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1 21:48
袁伟民,1939年生于江苏苏州,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前中国男排运动员、前中国女排主帅、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1939年,袁伟民生于江苏苏州近郊一个菜农之家。小学、初中、高中,袁伟民上的都是苏州第一流的学校。因家庭氛围宽松,学校治学严谨,袁伟民在苏州中学读高中时迷上了体育,作为校篮球队长,学习成绩也保持在班内前10名。袁伟民高中毕业时第一志愿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被学校保送去航校当空军飞行员,后在复试中因身体原因被淘汰。
1958年8月1日,袁伟民作为江苏省备战1959年首届全运会的选拔人才,离开高中前往南京体育学院江苏体工队报道。时任江苏省排球队教练张然抢在田径队、手球队之前,将袁伟民招入麾下。1959年,袁伟民随队获得全运会第8名。1962年6月12日,袁伟民入选中国男排国家队,前往北京。在1964年苏联里加国际排球邀请赛上,凭借独特的快速多变的技战术风格,中国男排获得了世界季军。袁伟民共出战200余场国际比赛。1966年,第6届男排世锦赛中国队获得第9名,袁伟民荣获“最佳运动员”,同年,随队获得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男排冠军;1974年,随队获得第7届亚运会男排比赛第3名,第8届男排世锦赛第15名。
1974年,袁伟民退役回江苏,同年,国家体委决定解散女排老国家队。1975年,国家男女排大调整,已经退役的袁伟民被国家体委有关领导点将,出任国家女排主教练。1976年,袁伟民赴集训基地物色运动员,同年6月,新的国家排球队在北京成立,上任之初,袁伟民觉察到现代的排球已经成为高度、力量、速度和技巧相配合的排球,单一的速度加技巧的亚洲型打法,或力量加高度的欧洲型打法,都已不能称雄排坛,需要博采众长,创建一支中国式的、既有高度又有灵活性的、能攻能守、能高能快的全面型球队。他严格管理、狠抠细节,将日本女排的“魔鬼训练法”用到了中国女排的训练场上,在袁伟民、韩云波的带领下,中国女排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短期训练,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迎战由著名教练小岛孝治任教的日本日纺队,取得全胜战绩。1976年10月,中国女排首次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家队进行了6场较量,以全胜战绩回国。
1977年11月,第二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在决赛中以3-2击败古巴,但因负于日本和韩国,根据胜负局数计算屈居第四名,这是当时中国女排参加世界大赛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1978年8月,在苏联举行的第八届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以7胜2负获得第六名。赛后,袁伟民的教练组为解决强攻问题,破格启用身高1.84米的新秀郎平担任主攻手,取代杨希。
1979年6月,中国女排访日,取得了3胜2负的成绩。同年8月,在罗马尼亚举行的“托米斯杯”国际女子排球赛,中国队五战全胜获冠军。12月,中国女排在第二届女排亚锦赛上以6战全胜成绩夺冠。
1980年,中国女排全队平均年龄22.5岁,平均身高1.775米。技术全面,配合默契,作风顽强,进攻能快能高,防守方面6人都能拦能防,主力阵容整齐,替补力量雄厚,但中国未参加1980年奥运会。
1981年3月,中国女排以全部3-0的战绩获得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亚洲区预选赛第一名,以亚洲冠军身份参加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中国队首战3-0轻取巴西队。次战对苏联队,第二局一度0-9落后,袁伟民换上曹慧英,接9个发球8个到位,追至10平并胜出,且第三局零封对手,全场苏联队仅得18分。随后中国队以3-0连克韩国、保加利亚、古巴队,苦斗5局险胜美国队。11月16日,中国队决赛对阵日本队,只赢两局即可获得世界冠军。中国队前两局轻松取胜,随后被日本连赢两局。决胜局打到15平时,袁伟民叫了暂停,他先是盯着队员们一言不发,随后开口狂吼:“不获全胜,我们算什么世界冠军!”被叫醒的中国队随后依靠拦网得分险胜日本,以7战全胜战绩首次获得世界冠军,袁伟民获“最佳教练奖”。次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号召全国学习“女排精神”。
1982年3月,袁伟民率队访问秘鲁。4月,转战美国。6月,访问日本。9月,中国队出战在秘鲁举办的第九届女排世锦赛。预赛,中国队3-0战胜意大利和波多黎各,0-3负于美国。复赛首战,袁伟民出奇兵启用年轻队员梁艳、郑美珠,替下周晓兰、陈招娣,以3-0轻取古巴。随后中国队先后以3-0力克匈牙利、苏联和澳大利亚,晋级1-4名决赛。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决赛3-0战胜东道主秘鲁,首次问鼎世锦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在小组赛以3-0轻取巴西和联邦德国,之后1-3不敌美国,但小分47-46领先。半决赛中国3-0战胜日本。8月8日决赛再战美国,首局战成14平后,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发球帮助球队连得两分取胜。中国队随后仅用时49分钟连胜两局,以3-0战胜东道主,获得奥运会金牌,实现“三连冠”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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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袁伟民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1月,经国家体委批准,袁伟民任全国足球领导小组组长。
1986年汉城亚运会,袁伟民率领中国军团最终在男子短跑项目上超越韩国,使中国的金牌以94比93的微弱优势战胜韩国。同年,中国足协换届,袁伟民正式出任主席。期间,高丰文执教的中国国奥队闯进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足球首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89年,袁伟民辞去足协主席的职务。1992年,袁伟民当选足协主席。同年被南京体育学院聘为名誉教授。1994年9月,当选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同年10月,当选为亚洲武术联合会主席。1995年9月14日,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会理事长。1996年6月30日,袁伟民当选为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席。同年7月17日,在国际排球联合会第二十五届代表大会上被确认为国际排联理事。1997年9月,在第十二届亚排联代表大会上连任亚排联主席。1998年,袁伟民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2000年4月18日,在担任16年副职、正准备以副部级干部退休的关头,袁伟民一跃而升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副书记,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体育最高级官员。袁伟民同时仍兼任中国足协主席,并于同年开始担任第五任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接任总局局长后,沿袭了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时的一贯作风,狠抓竞技体育,而且是高标准、严要求,突出强调“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2000年8月,国务院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并出台了8号文件,指出未来10年体育工作的方针包括注重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体育总局三大任务是奥运争光、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袁伟民上任即面临两大硬指标任务,一是悉尼奥运,二是北京申奥。他以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身份,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一起,直接参与指挥了北京申奥的攻坚阶段和决战阶段。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28金,首次跻身世界前三甲。因田径项目仅获得1块金牌,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119工程”,旨在提升田径、游泳和水上项目的整体竞争力。
2001年4月,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开幕式,袁伟民分析竞技体育当前不同程度存在的不可持续因素,“相当一部分运动项目后备力量严重不足,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只追求一时的效果,不考虑有没有后劲,不重视二、三线队伍建设……不但运动员要形成梯队,教练员也必须形成梯队”。他认为,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体坛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项目竞争格局也与以往不同,加上人们的体育兴趣、社会时尚千差万别,所以必须在坚持体育发展战略方向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对项目布局、项目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同年7月13日,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资格。
2002年3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2002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会议,袁伟民指出,体育竞赛中的不正之风是影响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毒瘤,一定要彻底清除。“足球联赛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是严重的,足球‘黑哨’问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对足球事业以及整个体育事业造成的危害决不能低估,我们一定要坚决查处,严厉打击。” 10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开始全面推行奥运“119”工程。10月15日,中国亚运代表团携带150枚金牌、84枚银牌和74枚铜牌返京,袁伟民在欢迎仪式上称“我们丝毫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这次我们的优势项目受到了巨大挑战,而这些优势项目恰恰是我们在奥运会上的主打项目。从2004年奥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来看,任务非常艰巨,形势非常严峻。150枚金牌中只有1/3具备奥运会水平”,并且点名中国男篮实力占优却不敌韩国无缘金牌。
2003年7月,中国奥委会举行换届选举,袁伟民继续担任主席。在2003年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袁伟民指出中国竞技体育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备战2004年奥运会,“一定要争分夺秒,决不可掉以轻心。”8月29日,袁伟民连任中国足协主席。11月19日,袁伟民为获得第九届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
2004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在雅典获得32枚金牌,仅落后美国位列第二。袁伟民表示,中国实施的“119工程”已经初见成效,游泳、田径和水上三个大项都有了新的突破,赛前定下的“培养新人,锻炼新人”的目标也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此外,袁伟民还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2004年12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沈跃跃宣布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鹏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袁伟民将不再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职务。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大会并讲话。袁伟民当时的年龄已过正部级干部的高线65岁,据体育总局有关人士介绍,在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去雅典之前,袁伟民就向上面打了两次报告,请求从岗位上退下来。袁伟民卸任体育总局局长后还担任一些二线职务,例如中国奥委会主席、2008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和中国排球协会主席等。
2005年2月,袁伟民当选为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3月16日,2005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在深圳揭晓,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获得终身成就奖,时任女排主帅陈忠和代领奖杯。
2007年10月,袁伟民以优秀教练员身份入选美国排球名人堂,成为第二位入选的中国人,首位入选的郎平代其出席颁奖仪式。
2008年1月,由世界华人协会主办的“2008年度世界杰出华人奖暨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袁伟民获得“世界杰出华人奖”。
2009年5月,中国排协第七次代表大会,袁伟民连任中国排协主席。
2014年1月,迟到10年的中国足协足代会在香河召开,担任中国足协主席22年之久的袁伟民卸任。
袁伟民的特点在于体力好,耐力充足,但最深的印象则是“勇猛”“不服输”。总的来说,高中三年的袁伟民,给我的感觉就是对自己爱好的事业有一股执着追求的劲,而且要么不做,要做就力求完美。这跟他后来的成功绝对有很大的关系。(苏州中学特级教师、袁伟民高中同学钱吉良评)
袁伟民经得起大运动量考验,是一个真正智勇双全的优秀运动员。(时任中国男排主教练孙志安评)
袁指导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如果哪个队员训练态度不认真,那就惨了。女排队员经常有人被他练到夜里1点多钟。(时任江苏女排教练、老女排陪练秦毅斌评)
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的体育事业。(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评)
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从电视上看到袁伟民同志带领中国女排叱咤世界体坛,为国争光的感人情景,我对伟民同志充满了崇敬。(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评)
那时的袁伟民给我的最大印象是称职,不但狠抓技术问题,还特别会做思想工作,特别强调比赛作风。赛前他都会找队员开会,但他既不讲大道理,也不开大会,而是针对性地开小会,开诚布公地谈,关起门来谈问题、谈不足,不伤姑娘们的自尊心。除了“酷爱学习”,走上领导岗位的袁伟民还有另三个特点,为人正直、行为正派、责任心强。(前国家体委国际司司长、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评)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江苏排球队刚刚组队,还没有男排、女排之分,队内一共就6男2女8个人,袁伟民是当时的排球队队长,男排的邹志华和女排孙洪娴则是团支部的委员,再加上后来进队的女排队员郑沪英,4个人交情非常好。邹志华、袁伟民两兄弟相互撮合,互为“红娘”,促成了彼此间婚姻大事。袁伟民的妻子郑沪英后调到北京,任职体育系统普通工作岗位。二人的儿子袁粒,十几岁时搞恶作剧,在体委公共浴室里调皮,被聂卫平逮到教育了一顿。袁伟民得知此事后打电话给聂卫平,称他“管得好”。2009年,袁粒制作了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体育访谈类节目《较量》,经过再三恳求,袁伟民才同意题写节目名。
退休后,袁伟民回归生活,读报、写字、干家务。最喜欢的运动是网球和高尔夫,身为中国高尔夫协会主席,袁伟民偶尔会为一些活动开杆,而平日和他打球的,大多是他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和往日的弟子,当年的老女排队员们都知道袁伟民的这个爱好,所以经常招呼“袁头”出来打球吃饭。退休之后,几乎所有的著名主持人都通过各种关系要求采访,但都被他婉拒。
2004年1月,袁伟民时隔40年重返南京体育学院,看望当年的老队友、老战友。前国手赵蕊蕊的父亲赵怀富曾是袁伟民的队友,一个主攻,一个二传。
2005年,袁伟民再次回到母校苏州中学。与他20年没见的老同学钱吉良说,苏州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学校曾请这位著名的校友为母校题词,但是袁伟民谦虚地谢绝了。但当苏州中学体育馆落成请他写字时,袁伟民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心,还是在他钟爱的体育事业上。”
2009年,袁伟民出版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披露了不少中国体坛内幕,其中《申奥:深层的故事》一章提到,由于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支持金云龙而不是罗格,甚至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虽然书中袁伟民并没有点名,但由于直言其是《五环之路》的作者,是“中国申奥之父”,因此这个人可以肯定就何振梁。
何振梁回应媒体时表示,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请问他是到哪查到我支持金云龙的?或者又是谁跟他说的?这种杜撰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历史是由事实来写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他说的这个事,我不想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我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处理,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无聊的东西,他爱炒就炒吧。”
袁伟民谈到出书的初衷时表示,“我这本书也是从(担任体育总局局长)这五年的重大事情,往前再引出来我的一生,干体育一生的生涯。我想这个说法,丝毫没有想要炒作什么、要曝光什么,甚至要批评谁。我只是说本着尊重事实,让大家从我的经历里边,可以有所借鉴,我希望这样。”2015年1月10日,何振梁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亲临现场,他送上的花圈与前局长袁伟民赠送的花圈并排摆放。
“中国足坛反黑第一斗士”、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认为《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涉及足坛“打假扫黑”的内容不够深入。当年“甲B五鼠”案发后,陈培德代表浙江省体育局,向上级表示不遮丑,不护短,拿自己开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虽然说司法介入后,出现了袁局长所说的‘已经超出足球本身’,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推动这件事的,但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陈培德对媒体表示,“从袁伟民这本书上所披露的来看,可以肯定,推动不了‘反腐败’的根子,就是我们的老上级袁伟民局长。他就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蹋下来,也要你去顶着’,似乎与他中国足协主席无关。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应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