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6 12:42
袁振国，男，汉族，1959年7月生，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77年，泰州五七农场插队；
1978年——1982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
1982年——1984年，扬州师范学院任教；
1984年——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1986年——2000年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期间，1989年评为讲师，1992年评为副教授，1996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公共教育学部主任，同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教授；
1997年，获博士生导师资格。
1998年——2000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2000年——2004年，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副司长;
2004年——2007年，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
2007年9月——2011年9月，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2011年9月——2013年7月，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2014年10月，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
长期从事教育学理论、政策研究。
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教育重大政策案例研究”、“十一五”规划国家重大课题“和谐社会视野下教育公平和效率问题研究”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素质教育政策支持系统研究”等项目。主编的《当代教育学》创新了教育学体系，成为几百所高校通用教材，获得国家级教材一等奖；撰写的《教育新理念》被评为全国最受欢迎的教育理论畅销书，再版20多次，对转化和普及教育科研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著有《教育政策学》（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购买版权台湾发行）、《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重大命题》，主编《中国教育政策评论》（1999-2015年连续16年每年一册，SSCI集刊），影响远播海内外。著有论文近百篇。
全程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研制工作，2011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会上做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讲解。
1、2008年起，负责调研、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及审议完善。
2010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出发，规划描绘了我国未来1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科学确定了到202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工作方针、总体任务、改革思路和重大举措。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是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的制定共分四个阶段：调研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审议完善阶段。《纲要》的制定充分做到了广开言路、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凝聚共识、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全民参与。(参考文献：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认识，发表时间2011-03-05 )
2、2008年起，在全国建立了6个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和2个实验基地。
2008年5月起，在袁振国等人的勾画下，中国教科院在杭州下城区建立了第一个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拟整合更广泛的社会资源进行教育改革和发展。此后，又陆续建立了成都青羊、大连金洲、深圳南山、宁波鄞州、重庆九龙坡实验区，建立了宁波北仑河广州荔湾两个实验基地。
3、2002年12月20日，中国教育资讯报报道，袁振国拟提出建立“义务教育均衡系数”。
为了进一步唤起社会各方力量，推动中国义务教育的进程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2002年12月12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金厅召开了“关注中国义务教育研讨会”。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来自教育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和教育工作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时任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袁振国教授在会上提出要建立“义务教育均衡系数”。(参考文献：袁振国提出建立“义务教育均衡系数”，发表时间：2002-12-20)
4、2013年5月，提出构建“素质教育指数”，并初步进行了解读和意见征集。
2013年5月16日，《中国教育报》报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推出素质教育指数引领计划。记者朱振岳报道：在杭州下城召开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进一步加强实验区建设工作研讨会上获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决定在全国8个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推出素质教育指数引领计划，努力把实验区建设成“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示范区”。素质教育指数主要内容是，以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素质教育核心思想为依据，紧紧围绕“五个发展”，按政府和学校两个维度，分别从条件保障、资源配置、教师队伍建设、考核评价方法、科研支持和课程、教学、学校管理、校园文化、校外资源利用等方面构建素质教育指数，并以此推动区域素质教育工作。当天，中国教科院还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举行继续共建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签约仪式。(参考文献：朱振岳-中国教科院首推素质教育指数，《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17日第2版，发表时间：2013-05-17)
《当代教育学》
《非智力因素与学习》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教育政策学》(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奖励)
《世界教育大事典》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政府参事
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教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袁振国：要把考试从“指挥棒”变为“服务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袁振国认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要清除影响教育公平的障碍；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并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参考：1.《袁振国：要把考试从“指挥棒”变为“服务器”》
2. 《教育改革让求学路更平坦》
1、袁振国教授就 “虚假大学”乱象 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2013年11月7日上午9:48，袁振国教授应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的邀请，就“虚假大学”乱象、网络上招摇撞骗的“空壳大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袁振国教授认为，打击学历乱象，监管的力度仍需加大，需要我们齐抓共管。
2、袁振国教授就“高校自主招生会否导致奥赛再‘热’”问题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2013年11月16日下午13:27，袁振国教授就“高校自主招生会否导致奥赛再‘热’”的问题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记者的采访。袁振国教授指出：要防止把奥赛变成一种应试，不能把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技巧。
3、袁振国就“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挂钩引争议”问题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2013年11月17日下午15:35，袁振国教授就“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挂钩引争议”的问题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记者的采访。袁振国教授建议：四六级的内容和形式应不断的改革，四六级的作用也应该淡化。
4、袁振国就“中外合作办学”问题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2013年11月3日上午11:51，袁振国教授应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的邀请，就“中外合作办学”中出现的一些乱象谈了自己的看法。袁振国教授认为：“在合作办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不是为了一些好听的名目，挂一个招牌甚至为了营利，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5、袁振国教授就“首批高校章程”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袁振国教授于2013年11月28日下午15:03，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就“首批高校章程”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标志，有着大学宪法之称。这与学校内部规章制度不同，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是学校管理制度、处理内外部关系、约定各方面权利和义务的权威准则。
袁振国教授认为：“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由大学自己来制定、由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来核准的模式，‘有’和‘没有’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别，从以前没有明确的章程，到现在制定出来了，这个意义非同凡响。
袁振国教授在当地时间2014年10月22日上午，应美国大城市教育局长联席会议、安生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部华盛顿分部邀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Jack Morto会议厅，做了题为《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的专题演讲，演讲为时一个半小时，进行了30分钟的提问交流。美国教育部官员，知名大学学者和智库人员，市郡教育局长，资深媒体人员和专栏作家100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袁振国教授的报告，在讨论提问的时间里，10多位提问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提出问题，袁振国一一做了清晰精彩的回答，会场气氛充满感染力。大会特邀评论员Judith Torney-Purta博士（马里兰大学人类发展与定量分析学荣誉教授，拥有斯坦福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学位，她对年轻人的公民与社会参与这个课题有50年的跨国界的深入研究，曾经荣获2009年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国际心理发展奖，最近当选为国家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James H. Williams 博士（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教育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拥有哈佛博士学位，著作超过40多本，并为联合国青少年组织（UNICEF）咨询多个项目）对袁振国的演讲给予了高度评价。
袁振国教授的报告令人惊奇，Judith Torney-Purta教授在评论中说，大量的数据揭示了很多我们完全无法猜测的结论，对美国课程和教材政策有深刻启发，使我们对中国学者的教育研究充满敬意。这些数据潜在的意义还有很多，期待着袁振国教授在报告中所展示的更大的研究前景。James H. Williams教授在评论中说，袁振国教授领导的团队研究，是巨大的、惊人的，在美国难以想象组织这样的研究，它使我们看到了教育国际标准研究的新趋势。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报告会。
袁振国教授领衔的《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是为了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的要求，科学严肃地回答中国的教材难不难这个重大问题而组织的。课题从2011年2月起到2014年5月，历时三年多，袁振国教授组织了六所部属师范大学的150多名学科专家参加。分三个层次、六个学科、十个国家，即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层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六个学科和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十个国家，对教材的难易程度进行了大规模国际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在进行比较的10个国家中，俄罗斯的教材最难，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新加坡，然后是法国、南韩、日本，英国的中小学教材相对最容易，中国处在10个国家的中间水平。但是，不同学科、不同学段在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比如俄罗斯的教材在大部分学科都处在前三名，但在综合科学课程方面却倒数第一；在不同学科内部，难易差距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比如小学数学各国难度非常接近，而高中数学却差异很大。课题还发现，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不是由于教材难而导致，是由于课外加码和教不得法所致。教材难度不宜轻言降低，但教材的结构需要优化，教材的呈现方式需做较大改革。这一研究对国家的课程政策、课程标准的制定和教材的改进具有深远的意义。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院长，国家教育学术委员会会长Michael J. Feuer教授在报告前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会议由霍普金斯大学大学中国事务与全球战略合作办公室主任Madelyn Ross教授主持。
统计显示，知识更新的速度现在已经是三年一个周期了，当我们的学生高中从入学到毕业，他们所学的知识已经更新过一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教与学的变革是必然的。2021年5月21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论坛·全国重点中学校长圆桌会议”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负责人袁振国列出了一连串数据来说明当下的时代变化之快。
2013年7月，在所谓的“中国教科院院长袁振国携妻公款出国游”事件中，北京某报以捡到装有“两年出国前行程单”的皮包为由，指袁振国携妻出国旅游，十天公务仅十个小时，还有上赌船的内容云云。袁振国当即回应，这是一张从未见到更没有采纳的行程单。查中国教科院门户网站2012年1月12日发布的消息，袁振国巴西、阿根廷出访期间，公务活动充实且富有成效。同时，经教育部纪委查证，袁振国出访期间的风景考察费用均为自费，所谓“上赌船”，纯属子虚乌有。袁振国妻子出访由其所在的对外经贸大学派遣，程序规范，其经费与中国教科院没有任何关系。
经2013年7月29日教育部党组会研究决定：接受本人申请，袁振国不再担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职务。
而所谓的“袁振国发票”事件，实属人为中伤，相关媒体在不明真相、不经核实的情况下转载炒作，误导了舆论。
为避免给正在快速发展的教科院以及上级主管部门造成困扰，他毅然主动辞去院长职务,令人惋惜。在自媒体时代，媒体如何自律，网民如何理性地审视社会新闻，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