消沉，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奋斗会让我实现自身价值。所以，在那种动乱环境里，我仍然沉下心来读书。白天拼命干活，晚上挑灯夜读。我自修了文史哲经法各门学科，这些知识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由于薛启亮在农机厂表现不错，不久，厂里就把他调到子弟小学当了校长。后来又入了党，到农机局五七大学当了教导主任，最后，还把他调到州农机局当科长。虽然工作在不断变迁，但他却一直没有把书本丢下。就这样，一直奋斗到了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的那一年。
1977年，国家恢复大学本科高考制度；1978年，国家又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这让薛启亮看到了希望，他决心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在报志愿的时候，他只填写了两个志愿，一个是本省的最高学府--他的母校贵州大学，另一个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由于他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自学的专业比较多，此次报考研究生他没有报自己大学时攻读的历史专业，而是报他最喜欢而又久已向往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专业。有些人对他的选择表示质疑：“你也太狂了吧，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而且又不是北大毕业的，你能与北大学生竞争吗？”但薛启亮的回答是：“考大学时，没能实现去北大的愿望，我一直感到非常遗憾。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决不能放弃，我要考北大，一定要争取实现到北大读书的愿望！”
虽然薛启亮嘴上这样说，但他心里也深知，报考北大的确压力重重。因为，全国共有上千人报考北大哲学专业，最终只录取五个人，自己会成为那五位幸运儿中的一个吗？对于这个问题，薛启亮心中也没有数。
没过多久，这场决定薛启亮一生命运的考试就开始了。薛启亮日夜刻苦攻读，为考试做了充分准备。
经过残酷的竞争，薛启亮终于脱颖而出，通过初试他顺利地进入了复试的九个人之中。这是首战告捷，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只有在复试中胜出，他才能够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望--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无疑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是一场更加严酷的拼搏。薛启亮至今还对当时前往北京大学参加复试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时我没钱买有座位的票，只好买了一张站票上了火车。好在我随身还带着一大包书，于是我就用书垫在屁股下面，权当座位。到了夜间，车上的旅客都睡觉了，我就从屁股下面一本接一本地把书抽出来，借着车厢里暗淡的灯光阅读。那时候的火车走得很慢，从贵州到北京整整走了三天两夜，我也就读了三天两夜的书。到了北京大学后稍事休息，第二天就参加考试。先是笔试，然后是口试，笔试顺利考完，口试却特别紧张。当时的口试是北大邀请了北京几所重点院校的专家集体主考，本来连续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就很疲劳，再面临这样严肃的场面，心里的紧张劲儿就甭提了！但我还是努力克制自己紧张的心情，沉着应对，使自己的才智得到充分发挥，考试最终取得圆满的成功，到此我心里的紧张情绪才彻底放松。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以后，我就跑到颐和园游览休息，由于太累太困，不知不觉间在一个长廊下睡着了，一直睡到晚上9点多，公园禁园查夜的员工见我在那里睡觉，便把我叫醒，我急忙爬起来拎着包走出了颐和园。”
考试结束的第二天，薛启亮买了火车票准备返回贵州老家。临行前，他去看望了主考官、北大哲学系知名教授熊谦先生。熊先生对他说，你考得不错，回去再好好准备一下第二外语。听了这句话，薛启亮感到有希望了。果然回到贵州后不久，便收到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
薛启亮是个闲不住的人
作为中宣部原办公厅主任、《党建》杂志总编，尽管已经从一线退了下来，但那颗从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寻找实现理想平台”的心，让他更愿意投身于公益事业，为老百姓更多地办实事办好事。他仍然兼了许多社会职务，就像他担当北京大学首届研究生会主席时为学生争取正当权益那样四处奔波，忙忙碌碌，热情而不懈怠。这正如他所说的：“我读书、奋斗，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平台，创造一种条件，更好地为老百姓办事。当你办好一件事情，老百姓对你非常感激，你心里也会感到坦然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