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起步甚早。在唐朝，就已专设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宋代，对外贸易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广州、宁波、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征收关税及商人贸易等一切事务。

当时的对外贸易完全是官府独占，由“舶牙”充当货主与商人的中介人。元、明仍承宋制。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鉴于宋以来的官商制度流弊很多，改为公行制度，即由一人独占的官商，分而为若干行，共同担负贸易。外国商货入境。中国货物卖出，都要经“公行”鉴别、许可。当时人们便把公行称洋行，这类商人称为“洋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封锁其他海港，专由广州同外国经商，这种公行制度才得以确定下来。当时的洋行有二十六家，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前后，定为十三家。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者创作了描写晚清洋商生活的《蜃楼志》。该书成书当在嘉庆四年至九年（1799—1804）之间。

该书作者的真名、身份与生平均无可考。后人除了从庾岭劳人、禺山老人这两个化名的字面和开篇“罗浮居士”序言中“劳人生长粤东”云云可推测其为广东人之外，就无法找到其他线索了。因而不妨视之为无名氏的作品。通观全书的风格、手法和感情倾向，可知其为亲近广州十三洋行者挟嫌谴责海关官员与地方贪官污吏之作。因而作者故隐其真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苏吉士

广州十三洋行商总之子，乳名笑官。苏吉士风流多情。他既像贾宝玉，又像西门庆。他聪俊多才，却不求取功名，只以亲近女色为事。对于有才有貌的女子，他温柔体贴，一往情深。但不像贾宝玉，是“闺阁中之良友”，而是满足自己的色欲。自幼父母为他聘温盐商次女温蕙若为妻，但婚前他就与妻姊温素馨偷情。后来素馨移情于乌必元之子乌岱云，并成为乌必元的儿媳，他又与乌必元之女小乔有了私情。小乔被赫广大蹂躏、遗弃后，最后还是成了他的妾。除了一妻四妾外，苏吉士还和好几位女子发生过关系。作品以赞赏的态度写苏吉士的风流多情，并认为这样的生活胜过做官为宦、争权夺利。赫广大势败后，苏吉士也因为招安草泽英雄姚霍武等建功立业。但当朝廷让他进京供职时，他推辞了，在家终生和几个心爱的女子相伴。小说高度评价他的这种生活方式，说他“嗜酒而不乱，好色而不淫，多财而不聚”。

姚霍武

山东莱州人。弓马娴熟，勇力过人，为人忠厚侠义，好抱打不平。因哥哥姚文武在广东做了巡标的参将，特赶来投奔，想替朝廷出力，捉拿洋匪，不料哥哥已调往碣石，投亲不遇。因还不了店钱，被纠缠聒噪，经苏万魁等资助，才得解围。去碣石途中在平山又结识了王大海、吕又逵等一班习武之人。路见不平，于鹅埠为被诬陷的何武一家说了几句公道话，被牛巡检诬为是抢劫官饷的洋匪，押解到海丰入狱。知悉哥哥已被谗就戮，为了报仇而越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与十几个兄弟在羊蹄岭落草，被推为首领，自号丰乐长，率队伍占了海丰、陆丰、碣石、甲子等地。虽身在绿林，时时盼望朝廷招安。后来在苏芳、李国栋等人周旋帮助下，得到朝廷的招抚。奉命征讨叛僧摩剌，大获全胜。最后擢为总兵，其兄冤案亦得昭雪。

赫广大

号致甫，功臣之后。原在京中任职，因贪恋广东富艳，来到广东做一个掌管海关税务的监督。一上任即敲诈洋商三十万银子，接着又以颁布牌票、更换口书、提高官税等手段，明火执杖地勒索钱财。他不只贪财，还淫纵放荡，又好男风，甚至以银子和官职相许，强逼属官乌必元之女为妾。为了乞子，将妖僧摩剌接到家中，反被摩剌拐跑了姬妾和十几万银钱。因盗匪遍地，税收减少，影响他中饱私囊，他弹劾总督，总督未扳倒，反因总督的参奏，他以“蠹国殃民”的罪名被革职拿办，家产亦被抄没。

这部小说对清朝前期的粤海关和与之关联的广东地区社会现实的讽刺谴责之意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但从作者对书中人物的命名都可看出来。比如海关监督名赫广大，即指其声势显赫，神通广大。其总督名包进才，即“包进财”之谓。巡抚名屈强，即讽刺此公强项木讷，并无吏才。南海县令名钱劳，即“钱痨”（贪财鬼）之意，乌必元掌诸妓院，他姓乌，他老婆姓归，合起来就是“乌归（龟）”。至于温春才谐音瘟蠢材，时邦臣谐音时帮衬，史卜远谐音死不远等，比比皆是，都属于含愤攻击的手法。不过作者虽意在泄愤，客观上却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作者笔触所至，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还是比较宽的。举凡海关官员的贪赃枉法，地方官吏的横行霸道，科举制度的腐败可笑，海上盗匪的残民害物，市井无赖的刁滑卑污，黎民百姓的痛不欲生，以及农民群众的武装起义等等，均有所反映。其中较有新意，也写得较为成功的，是对粤海关这个病商累民的鬼门关的揭露。像此书这样专门地和大量地谴责海关弊病，在同时代的小说中还是罕见的。

《蜃楼志》的人物形象比较鲜明，例如：苏吉士的风雅多情、淡泊名利，温春才的蠢笨朴实，乌岱云的刻薄寡恩，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女孩子中，温素馨的轻浮，其妹蕙若的庄重平和，苏吉士之妾小霞的干练，也都刻画得鲜明生动。此外，《蜃楼志》对人物的褒贬比较有分寸，不像后来的谴责小说，一味夸大其词。比如官吏乌必元，无疑是作者批判的一个形象。这是个专管妓女的官职，这本身就被人瞧不起。他又贪财好色，善于阿谀逢迎。赫广大要选美妾，他赶快挑了四十多个女孩，亲自押送到赫府；赫广大又看上了他的女儿，要买为妾媵。尽管当时有“官之女，不可为妾”的规定，他满可以据理抗争。“无奈这势利小人，就是海关不要，他也巴不得自己献出；况有人来说了一声，自然双手奉送。”无气节，无人格。但是，当他儿子伙同地痞流氓，敲诈和他既是亲戚又有恩于他的苏吉士时，他良心发现，很过意不去，当众表示：“我乌必元还要留着脸面见人，决不累着诸位。”主动见官，揭穿了儿子的恶行，要求惩罚儿子。当儿子真被打得肉烂皮开，并要押解还乡时，他又心疼儿子，花钱款待解差，求他们等儿子治好伤后再上路。这样的人物不是脸谱化的，有人情味，有真实感。

《蜃楼志》的结构颇为巧妙。小说的侧重点在于揭露社会的弊端，所涉及的人和事比较繁杂。但它不像《儒林外史》和后来的谴责小说那样，采用“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结构。全书以苏吉士一家的升沉荣辱为中心，引出三条线索。一条深入赫广大的府邸，写海关官员的骄横奢侈，反映吏治的黑暗；一条又深入下层社会，描写官逼民反，社会动荡的现实；一条写苏吉士和几个女孩子的家庭生活。三条线索相互勾连，又紧紧围绕苏吉士这个轴心，把众多的头绪、丰富的内容，结构得井然有序。这正如罗浮居士《序》中所云：“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

《蜃楼志》的语言生动、酣畅，富有讽刺意味。如第八回，写一个叫冲抑的中极殿大学士，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在他得势时各大臣都钳口不言。但皇帝发现他的劣迹，将他赐死后，“可笑那班科道，平时不见风力，到了冲抑赐死之后，拿着一张绵纸搓就的弓，灯心做好的箭，左手如抱婴儿，右手似托泰山，对着那死虎乱射。说有什么依附的小妖，又说有什么伏戎的余莽，乞亟赐诛殛以彰公道”。语言尖刻、辛辣，将那些大臣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蜃楼志》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同《金瓶梅》一样，小说在描写男女之情时有许多色情描写。此外写英雄豪杰的征战厮杀也流于俗套。

《蜃楼志》对后世小说影响颇深：其“辞气浮露，笔不藏锋”，开后来遣责小说之先河；某些不加检柬过甚其词的铺排，已现堕入恶道的黑幕小说的端倪。

近代作家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本书的内容可以序里‘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十二字包括之。因所叙多实事，多粤东官场与洋商的故事，所以写来极为真切；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蜮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人世之情伪皆显。在这一方面，他是开创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先河。他的文字，是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之行止无定；他的结构，是‘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在这一方面，他又启示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绝无布局，随处可止，随处可引申而长之的格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戴不凡《小说见闻录》：“如以‘九品’评之，在小说中这该是一部‘中上’甚或‘上下’之作。”

此书问世之后，曾多次被禁毁，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江苏按察史、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浙江巡抚明令禁毁淫书，《蜃楼志》都曾遭禁。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查禁淫词小说，《蜃楼志》也在其中。

《蜃楼志》现存最早刊本为嘉庆九年（1804）本衙藏板本，24卷，24回，卷前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卷末署“虞山卫峻天刻”，前有序，署名罗浮居士漫题。此外，有嘉庆十二年（1807）刊本，8卷，24回，题《蜃楼志全传》；有咸丰八年（1858）刊本；有石印本，题《盖世无双情中奇》。

《蜃楼志》应由庾岭劳人创作，禺山老人编辑而成。

庾岭劳人，生平不详。庾岭即大庾岭，在广东北部，罗浮居士序云“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可知其为广东本土人。

禺山老人，生平不详。有学者认为禺山在浙江德清县，此说恐有误，广州亦有禺山，证据就在小说之内，小说第4回写道：“日月如梭，转瞬重阳已到。这省中越秀山，乃汉时南粤王赵佗的坟墓，番山、禺山合而为一山，在小北门内。坐北面南，所有省内外的景致，皆一览在目。”可见禺山与浙江德清无关，但全书很少使用粤方言俗语，却使用了一些苏州方言，如17回船家所唱山歌。

罗浮居士，生平亦不详。罗浮，即广东中部的罗浮山，从其序中可知，他与庾岭劳人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