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随着北平形势越来越紧张后,袁同礼担心北平图书馆这么多年精心收集保管的善本书会落入日本人手里,便将甲库存180箱,乙库存120箱,共300箱善本书,运往上海法租界保存,开始存在法租界亚尔培路科学社图书馆,接着转移到吕班路震旦博物院。1940年6月,法国失败后,其在远东的权利大半落入日本人手中,沪上法租界允许日本宪兵随时搜查,寄存于法租界的中国政府的东西许多已被日本攫取。学术界人士对这300箱善本图书的安全忧心忡忡,袁同礼更是寝食难安。他开始张罗将这批书运入美国,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保管。

袁同礼找到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和上海总领事F.P.Lockhart寻求帮助,此二人都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此时北平图书馆已移址昆明,在日机轰炸时,被连续轰炸三次,长途转运,同样需要一笔经费,同样艰难,而且在当时那种轰炸环境下同样不保险。尤其是经费,当时大后方通胀日趋严重,长途搬迁而来的馆中学者及工作人员日子过得越来越难,连正常的工资也无法保证,同时日本人开始大量收买散落各地民间的文史资料和珍贵图书。精于此道的袁同礼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用心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文化损失而试图购买,他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没想到不断受到中央图书馆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排挤和打压。此时教育部拿出80万美元分配国内各学术机关,西南联大及中央研究院各得35000美元,中央图书馆得10000美元,北平图书馆一开始分文没给,经过袁同礼致信据理力争,才给了1700美元,气得后来袁在给胡适信中大骂:这种分配“既毫无计划,而分配款项又系分赃性质。”向中基会申请购买图书费,中文购书费仅给6000元(国币,一美元可换30元国币),西文购书费由开始的国币50000元减为25000元。

1941年1月18日,胡适去国会图书馆拜会馆长麦克利什,联系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暂存之事。胡适答应他这些书运来后,允许国会图书馆全部摄影Micro-film,只不过请他一并摄影三份,一份由国会图书馆保留,另两份将来这些书运回时一并交还中国。麦克利什同意了。

为了防止出关时或运送过程中被日人劫获,胡适找到美国国务院,告知这批书对中国人的重要,现国会图书馆已答应暂存,可在运送过程中“非美政府派人押护,方能免除危险”。同年2月1日,胡适又找到国会图书馆,请国会图书馆派人到上海帮助运送,麦克利什不同意,他认为万一接洽运送不成反而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但不管怎么样,国会图书馆同意暂存。袁同礼既没钱又没人,困难重重,胡适找来王重民和吴光清商议。商议的结果是,胡适自己掏钱,派王重民回去相机行事。

同年2月2日,胡适为王重民写了好几封介绍信。2月3日,王重民出发。王重民4日在芝加哥等车时给胡适发去一信,因胡适此时又让王重民为他从商务印书馆再买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另国会图书馆也让他从商务印书馆为它买一批书来,所以王重民就想看能不能把这些书混入这些书箱中带出。6日王重民到达旧金山时,又发一信,对上述方案进行完善,在带这些书出关时, 如果给他一个国会图书馆代理人的头衔,“未必发生什么留难”,这就需要胡适去找麦克利什发一委任状寄回。同时他又担心万一走漏风声,“敌方特派内行人来检验”那就麻烦了。

28日王重民到达香港,袁同礼在那儿等候他,3月4日两人一同到达上海。一到上海,租界的情形让王重民吃惊,公共租界包括法租界已被日军严密封锁,法租界已十分不安全。好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通还算便捷。在将书搬运美国之前,必须先把书从法租界移出来。公共租界有一家美术工艺品公司,栈房深邃,空气流通,很适合寄存书籍,又是英国人开办的,暂时比较安全,对方也同意,于是两人于12日、13日用两天时间用卡车将这些书搬运到这家公司房内。搬运完后,王重民电告胡适,准备想办法开运。为了易于搬运,王重民和袁同礼又在旁边另租赁了间公司的房子,两人逐箱打开挑捡,剔去重本与书本重大而少学术价值者,再就版刻与内容,挑选出最善最精的,箱数减少为百箱,箱子编上号码,又将所有书编成目录,中文一份,英文两份。两人为此一直忙了三个星期。

另一边,袁同礼开始疏通海关,看采用什么办法能够最保险地将书运出去。但上海海关已被日本人完全监视。海关税务司司长丁贵堂,是海关中最高职位的华人,与袁同礼是老交情。丁贵堂想了三个办法:一、将书箱点交美国驻沪总领事,作为美政府所有,完全由美领代运,海关可发放行证；二、改装旧衣箱,用旅客携带行李办法带往香港或其他地方,若每次携带二十箱上下,他可发证免验(胡适大儿子胡祖望和徐大春前往美国时所带胡适的书籍就是采用这种法子带走的)；三、若不能先将书箱移交美政府,则必先有重庆国民政府的训令,才能发证放行。

两人一合计, 首先觉得第二种方法不行,如果改装成衣箱,则箱数要增加许多倍,同时购买旧衣箱比买新衣箱不知要难多少,即使购买到了,在公司里改装,也非常容易走漏风声。但袁同礼在这之前已找到美国总领馆,他们本就已拒绝,只好采用第三种法子。于是致电重庆,请国民政府给以帮助,但直到当年4月30日孔祥熙回复的电报才到,时间已经过了快50天,两人立即转呈丁贵堂。丁贵堂迅速报给海关关长梅乐和,梅乐和当即回电孔祥熙,决定不执行,原因是鉴于前段时间运送存于租界的中国银行的白银结果出了危险的先例,形势比那时更紧张,还是不运的好。

王重民看事情一时无法开展,自己又不能再久呆,于是于5月中旬带上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一同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袁同礼一个人仍在积极地奔忙着。

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本答应拨付给的3000美元运费,此时见他一时运不成,其社会教育司便找了个由头将之收了回去,移作他用。而胡适的义举、关心与支持无疑给袁同礼以莫大的激励。

5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到达香港,袁同礼知道后,急忙赶到香港,再次寻求詹森的帮忙。詹森想出了个主意,他说,如果北平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签订一个协议,声明国会图书馆借用此批书五年,再由国务院授权上海总领馆,要求其报关时作为美国财产申报,这样运送就方便安全了。

袁同礼致信胡适,请胡适如此运作。胡适看到王重民无功而返,对这批书更是焦心。接到袁同礼信后,胡适只好再去找国务院争取。但美国国务院态度仍然未变。

在等胡适信的期间,袁同礼8月份回上海,又找到海关。也许是为袁同礼的执着感动,海关当局答应,如果每次运送三四箱,可不要放行证,也可保安全。但每次三四箱,这一百箱要运多少次,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他又去找美国驻上海总领事Lockhart,看有没有美国国务院的训令。Lockhart也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介绍他去找一位在此开办转运公司的美商 Gregory。袁同礼本没抱多大希望,但希望却在许多次碰壁后降临了。那位美商一听,立即答应,同时请他立即将这些要运的书移到美国海军仓库,只要有军舰从这儿经过,他会立即负责任地将它们送上船,运到美国中方指定的地方去,同时说,第一是运时不需要经过总领事的同意,第二是不收任何运费。

袁同礼这次是高兴得几乎发病。回来后他与孙洪芬商议,又给胡适发电,请他再商请国务院致电Lockhart给予这种方法以支持。胡适又一次以大使身份前往美国国务院。

这批书从9月中旬开始按这种方法起运。因为系抢运性质,又没有预订,所以舱位往往不多,但有多少就寄多少,一百箱分了好几批才寄完,又因为没有海关负责,完全凭美商的个人支持,所以他们寄的时候特别慎重,收件之人必须时常更换,以免引人注意,其中27箱寄往国会图书馆,75箱寄往加省大学图书馆。

这批书寄完,已是10月中旬。此时太平洋战争的浓云已密布上空,美国一切船只已停驶上海,袁同礼看着这批书安全转移,如释重负,而他自己则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段时间,家中三人患了盲肠炎,小女儿因为割治太迟竟不幸夭折。

书寄出后,袁同礼致电胡适,“箱件到美后,分存两地或应集中一处”,全交由胡适负责了。书全部寄到后,为了便于保管,胡适于1942年2月,赶到加利福利亚大学,经过交涉,将那75箱书也移往国会图书馆。同时胡适还把此时运到美国的汉简也交由国会图书馆暂存。

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存美这事上,胡适先是担任联系工作,书运到后担任了负责监督保存工作,中间在袁同礼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自己出资让王重民回去搬运。他的这种精神与做法,同国民政府一些相关权要此时对待袁及这批善本的态度构成鲜明的对比。

1946年4月,胡适已开始准备回国就任北大校长,1日,写信给美国会图书馆馆长休默尔向他表示感谢,“在八年半中,你在收藏和保护汉简以及北平国家图书馆珍稀图书方面对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所有人,凡是了解并赞誉你对这些中国珍宝作出的极好保护的人,都会久久铭记”。6日,胡适将收条及钥匙交给王重民,托他代为管理,并说“俟将来海运大通时”运回。1947年春,开始办理启运回国手续,但由于内战爆发而停止,直至1965年才运回台湾。

袁同礼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推动者，创立了标志中国图书馆事业现代化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他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美两国最大的两个图书馆，是图书馆界永远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