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福春，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14年12月9日出生于上海市，1916年随祖父母迁居北京。父亲有兄弟姐妹6人，排行第二。1918年祖父去世后，1922年父亲由一个封建大家庭分化出来自立门户，在当时北洋政府的盐务署任小职员，收入菲薄，全家7口人处在贫困线上。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父亲失业。1928年父亲就业南京，家庭负债累累，虞福春和兄弟姐妹随母亲留居北京，在贫困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1921年，虞福春进入北京第十小学学习。1927年小学毕业，考入北京著名的男四中，第一学期因一时交不上10元学费和2元5角杂费，几乎被勒令退学。从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直至高中二年级，他的考试成绩均居班上第一名，得免全部学费，使他能够完成中学的教育。虞福春在读完高中二年级后，自学了高三课程，于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成绩居班上前茅，获得3次学校的奖学金。

虞福春的三叔父虞宏正，是国内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教育家，抗日战争前是北平大学农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大学教授，陕西杨陵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首任所长。虞福春少年时期的思想受他三叔的影响很大，加上他从高中以后常做家教，以及受四中优秀教师，数理老师李直均和化学老师刘景昆的身教，向往教师职业，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大学任教。环境和老师们的熏陶，使他的兴趣、爱好集中在数理化学科方面，确立了为之奋斗的事业目标。同时很早就负起帮助母亲养家的责任，培育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品质。

1936年，虞福春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同时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和位于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练习助理研究员。由于家庭经济的需要，只好去上海就业。在物理研究所被分配到附属的教学仪器工厂研制光学仪器，磨了近10个月玻璃。“七七”事变前回北平拟就读北大研究生，后因北平被日军占领、北大南迁而未果。他在北平失业、失学2年之久，生活极其艰苦。1939年夏，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要虞福春去昆明任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当年8月，他从天津乘船途经上海、香港抵达越南海防，再乘火车到达昆明。1939年9月至1946年4月虞福春在西南联大工作了6年半，对他的爱国主义和尊师爱教的思想、科学道德和作风以及行政工作能力的形成与提高，乃至整个人生道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始终不忘恩师饶毓泰资助他340元南下旅费，使他度过一生中最困难时期的恩德。他在西南联大先后任物理系助教、讲师，代饶毓泰讲授光学5年，也代饶处理许多系主任工作和管理各种行政事务；他还曾任周培源力学课助教，协助吴有训处理物理学会的事务。他先后在吴大猷和马仕俊指导下进行原子碰撞截面的计算和介子场论的研究。这个时期他家里因为贫困和疾病失去了父母亲、哥哥、弟弟和二妹共5个亲人。1945年他与田日灵结婚。

1946年虞福春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于1949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前后共20个月。在F.布洛赫（Bloch）教授的支持和另一位博士后W.G普洛克特（Proctor）合作下，发现核磁共振谱线的化学位移和自旋耦合劈裂，奠定了应用核磁共振进行物质结构分析的基础，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记录。他还发现17O的核磁共振讯号，与F.奥德（Alder）一起测定17O的自旋为5/2，磁矩的数值及符号与中子同；和普洛克特共同精确测定20多个稳定核素的磁矩（包括符号）。这些都是对原子核研究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虞福春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日夜盼望着祖国能繁荣富强起来，决心放弃自己科研成就可以进入高峰的机会和在美国工作的丰厚待遇，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紧张岁月，冒着危险，冲破障碍，于1951年2月携同妻儿全家一起回到祖国，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科学和教育的伟大事业。回国初期除任课外，还曾代理北大物理系系主任职务，并担任100多名工农干部学员准备考大学的文化补习班主任，以极大的热情和同事们一道深入细致地工作，使学员们考试合格全部进入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北大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与黄昆一起承担学习前苏联新开设的2年半制普通物理课的教学，领导普物实验的建设工作，为北大普物教学后来始终位居国内前列奠定了基础。1955年调离物理系，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后为技术物理系）并任副主任，直至1982 年。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除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课程外，还开设电动力学、核物理实验方法、原子核物理导轮、实验数据处理、Fortran语言、计算方法、离子与固体相互作用等各类课程，讲授可编程计算器使用、加速器射频电子学、高频测量技术等各种系列专题。他领导建立并主管实验室与工厂，指导大型科研项目，对低能粒子加速器物理技术与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同胡济民主任等一起为创建中国核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核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1982年2月至1983年10月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83年7月至1986年2月为首任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他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84年至1990年曾担任原国家教委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及物理实验教材编审组组长。他不顾年迈体弱，走遍全国各地，亲自参加全国物理教学经验交流会，并作报告指导全国的物理基础教学改革，特别关注实验物理教学的发展。

虞福春还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名誉理事，中国计算物理学会顾问，中国物理学会“吴健雄物理奖”评委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奖”第一届基金委员会委员，《物理实验》期刊主编，《教学仪器与实验》期刊主编，《核技术》英文版编委等。

2003年2月12日，虞福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9岁。

1955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后不久，教育部从浙大、北大和东北人大分别调来胡济民、虞福春和朱光亚三位教授负责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简称物研室），建立中国核教育的第一个基地。物研室于1955年7月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胡济民为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1958年秋，物研室改为原子能系，1960年后称技术物理系。技物系被誉为中国核科学家的摇篮，已经培养了3000余名优秀人才，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著名的专家、教授、院士、英雄模范、高校或院所的学术带头人与领导者。虞福春肩负历史重任，以他的智慧、经验、辛勤劳动和敬业精神，为创建物研室、建设技术物理系和发展中国核教育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物研室的筹备工作，从招兵买马、找参考书、准备讲课与实验，到5000余平米6层教学大楼拔地而起，招收百名学生（从全国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选拔）正式开学，只用了大约半年时间。1956 年就有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核物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物研室第二年增加核化学专业后招生数达到400多人。1958年开始招收一年级本科生，还有进修生，总共招生达800名。这是何等快的发展速度和高的工作效率！为了满足国家迅速发展的需要，适应系的规模的迅速膨胀，虞福春作为实验核物理学科带头人和系的主要负责人，为建成核电子学、实验核物理以及加速器等方面的实验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物研室创建初期的教学和实验室建设工作都是在相当封闭环境下进行的，因此需要有自己的加工厂和后勤保障系统。在虞福春精心组织下，物研室建立了金工车间、木工车间、玻璃车间、变压器车间、计数器车间以及几乎应有尽有的物资器材室。它们为后来技物系能够不断承担各类科研项目奠定了技术、设备与工艺基础，同时使技物系长时期地保持了一支技术精湛、工种齐全的优秀机械加工队伍。

50年代，世界上仅少数科技发达国家开始有核教育专业，尤其核物理实验教学基本上无从借鉴。在虞福春等领导下，物研室通过1955年至1957年培养两届毕业生的实践，为确立中国核物理、核化学专业学生的业务规格，规定主要课程、基本教材和实验仪器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经验，训练了中国第一批优秀的实验核物理师资人才。虞福春在1956年还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生讲了一学期的核物理实验方法课。虞福春等以于群为笔名，在60 年代初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核物理实验方法》的教材。1960年，为恢复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虞福春在技物系带头讲基础课《电动力学》，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取得极好的教学效果，成为技物系历史上抓好教学的一个最优秀的典型。80年代他又领导技物系成功地进行了普通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

虞福春在领导技物系工作中，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在60 年代初和80年代初，经他推荐出国深造的一批年轻教师，后来都成为系的业务骨干。他在1964年，还曾代表中国去阿尔巴尼亚援助建设地拉那大学核物理实验室。

虞福春非常热爱教师这个极其光荣的岗位，并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他一向以勤奋工作、严谨治学著称，以自己认真教学的精神、严格细致的作风、渊博的学识和优秀的品格，熏陶学生、引导学生、使他们成为有独创性的人才。不但让学生获得知识，而且使他们理解知识的来源和作用，学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他在物理教学中物理思想丰富，重视实验与联系实际，在课堂上连为学生记好笔记而如何写好板书都想到了。他讲课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即使优秀的学生有广阔的思考空间，也使一般水平的学生可以较好地掌握基本内容。他曾说讲课也是一门艺术，从书本到讲堂应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在教学实践中认真地展示和发展了这门艺术，而且以高度的敏感与预见性将科技发展新成果及时地引入到教学中来。古稀之年，他还登台讲计算方法、计算机语言、语算机模拟等新开课程，依然精神饱满，一丝不苟。他从推广使用可编程计算器开始，在北大最先将计算机引入实验教学与实验数据处理。

他的艰苦奋斗精神令人敬仰佩服。早在西南联大，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昆明轰炸，他和同事们每做完一次实验，就赶紧把仪器一件一件地用牛皮纸包好，装进50加仑大铁桶埋在地面下，下次做实验时再一件一件地搬出来；贵重仪器则送到附近乡村。他常常带着工人，步行或坐牛车往返于学校与乡村之间，还为住在乡村里的教授服务。70年代初，他从汉中到北京来调研文献，那时没有复印机，就自购照相机和放大机，白天挤公共汽车去情报所和各图书馆借阅书刊翻拍，晚上在家将居室改成暗室进行冲洗放大，完成大量文献复制。他在筹建高频实验室、亲自设计制作定向耦合器时，正值炎热的夏天，使他湿疹复发，但他仍在家里坚持工作。他领导实验室建立贵重仪器档案的制度，要求有严格的操作规程，详细的故障与维修记录。他也经常帮助检修仪器。他认为科研条件会越来越改善，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则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他在教学和科研中实事求是、敢说真话。他对论文评审、成果评介、项目和人才推荐，都在认真思考下实话实说，不怕由此而得罪人。他待人平等，不管对学生或晚辈都很尊重。他不当领导后，有一次要向主管系主任汇报调整研究生的培养计划问题，执意自己乘公共汽车到系主任家登门拜访。事后他说，系主任帮助解决我的学生的困难，怎么能他来呢，必须我去，也是对年轻人工作的支持。他住院，每次出院离开病房时都要收拾得很干净，说要与进来时一个样。

他认为，教师的价值是反映在学生走出校门后为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所起的作用上。所以他总是把学生与年轻人的成才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他回国后自己出版专著、发表论文并不多，而从头开讲的新课不下10门，由他亲自编著的教材《电动力学》是他开讲这门课30年后才出版的。他的大量精力一直放在不断地探索新的方向、准备新的课程、为年轻人开路上面。在他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他的学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可是他常常拒绝署名，所以表面上看来论文不多，实际上他的创造性劳动大量地反映在他的学生的工作成果中，他的学风和作风也在他的学生中得以继承、发扬光大。他忠于教育事业，淡泊名利，甘当人梯，教书育人，在50多年的教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