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下半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读书。在上海大学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传》、《通俗资本论》、《辩证唯物论》以及《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受到启发，开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民国16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参加了上海大学学生军，同工人纠察队并肩战斗。

1927年秋，上海大学被封闭，薛尚实南下，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找寻党组织。1928年2月，由刘啸甫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店员总工会属下的烟纸业工会，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浦东与沪东区烟厂作宣传、组织工作。

1934年初，调到天津，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其时，河北省唐山市工联会发动开滦煤矿工人举行同盟罢工，他立即赶往开滦煤矿指导工运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下半年至民国25年春，他先后组织发动唐山市启新洋灰磁厂、黄仓丰和天津市北洋纱厂、码头、六合沟煤矿等厂矿、行业的工人，为实现工人的生活温饱、生产安全等迫切要求，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并发起北方铁路工会筹备会，统一指挥华北铁路工人的斗争。在此期间，薛尚实按照北方局的指示，多次往返于天津、广东之间，着手恢复建立广东等南方地区的党组织。

1936年4月，刘少奇到达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纠正了北方党组织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改变了过去公开暴露的斗争方式。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方针和刘少奇的指示，使华北工运得到扎实的发展。

同年6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

1937年4月，薛在香港主持了党员干部训练班，讲解党的工作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从而使学员提高了思想水平，加强了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他要求学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公开的救亡团体，与爱国群众汇成强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在此期间，他注意对设在香港的全国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农工民主党等党派、团体的团结合作关系，与上层民主人士如何思敬、李章达、谭平山等人相互交往，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是年9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张文彬到广东，正式组成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薛任组织部长。此后，张文彬、薛尚实决定全面审查党员，从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党的队 伍。薛尚实负责审查香港、澳门、潮汕、兴梅地区的党员，并加强与越共、菲共、马共的联系。

1938年春，薛与张文彬、黄文杰等一致认为，成立中共广东省委的条件已具备。经中共长江局批准，于4月正式成立中共广东省委。省委书记为张文彬，薛任省委组织部长。6月，薛尚实离开广东时，广东地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建立起中共香港市委、香港海委、广州市委、琼崖特委、潮汕中心县委、梅县中心县委、东莞县委、中山县委、南顺工委等。

是年6月起，薛在武汉、南昌、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浙江省委代理书记，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苏中抗日联合总会主任，苏北城工部长、苏北盐阜地委宣传部长等职。

1940年1月任东南局党校校长，进入新四军游击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北线后勤司令部副部长、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等职。

1949年冬至1959年夏，先后担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

于1977年10月逝世。1978年12月27日，中共上 海市委决定为薛尚实平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党籍。

知名工运先驱，华南党建功臣

1926年秋，三人赴沪考入由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上海大学，其时，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均在该校担任校务或任教，薛尚实因此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开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据晚年薛尚实回忆：“我的革命生涯始于上大，我与上海的渊源也从上大起头。”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4岁的薛尚实参加了上海大学学生军，同工人纠察队并肩战斗。“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关系破裂，上海大学被封闭，薛尚实遂南下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辗转马来亚、香港，重回上海找到党组织，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工人夜校教员作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烟纸业工会党团书记、上海纱织业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成为沪上中共工运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薛尚实利用自己夜校教员的合法身份，发动烟厂工人参加抗日总同盟罢工，并组织成立“抗日救国会”“工人反日会”，参加“抗日义勇军”，募捐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1933年10月，为了重新燃起华北地区工运之火，薛尚实受组织委派，抵达中共北方局天津所在地，担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北方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天津、唐山等地的工运。1935年4月，发起成立北方铁路工会筹备处，统一领导华北地区铁路工人斗争，迅速使华北地区工运得到蓬勃发展。

1936年6月，两广地方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着“抗日反蒋”的旗号，发动“两广六·一事变”。其时，两广地区的党组织大多停止活动，但广大爱国青年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仍然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亟盼中共派员指导两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广西当局派出代表到达天津同中共北方局联系。为了团结抗日力量，进一步巩固发展抗日的形势，薛尚实奉北方局和刘少奇委派南下广州，肩负着在两广重建华南党组织的重任。薛尚实辗转香港、广州、广西等地，联系上一批中共党员，通报北方局派遣他南下的意图。随后，他一边逐步恢复华南各地党组织，一边从高校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吸收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入党，迅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与越南、菲律宾、马来亚等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

“西安事变”前的八九月间，为加强对党的建设和适应迅速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好引领抗日力量发展壮大，薛尚实报告刘少奇并得到批准，在香港建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此后，他以南方临委的名义，选派得力党员干部，致力恢复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党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共西江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中共广西省委工委、中共香港临时工委、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中共广州市委、中共潮汕工委、中共韩江工委、中共大埔县委及福建一些地区的党组织，恢复了中共琼崖特委。后来“南临委”的发展延伸到云南、江西、湖南等地。

与此同时，薛尚实一边在香港主持党员干部训练班，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一边协助张云逸、云广英深入设在香港的全国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农工民主党等党派、团体，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如与上层民主人士李章达、彭泽民、谭平山等密切交往，广泛建立抗日救亡运动。薛尚实一系列恢复基层党建的工作，以及扩展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卓有成效，让华南地区党组织迅猛恢复重整，走向令人振奋的崭新局面。除广东之外，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也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并与福建地区，以及中断联系多年的琼崖特委重新恢复了联系。

转战华东华中，执掌同济校政

1938年4月，因发生“南、市纠纷”（南即南临委，市即广州市委），中央派张文彬改组“南临委”，正式成立“南委”（直属延安中共中央领导，同年12月调整为中共长江局领导），薛尚实因“南临委”的设立未获中央批准，违反组织程序；其与所辖的广州市委书记王钧予，因信息沟通不畅，产生对问题认识不一致等原因，被中央警告“各打五十板”，改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不久，为适应抗战需要，中央指示撤销南委和广州市委，成立广东省委，薛尚实因省委不设副书记一职，更深层次实因其的党内“警告”处分，仅担任组织部部长，无形中令薛尚实在党内的位置实际上后退了一步。

7月，长江局安排薛尚实离职学习，薛尚实要求调离南方重返北方，长江局讨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这样，薛尚实离开了战斗了整整两年的华南地区。

此后，薛尚实转战到闽浙、华东新四军根据地、华中游击区，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东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党校校长，苏中区各界抗日联合总会主任，苏北阜东县委书记，苏北敌工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华中军区人民解放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北线后勤司令部副部长，胶东区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青岛市准备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中共地方组织要职。从薛尚实的职务变动，可以看出这位在工人运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共先驱不计个人得失，绝对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哪个岗位，都保持了一名老党员的革命本色，兢兢业业一如既往。

新中国成立后，薛尚实荣任青岛市委副书记、书记。1953年1月调任上海市委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为革命工作四处奔忙的他，再次回到了踏上革命征程的大上海。恰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厦门大学等11所高校的土建系悉数并入同济大学，师生人数一下子翻了好几倍，而同济大学在上海的多处校区仅留下四平路的工学院为其所用，教室、宿舍、饭堂等设施明显不足。薛尚实一边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经常深入教职员工和学生中间，嘘寒问暖，听取办学意见，支持专家教授大胆开展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一边组织师生利用课余劳动建校，同心协力建起两幢极具中国复古主义风格的教学楼——同济“南北楼”，同济园著名景点“三好坞”等经典建筑，扎扎实实打造出今日同济园的雏形。

军事干部出身的薛尚实当年在大学专业结构、教学秩序、校园建设、科学研究等高屋建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成立科研管理机构，鼓励教职员工和学生开展科研创新，承担国家若干重大科研项目，如设计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上海歌剧院、研制成功全国第一台液压挖掘机、在上海高校率先召开第一次学生科学技术讨论会，开启中国大学科学研究之风潮，全面开展毕业设计等等。

薛尚实执掌同济大学期间，一手抓校建，一手抓教育规划，他高度重视学校科研，而且“很有教育家风范”，筹建开设了工艺、建筑经济、城建三个系，开辟了新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率先开展函授教育，成立函授部。从而在专业结构、教学秩序、校园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为同济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妻子：丘顺云、钱君洪

儿子：梁永宏、梁永增、钱晓平

女儿：梁育新

据了解，薛尚实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与童养媳丘顺云在梅州育有两儿一女，长女梁育新、次子梁永宏、三子梁永增，目前均已离世。长女梁育新生有一男孩，在中山做生意；次子梁永宏生有两个儿子，移居南洋马来西亚沙捞越；三子梁永增生有三女两男，长女教书，次女做助产士，三儿梁英俊，原为梅县电子工业公司企管股干部，四女在珠海特区印刷厂，五儿在广州做生意，现五人均退休赋闲在家。而薛尚实在抗日根据地阜东，与革命战友钱君洪结为伴侣后，亦生有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因当时生活条件不好，三个女儿都先后夭折了。艰难生存下来的儿子，12岁小升初时，为避免受被错划成右派的父亲连累，便随了母亲的姓，改名为钱晓平，退休前为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原副主任、教授，生有一男一女，均定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