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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吉六（1868—1932），榜名仲谦，派名士策，湖南隆回县罗洪镇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史学家。他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现北师大）、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明德中学、长郡中学。民国16年与胡元炎一起参加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并任该校教师，直到民国19年(1930)退休。袁吉六在教学之余，著书立说，撰有《文字源流》、《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等。1932年卒于宝庆新化（今属隆回）。
袁吉六，清同治七年（1868）出生于保靖县葫芦寨 （其六世祖袁文崇于清初带全家迁此定居）。民国元年（1912）携家眷回归祖籍新化县永固团巴油袁家凼（今隆回县罗洪镇白莲村）。
袁吉六年少时由父亲授读，天资聪敏，博览强记。清光绪八年（1882年），辰沅道台巡视葫芦寨屯务，住宿刘家客寓，耳闻隔壁琅琅读书声，通宵达旦，心甚异。次日天明，命弁兵把夜读者袁吉六传来，见他身穿破旧长衫，五官却很 端庄，欲试其才，叫他属对：“小学生蓝衫扫地”，袁吉六随口对答：“老大人红顶冲天。”道台十分称赞，赠书一部，并对随行人员说：“莫道苗乡人愚昧，平生少见此奇才”。尔后，袁吉六承人资助，入馆就读，文章、书法均属优等，经县、府两考，以名列前茅入泮。1897年，袁吉六29岁中光绪丁酉科拔贡，后因病未能入京会试，设馆教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苗族学生石昌松在保靖考秀才初试录取，前往永顺府应试，有人诬告其“冒籍’’报考，被监考官除名。袁吉六闻讯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准其应试。
民国2年（1913年）春，袁吉六任湖南省第四师范国文教员。民国3年，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民国4年（1915年），一师学生掀起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张为此决定开除学生毛泽东等17人。袁等在张干面前据理力争，说：“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一”。张干被迫收回成命。
民国5年（1916年），谭延闿任湖南省长时，要袁吉六任省府机要秘书。他以年迈力衰、难负重任而拒绝，继续从事教育。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现北京一师大）、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明德中学、长郡中学。
民国16年（1927年）与胡元炎一起参加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并任该校教师，直到民国19年（1930年）退休。
袁吉六在教学之余，著书立说，撰有《文字源流》、《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等。退休回乡后专心致志著作《说文初义章》，终因积劳成疾，未竟而亡，今存部分遗稿。
民国21年农历四月初二（1932年5月7日），袁吉六病逝，终年64岁。葬于罗洪镇巴油袁家凼蛇形山。 毛泽东对袁非常敬重。1950年，当袁吉六的老同事王季范写信告知毛主席，袁的遗孀生活困难时，毛主席即去信湖南省长王首道，“请省府酌予接济”，使袁吉六夫人得以安度晚年。
1953年，毛泽东亲笔为袁吉六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为他重修了坟墓。
2011年1月24日，袁吉六墓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湖南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1912年，袁吉六携妻带子迁回祖籍隆回罗洪乡白莲村袁家涵。1913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立，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应同乡校长陈润霖之邀，袁吉六先生也于此时被聘为该校国文教员。
1914年春，四师并入一师，袁吉六仍然担任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教师。袁吉六非常赞赏毛泽东的文学才能，袁吉六的书籍很少借给外人阅读，但他却很乐意借给毛泽东。1949年，在新化县袁家凼“山斋”书屋，在袁吉六的旧书中还有当年毛泽东借书的借条。从1913年春到1918年暑期，袁吉六教毛泽东的国文长达5年半时间，对毛泽东的古文影响很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
袁吉六桃李遍天下，但是最得意的学生当然要数毛泽东。他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也同情毛泽东与自己一样是农家子弟出身，对他的学习格外关心。他鼓励毛泽东弃梁学韩，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最推崇梁启超的文章。早在东山小学就读的时候，他就从表兄那里借来了梁启超创办的《新民时报》，并刻意模仿梁氏那种“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的文章，最终他自己也能写出颇似这种文体的政论文了。正当毛泽东带着这份“沾沾自喜”跨进省立师范大门时，国学功底深厚的袁吉六给他迎面泼了一盆冷水。袁吉六称梁启超这种文体为“老狐禅”，认为毛泽东学梁是走错了门径，极力主张他学习韩愈的古文。在毛泽东的一篇《讲堂录》中就记下了袁吉六的这些教课内容，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现其诗，即于其题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
袁吉六的言传身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于是来到长沙一条卖旧书的老街——玉泉街，这里韩愈的书有好几种版本，他买不起善本，就买了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买回来后，发现里面不仅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于是到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善本，将其中破损、讹误之处逐页逐字地校勘、改正、修补好，前后花了几个月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
有了这部“善本”后，毛泽东每天都捧在手里，除了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的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认真钻研阅读，不仅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它的思想内容，一部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叉叉杠杠，注满了眉批尾批。
通过反复认真研读，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风格、技巧乃至词句，都已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不仅具有韩文纵横捭阖、一泻千里的气势，而且其中一些词句都直接来自韩愈的文章，如《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来自韩文《原道》，《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文《送穷文》。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刻苦和长进，极为赞赏，夸他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批给学生传观。
在一师，袁吉六还积极支持毛泽东等进步学生的爱国学生运动。1915年，毛泽东带头发动罢课和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张干要开除毛泽东。袁吉六不因为张干与自己是邵阳老乡而站在张干一边，而是利用这层老乡关系，去张干那里游说，夸奖毛泽东是“挽天下危亡者”，并联合徐特立、杨昌济等著名教授，向张干据理力争，终于保住了毛泽东的学籍。
袁吉六为人处事颇有风骨，有一回，唐生智请袁吉六为他的母亲撰写墓志，并送五百元作酬金，被袁吉六拒绝了。后来，经同窗好友说合，替省长赵恒惕之母书写寿匾、对联，而赵则以光洋相酬，也被袁吉六拒绝。可寨子里的农民戴恩太送来斗笠请袁吉六写字，袁吉六却毫不犹豫，立即书写。隔了半年，戴恩太去衡山做生意，一个读书人见他斗笠上的字写得好，十分爱慕，用几倍的价钱买去了这个斗笠。戴回家后，又买了五个斗笠要求袁吉六写字，袁吉六不解其意，又一一写好。戴恩太这回又去衡山做买卖，这些写了字的斗笠又被人用高价买走了。当戴恩太第三次来要求袁吉六写字时，袁吉六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习字讲义》一卷，1913年湖南益兴石印局印本。
《分类文法要略》，1916年长沙光文印刷社铅印本。
《六书述许》一卷，1930年铅印本。
《文字源流》
《文字史》
《书法必览》
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周世钊等党外民主人士。席间，毛泽东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一位未能出席宴会的老师。说到这位老师，周世钊脱口而出：“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腔道：“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倒还是符合袁老先生身份。
毛泽东对袁非常敬重。1950年，当袁吉六的老同事王季范写信告知毛主席，袁的遗孀生活困难时，毛主席即去信湖南省长王首道，“请省府酌予接济”，使袁吉六夫人得以安度晚年。
1953年，毛泽东亲笔为袁吉六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为他重修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