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20 22:47
藏族治印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而且博大精深，表现的内涵极为丰富，用途十分广泛，它使用于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对外交往等方方面面。最迟至甘丹颇章时期，藏族治印艺术在民间世俗社会中使用已相当普及，如买卖契约、支差还债，签订盟约合同，社会交往、文书往来，喜庆哀伤活动等，莫不以治印为相互信赖之凭证。 藏族社会自有治印历史以来，上层统治阶级就有对下属各首领、要员、部属、所任职位、学位，颁发赐封相应治印的规范制度习俗。其封赐还分有乞印、颁印、启印（即用印或钤印）、封印、撤印及换印等成套规定。 藏族治印艺术经历古老而漫长的发展历程，并在社会上有着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藏族金石治印艺术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随着文字的规范律定已广泛使用于王朝政、教、军事的政令、策封、信物等方面，并成为吐蕃王臣，将帅、僧俗官吏权利和地位的标志。在吐蕃王朝时期，朝庭中就实施了具有等级差异规定的装饰服装的章饰，是用不同金属质材制成臂章以区别官位的大小：一等瑟瑟（翡翠）、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每种又分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臂章钉在方圆三寸的粗毛布上，悬挂在臂前。
据巴黎版《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选》载，当时吐蕃文献已广泛有钤印制度，印文采用图文合壁型及纯文字型印皆有之，如方印中刻一飞犬，配以文字，有站立的展翅大鹏图形。有着僧侣装的双人坐象，旁刻以装饰雍忠万字图形，大鹏、“十”形雍忠图形，均为藏族古老的原始宗教笨教最崇拜的创世先祖图腾和苯教教徵。可见其藏族治印艺术一开始就有着源自本土数千年古老文明积淀的一脉相承的本性特质。
佛教的传入、藏文的规范使用和吐蕃王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昌盛，无疑给藏族治印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提供了发展契机。作为藏族文化的一部份，治印艺术自然随之应用于佛教活动的各个领域，并成为神、佛、高僧们大德权力和神圣威严的象征。以至在民间出现了将高僧大德、喇嘛上师的手印、脚印也直接作为神圣印契而顶礼模拜供奉的传统习俗，并由此引伸出了藏民族独特的“让迥”文化。
萨迦时期，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萨迦派五祖八思巴· 洛追坚赞被忽必律大汗封为国师之职，其后八思巴奉命创蒙古新字，忽必律诏令全国颁行。并赐号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更赐玉印。此时期先后共有14位藏地高僧相继担任国师、帝师之要职，在朝庭和地方任官职者不计其数，藏地和中原交往频繁，作为权力象征的金石治印艺术也成为官方上层和民间世俗交往联系的重要的媒介体式，使用更为普遍，元朝所赐印文大多为八思巴文篆刻体，印文分阴刻、阳刻和双勾阴刻等多种形式，字形变化丰富，形制规整、端庄秀美，布文自然，印章边框较粗阔、厚重，与印文形成强烈的对比，黑白粗细互为映衬，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整体和谐统一，雕刻刀法洗练，讲究章法，强调金石味，印纽造型考究，多为双龙盘纽，风格呈现出一种凝重、大度、壮美的王者之气。对后期藏族金石艺术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其中尤以元代皇帝所赐封之印为代表。
元代帝王之官印印材以玉为尊、一品二品用玉、三至五品用金，元代赐封给帝师，国师之印皆为玉质，可见萨迦派僧人所受元帝之礼遇是何等显赫尊贵。
其时，元朝特设“铸印局”，其官印有的为八思巴篆文、有的一半为汉文，一半为八思巴文，同时，此时期花押印的使用也最为普遍，形式多样，其外形有鱼、鸭、琵琶、葫芦等形状，多为朱文，在形式上突破了先期方、圆的造型。这种以抽象图案为饰的变体印，后在藏地十分盛行，并融入佛教题材的典型纹样而演化成为肖形印。
明朝延续了元朝崇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的政策，并沿用了众封多建的治藏方略，继续封赏藏地高僧任国师、帝师之要职，藏汉在宗教、文化上的往来不断，关系密切。这一点对帕竹时期时期的治印艺求颇有影响，其印也以朝廷封赐大印为典型代表。如：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白玉印，龙纽，高8.3厘来米，方形，边长12.8厘米，汉文九叠篆文体，罗布林卡藏，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却贝桑于永乐四年应召去南京，次年建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乃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右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并赐玉印。
灌领顶国师阐化王印，象牙印，龙纽，高7.5厘米，方形，边长4.4厘米，汉文九叠篆文体，罗布林卡藏。此印是明朝皇帝封给西藏帕莫竹巴首领的封号。
多吉锵达赖喇嘛之印，木纽铜印，宝珠纽，高11.5厘米，方形，边长11厘米，印文为八思巴篆体字，罗布林卡藏。这是顺义王俺答汗赠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印。
噶玛巴印，玉印，高5厘米，长方形，边长6.9厘米X5.8厘米，藏文体，藏罗布林卡。
朵儿只唱图记，象牙印，狮纽，高6.1厘米，方形，边长5.2厘米，梵文体，款识：右上“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左上“大明万历戌子年制”，藏罗布林卡。
这一时期满蒙藏加强联盟，藏传佛教受到极高尊崇。承德有仿桑耶寺、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建的寺庙，在北京建有藏传佛教寺院三十多座，佛塔无数。随着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和地方性活佛系统的建立，清廷也加强了对藏地的关注，除达赖、班禅喇嘛外，清代先后共封授176名藏蒙喇嘛为“呼图克图”，即转世活佛，赐印厚赏，成为定制。而对藏地高僧和官员册封清颁达赖、班禅喇嘛的治印除所赐八世达赖喇嘛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旦喇达赖喇嘛之宝”为玉印外，都是纯文字金印。
藏族治印艺术所使用的材料品种，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藏族治印艺术所使用的材料品种，有玉、金、银、铜（铜印又分紫铜、黄铜、白铜、混合铜）、铁、锡、水晶、石、木（木印又分为红木、檀香木、黄杨木、桦木等）、角质、象牙、兽骨、玛瑙、还有民间传说的天降石、天生雷铁等数十余种之多。其所用的材料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不同质地的治印，代表治印持有者的不同地位和权力，或位尊或平庸，视印一目了然。
玉印，为汉地治印中最显贵至尊者，多为君王印，称玉玺，国家的象征，并视为镇国之宝，不能随便使用。但至元朝以来，藏族僧人在朝庭任国师、帝师者二十多人，各中央王朝为了表示对藏传佛教和西藏地方僧俗首领的尊崇，赐给西藏的印信也有相当一部分为玉印。如元朝所赐“国师印”、“帝师印”、“白兰王印”；明朝所封“灌顶国师印”、“法王印”。明封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给玉印。清代所赐八世达赖喇嘛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旦喇达赖喇嘛之宝”玉印，故藏族治印中之玉印主要为元、明、清、朝庭所赐。
金印，藏族人视金为神圣、富贵、吉祥。故佛以金身至尊，绘画以纯金描为贵，佛塔、建筑以金碧辉煌为神圣，就是高僧、活佛圆寂后的法体也用纯金涂之以“金身”供奉。藏族早在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前期已用金印封赐显贵功臣。
银印、铜印是根据藏族地方官员的职位和品极颁赐，次于金印。
铁印，藏族地方的官私治印多用铁印。藏族僧俗文化人还喜将治印通体铸以各种吉祥图案和纹样装饰，作为腰挂饰物随身携带之俗。
水晶印：晶莹秀丽，但其质坚易碎，难于雕刻，故很少采用。西藏现存“傅出元鼎”等水晶印，乃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所赐。
象牙印：象牙被藏族人视为可以防身避邪的名贵珍稀，喜用作男女之饰物、手圈、项珠、发枯、手枯等，由于象牙质轻、细腻、便于镂刻，又历久不损，故多喜用作治印。现存象牙治印较多，最主要的有明世宗所赐“灌顶国师阐化王印”。
木印：因其材料遍地，多为世俗百姓私印或官方复治印，由于历代中央王朝所赐印和藏族上层所用之印均为玉、金、银质，极为珍贵，但不便携带和保管，故多复制成木印或木纽铁印，供平日钤盖。
藏族的印文图形，可分为纯文字型、图文合壁型、象形型三大类。此外，还有独特的吉语印章型。
纯文字型印
印文文体呈多样化，现有的印文有古藏文、藏文、八思巴文、汉文、满文、蒙文、汉文九叠篆文、印度文、尼泊尔文、回文、英文以及多种藏文的书写体文和梵文，而以藏文、八思巴文、汉文为多，梵文较少。其中又分纯藏文、八思巴文、梵文及汉文，并出现了藏梵文合壁式、汉藏文合壁式；汉藏满及藏满蒙三体文合壁式、八思巴、藏、汉三体文合壁式、汉藏满蒙四体文合壁式。纯文字型印多为汉地中央王朝、皇帝赐封之印，如元赐“白兰王印”、“宁国公印”、“文国公印”、明封“护教玉印”、“赞善王印”、清颁达赖、班禅喇嘛的治印都是纯文字金印。官私印章多为纯文字印及藏汉文、藏梵文合壁的形式。民间治印则多为藏文、梵文、八思巴文。
图文合壁型印
是藏族治印艺术的传统形式，此类印章，除印文外，常饰以具有特定宗教内涵和吉祥象征的图形，特色是，美观大方、装饰性强，流传后世，形式内容越趋丰富、深厚。如第十世班禅大师常用之图文合壁治印，方型，中央为“朗久旺丹”梵文图案，左右立写梵文。加上厚重的边框，可谓肃穆，端庄，又具有深厚的宗教内涵。不失为图文合壁之典范。藏族高僧、大德、显贵都喜用图文皆俱的印章。
治印额下常用的图形有八瑞图、七政宝、祥麟屏蔽、六种长寿、五妙欲、日、月图符、柱面幅，如意头，天冠，凸凹佛星，太极图，交杵金刚，喷焰末尼，“十”拥忠图符，寿字，长城纹，加回纹，祥云纹，兽面拐子，花草拐子等，民间治印图案中还有许多家族符号。
象形型印
亦称图案印、肖形印，刻有图案纹样之印的统称。到近、现代，藏族治印艺术已发展到更加精细，多彩多姿的阶段。由于藏区文化的特殊构成，藏族象形印一般以佛像、吉祥物、灵兽、瑞禽、宗教符徽图形、六字真言为表现题材。佛教色彩也逐渐多地渗入到印谱图文之中，如以金刚莲花图形制作的金刚莲花印、以日月、金刚、转轮、六字真言为印文的护法神降神图形、六字真言印。十相自在图印，“十”雍忠万字图形。佛像印，以“八吉祥宝”图案分解而制成的金刚结、双鱼、屏蔽图象印。十世班禅大师生前曾喜用一方以右旋海螺造型的象形印，与大师庄严的图文皆具的大印同时使用，即体现大师伟人的不凡气度，又给人以大师善德之亲切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