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创作作品《天祭》。

1988年，在纽约做职业艺术家。

1991年，在美国纽约举办个展“袁运生近作展”。

1992年，创作作品《“胜利者”》。

1993年，在北京举办个展“袁运生画展”。

1996年，创作作品《狂热的线条》；9月，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

2001年，在北京举办“从中国出发”袁运生绘画作品展。

2002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2005年，创作壁画作品《夫子琴思》和《万户飞天》。

2008年，创作作品《千年土地翻了身》。

2010年，在德国爱沙芬堡举办“熟饭乎？——袁运生个展”。

2014年，在北京中间美术馆举办个展“第三条路—袁运甫袁运生绘画作品展”。

2017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

2019年，在北京举办个展“生命的赞歌”。

2023年4月，在江苏南通美术馆举办“回到南通”——袁运生艺术展。

袁运生出生在南通寺街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中学教员，精通经史，擅长诗词。三位姑母，都是南通20世纪初的第一代师范学生。袁运生的哥哥是教育家、科学史家袁运开，画家、 教育家袁运甫。

袁运生的艺术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982年赴美国之前可以被视为传统艺术、学院艺术和现代艺术启蒙的并置时期；1982年至1996年在美国接受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的影响，开始创作大尺幅的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内在关联的综合材料作品，是融合时期；1996年返回中国后，尝试在中国传统雕塑、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非书画系统”的视觉空间中寻求灵感和新启发的独造时期。并置、融合和独造三者相互依存，层层推进。通过展览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内在文化经验和思想经验的丰富性。

袁运生在融合时期吸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影响时，是在西方借用东方之后的再借用。根植于袁运生内在的中国文化经验，与其个人的性情和文化理想，毫无罅隙地完美融合在一起，最终越过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走向自我完善。

袁运生的早期作品体现了他对于中西艺术的比较思考。1978年，袁运生有机会到云南写生，他画云南妇女像，就象那些云南妇女们一针一线在绣花，画面中的每一根线条，都连绵不断，气息平和，充满了对生活和生命的喜悦。在这些白描作品中，袁运生充分运用了他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线的表现技巧，对于平面物象的组织和结构，疏密有致，松紧有度。

袁运生在创作构思中，中国古老的神话故事一直是其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这也令其绘画中充满了变幻莫测的构成关系和叙事线索。袁运生一直在画面中塑造着接近远古洪荒时代中的元神形象。他孜孜以求的是在精神维度和语言表现力上的碰撞。

袁运生通过用绘画的语言传达了这种“生命情景”正在进行的转变，利用对历史与现实并置的生存状态，表达他对与生命个体在社会中所肩负的责任。在他的绘画中，观念的焦点并不是仅仅是体验和感知问题，而是试图去创造新环境下产生的可见的艺术文本，用绘画的方式全力揭示民族、国家的普遍状况，呈现全球文化、经济可能存在的远景。

对袁运生来说，他的方式是将油画的现代主义传统引入到水墨之中，更准确地说，用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来使用水墨。或者说，他激活了水墨的另一面，它看到了水墨这种传统形式和现代绘画的相通一面。这种结合有内在的合理性。他不是在改造水墨，而是激活水墨，让水墨这种传统形式和现代艺术共振。除了要去发明一种新的水墨风格之外，还要去寻找一种新的讨论生命的绘画形式。灵活的水墨材质和流动的生命感觉也许有一种自然的联系。将水墨从固定程式中解放出来，让它更自然地涌动，不是正契合生命内在的多样性繁殖吗？

袁运生在1980年代后期的这种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包含着能量和蛮力。袁运生激活了水墨固有的流动性和渗透性，他绝不对之进行抑制、修饰和编码，它让这种能量和强力在纸面上肆意地涌动，在各个方向上繁殖，奔突、伸展。它们如此之强劲，相互挤压和撞击，仿佛时刻要冲出画外，冲向纸的边缘，画面因此显得饱和而凌乱，这些画纸仿佛时刻准备被画笔所揉碎。这些画只显示能量，而不显示信息；只展示线条，而不固定形象；只在没完没了的运动，而没有片刻的宁静。这些跃动的盲目力量，将人体撕成碎片，碎片般的人体局部和器官在画面上隐隐约约地碰撞、挤压、缠绕、推搡和坠落。这些碎片化的身体在不停地分解，也在不停地重组，它们脱离了原有的位置和功能，又在尝试新的功能和位置。身体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失去了稳定性，破除了有机感，也剔除了情感，历史和文化的包裹，而完全还原为一股内在性的力。

袁运生的白描作品，深得中国传统线描的精髓，袁运生赞成石涛“一画论”的观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于袁运生来说，无论画面的视觉形态多么复杂甚至在外人看来有些混乱，但其中一定要有一个整体思路，积累素材后要有自己全新的构思，重新创造，这样才能既不与古人相同，也不与令人相似，更不会重复自我。袁运生的钢笔画，可以划入他的白描系统，只是工具的不同，他用钢笔画出了云南的云和云下的傣族村寨。而其中植物的写生，又如同版画的刀法，以粗细不同的笔触组织出茂密的画面，深得中国绘画构图的要求。

袁运生作品中的抽象元素——“线”，来自于他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即使是大幅的油画，他也不太强调色彩的塑造，而是突出线条的表现力。

早在1962年的毕业创作《水乡的记忆》中，袁运生无论是素材稿，还是最终的创作，都强调了线描的塑形功能。这里的线条不仅是对象的轮廓，本身也是形态结构的一部分，它支撑着整个画面结构，并赋予它一种独特的生命意象。这里的线条不单是轮廓线的功能，它本身亦构成了一个生命体。

“袁运生是中国美术界的良心。在这个营营苟且、追名逐利的时代，他是少数坚持理想、不入时流的艺术求道者的突出代表，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少有的具有大师气质的人物。和那些世故圆滑、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庸碌之辈相比，袁运生这样的‘性情中人、稀有动物’（陈丹青语）弥足珍贵。”（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评）

“他（袁运生）不是空谈，是认真做学问，在中国从事现代性的研究。”（油画艺术家、教育家靳尚谊评）

“袁运生是南通籍书画家的杰出代表，是对中国现代美术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艺术大家。”（时任南通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沈雷评）

“他（袁运生）就像唐吉·诃德。他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他长得就像英雄。是个让我尊敬的一个堂吉·诃德。袁运生在走他认为所走的那条，能够巡回他的自尊和我们整个民族大美学的自尊这么一条路。”（画家、文艺评论家、美术教育家陈丹青评）

“在艺术上袁运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远行者，他是一个现代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画家、诗人范增评）

“袁运生是一位精神至上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展现出纯粹的精神属性；他的历程是坚守理想、讴歌生命的历程，他的作品类型很多，样式也很多，但贯穿他几十年创作的主题是生命；是文化寻根、精神守望的历程，他的学术视野非常宽广、文化学养十分深厚，但始终有自己清醒的文化认识；是倾注心血、教书育人的历程，他积极引导学生走向传统艺术宝库，鼓励学生为弘扬优秀艺术传统而努力，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为推动美术教育事业立足中国大地改革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画家、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评）

“袁运生是中国著名艺术家，在中国画坛具有重要影响力，他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颗星，一颗能够代表艺术自由求索精神的星。他是总能够引起关注的画坛人物，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艺术又总是不拘泥于一种形式，而有着不断否定、不断开拓的顽强生命力。”（艺术家、策展人李垚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