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跃民

在《血色浪漫》中，作者给钟跃民出场的年代设定在了“文革”时期，钟跃民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背着菜刀以一种很怪异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血色与浪漫的旅程。在体验过陕北的苦难之后，钟跃民转身就进入了军队，成为了那一个时代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军人，这便是作者刻意要在钟跃民身上体现的游侠的武力特征。经过部队的磨练，作者成功地让钟跃民拥有了成为一名游侠的武力特征，也为钟跃民在此后远走可可西里埋下了伏笔。从部队回到北京后，钟跃民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斗狠玩凶的街头顽主了，体验过军旅生涯的钟跃民身上已多了一种成熟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回归世俗，回归所谓的主流。复员后的钟跃民经历了一个戏剧化的、沧桑阅尽的、超乎常人想象的经历：从摆摊卖煎饼到当公司经理，被女秘书玩进了监狱，开饭店做老板，直到最后远走可可西里。

吴满囤

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人老实忠厚。他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希望，家里的父母和一群弟弟妹妹还指望着他负担，他的军事技能笨拙，只能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来争取在部队提干。刚到部队时，因为他的憨厚和笨拙，钟跃民和张海洋常“欺负”他，后来钟跃民甚至还打了他。看着受伤的满囤，钟跃民和张海洋心怀愧疚，“两人的眼睛在霎间竟贮满了泪水”……就这样，他们向满囤道歉并有了一次对话。“满囤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是俺对不住兄弟们，连长说俺要不说实话就让俺退伍回老家，兄弟，俺不能回去啊。你们没尝过穷的滋味，俺长这么大，连棒子面都没敢大口吃过，俺下面还有六个弟妹，为俺当兵，俺爹硬是给支书家白干了三年活儿，砍柴挑水煮食，三年呀，一天不敢耽误。支书还算有良心，到公社武装部替俺求了个名额，拿到入伍通知书那天，俺爹跪在支书院里把脑门儿都磕出血了……’”这段话让钟跃民“第一次学会了忏悔”。从那以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还有吴满囤亲密无间，他们一起在军队里一步步成长。在1979年的西南边境战争中，满囤为国捐躯。

李奎勇

贯穿小说前后的一位悲剧性人物。钟跃民曾经短暂的在平民小学上了半个学期课，因而跟李奎勇成了朋友。“李奎勇的父亲是蹬三轮车的，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贫寒。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在学校打架不要命，没人敢惹。”在李奎勇这样的平民子弟看来，那些干部子弟仗着爹妈的权势胡作非为，唯独佩服钟跃民是个人物。李奎勇有着中国传统的江湖义气，这从他对待他的发小小混蛋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虽然不同意小混蛋胡乱杀人，可是他放不下发小情谊，也放不下他对大院子弟的反感，这让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帮助小混蛋，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是钟跃民救了他。之后两人一直维持着亲密的友谊，直到李奎勇病重离去。李奎勇在生前与钟跃民的最后一次对话中提到，当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时的反应：“当时我是挺高兴，就像小时候盼到过年似的，我是觉得太累，不光是累，还没有盼头”“无论我怎么挣扎也改变不了现状，这就是命啊”。底层小人物的无奈和悲情就这样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

宁伟

另一位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人物，让人唏嘘和同情。他的离去也是他的命，似乎除了离开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别的归宿。他本应该是一位刚正不阿、血气方刚的优秀军人，然而命运将他从最合适的舞台拉了下来，一种悲剧性的沦落就此不可避免的发生。在一次被骗之后，他不仅连累了钟跃民，也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此，黑道上多了一位旋风杀手，虽然他不曾杀过一个好人，但是法律已经无法宽恕他。宁伟的死亡，似乎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结局。

《血色浪漫》的复杂性从作品名称上就有所体现，“血色”与“浪漫”两个并不协调的意象被作者组合在一起，用作书名；同时“血色”和“浪漫”也分别象征着小说的两种感情基调：深沉和欢快。血色代表着伤痕、伤感、凄惨、悲壮，而浪漫与纵情、诗意、感动有关，在都梁之前，少有作家会将血色和浪漫连用。对此，都梁在小说的正文第三章作出了解释和呼应。周晓白在听完钟跃民对柴可夫斯基音乐如诗似画的描述后说：“浪漫？是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钟跃民时的样子，他打架打得满脸是血，简直吓死我了，刚才听音乐时，我怎么也不能把鲜血和浪漫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总觉得哪不对”。钟跃民回应到：“鲜血？浪漫？很有意思，这就叫血色浪漫”。

将血色的意义进一步延伸，就是死亡。《血色浪漫》多次写到人物的死亡，并且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节点，憨娃、满囤、李奎勇还有宁伟，每个人的离去都让人震撼，像一根根针刺痛着读者的心，这也让小说在情感基调上有了深沉的部分，使小说在思想性上有了深刻的意味。

作者对这几个人物的描写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憨娃、吴满囤、李奎勇、宁伟有着明显的共性，他们都出身穷苦人家，属于社会的底层，过的是“苦日子”，命运似乎从来就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或单纯、或憨厚、或率性、或刚正，然而出身卑微的他们最后的结局是走向了死亡，这里显示出一种命运的残忍。这种残忍让人冷静，也让人深思，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优点，让这种死亡更能够穿透读者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人心灵得到升华。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或许就是要达到这种教化人心的目的，对死亡的描述深化了《血色浪漫》的思想主题。

叙述技巧

小说《血色浪漫》，无论是其讲述的内容，还是讲述的方式，都比较独特。首先是叙事模式的空间化，将叙事时间进行空间化处理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革命之一。它指的是把发生在特定时序中的人物和事件放在一种空间关系中来展示，即在共时性场合展示历时性画面，从而使作品获得一种多维立体的空间容量。文中作者开端通过主人公钟跃民的回忆提到“1968年的那个冬天”，将读者带到小说叙述的年代，通过钟跃民限制性视角的回忆形式将一群部队大院的孩子们所经历的生活一一呈现，避开传统故事的讲述方式，不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小说《血色浪漫》通篇都是主人公钟跃民在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种限制性视角形成了主人公个人化的叙事方式。其次是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大多数当代讲述者采取一种僵化的话语形态，将讲述重心放在重大历史事件上。而《血色浪漫》则不然，小说通过对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叙述呈现了一个相对连贯的当代史。

语言

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在语言上简直就是在对政治严肃的戏谑，在戏谑中，将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种种矛盾，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讽刺性的反映。这里面突出的就是小说中对“中心话语”的消解，并且在消解中实现对现实的颠覆。

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常常感受到的是对“文革”词语的重组，读者到处看到的是相互矛盾的物象关系、人物之间、时间之间的不协调的组合。可以说，都梁的语言，是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化”场所，其中各式各样的“文革”语汇、政治术语、领袖语录、民间俚语、江湖切口、广告用语等共同汇聚成一炉，相互指涉，在语言的乌托邦中想象性地摧毁了社会等级制度。

2005年，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血色浪漫》在全国各地卫视播出。

当代作家李敬泽：“在《血色浪漫》中，一个人，从一九六八年穿越漫长的时间，来到现在；他经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他始终是时代漩涡上一个特立独行的细节。”

都梁，畅销书作家、编剧，出生于1954年，原名梁战，江苏盱眙人，因盱眙古称都梁，故有此笔名。1999年开始业余创作小说，以《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荣宝斋》享誉文坛，并担任编剧将小说搬上荧屏，特别是《亮剑》反响强烈，引领了抗战剧的新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