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无子，抚从父弟25树子通为子。既而侧室26钟氏又生子迟27。孙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仓山28北，遗命以己祔29。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仓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与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宁，从君游最久。君殁，遂为之铭曰：粤有耆庞，才博以丰。出不可穷，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蔼如其冲，其产越中。载官倚江，以老以终。两世阡同，铭是幽宫。

钱塘县袁君，名枚，字子才。他出仕官职，政绩昭然，声名远播。辞掉官职后，在江宁西城建了一所园子住在里边，称作“随园”。世人都称他为随园先生，于是更加著名。袁君的祖父名叫袁铸，父亲名叫袁滨，叔父名为袁鸿，都因为贫穷而到全国各地去做幕僚。袁君年轻时，自学成才。二十一岁时，他从钱塘去广西，到广西巡抚的幕府中看望叔父，巡抚金供公一见之下，就觉得他才能不凡，试着让他作一篇《铜鼓赋》，他马上就完成了，写得非常瑰奇华丽。正好碰上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考试，选拔博学能文之士，金公就推荐了袁君。当时推荐的有二百多入，其中袁君最年轻。袁君参加了考试，没有考中。后来他参加乾隆三年的顺天府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期满后，被改派到江南做知县，最后调任为江宁知县。江宁本来是一个大县，难以治理。当时尹文端公是总督，他最了解袁君的才能。袁君每遇到一件事，也竭尽全身的本领，从不逃避责任，所做的事情无不成功。后来，袁君被解除官职，住在家中，再次起用，被派到陕西；他刚到陕西，赶上父亲去世，又回到家中，最后一直住在江宁。

袁君本来因为文章写得好而进入翰林院，相当有名望，但忽然被排除到外面；等到做了知县，政绩显著，但是官职始终不见迁升。从陕西回来后，他刚刚四十岁，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出仕做官，施展他的全部才华来创作诗文辞赋。他的足迹遍布东南风景优美的地方，山川的瑰丽奇伟，幽远深邃，全都在诗文中表现出来，他以此自得其乐。天下的文士来到江南，必定造访随园，送上自己的诗词文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袁君的园林、厅馆、花竹、水石，清幽深邃，静谧优美，甚至窗格、栏杆、器皿都很精美，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十分丰盛。他对客人留连不舍，不知疲倦，看到别人的好文章，总是赞不绝口。后辈年轻人的诗词文章，但凡有一句写得好，袁君必定能举出词句，读给众人听。

袁君无论是写古文还是骈文，都能自己抒发出心中的所思所想，并且与古人的文法相通。对于作诗，他尤其能驰骋自己的文才，世人心里想表达出来却无法表达的，袁君都能替他们表达出来，当代的文士大多都仿效他的文体。所以《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的公卿大夫，下到街市的小商小贩，都知道看重它。连海外的琉球，也有来求取袁君的书的。袁君做官虽然并不显达，但世人认为一百多年来，尽享山林的乐趣，又在文章上极负盛名，大概没有人比得上袁君。

袁君刚出仕时，做过溧水县令，他的父亲从远方来到溧水县，怀疑儿子年纪轻轻，缺乏做官的能力，就试着隐姓埋名在乡间查访。百姓们都说：“我们县有个年轻的袁知县，是个大大的好官啊。”他的父亲这才非常高兴，进入县衙。袁君在江宁时，曾经白天处理事务，夜里召集文士喝酒作诗，但闻名的政绩更多。江宁街市中的人把袁君判决案件的事例编成歌谣，刻版发行天下，袁君却觉得这些不值得称道，以后绝不允许别人讲述他如何处理政事。

袁君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袁夫人王氏没有生儿子，就抱养了堂兄弟袁树的儿子袁通。后来袁君的偏房钟氏又生下了儿子袁迟。袁君有两个孙子：一个叫袁初，一个叫袁禧。当初袁君在他所住的小仓山北边安葬了父母，他留下遗言，让把他自己和父母合葬。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这一天，袁君的遗体被安葬于小仓山他父母墓的左边。因为袁君与我的先辈有交往，而且我住在江宁，跟随袁君游历的时间最长，所以袁君去世后，我就为他写了墓志铭说：“有位年高德重的袁君，才学广博精深。作品难以数计，不经雕饰，自然工整。文坛唯他独尊，海外远播声名。秉性和蔼，祖居越中。江宁做官，终老于此。两代的墓地相同，将此铭文留在坟中。”

这篇墓志铭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作者为袁枚生前朋友，同居江宁，而两人文学观点，尤其是诗学观点，大相径庭。袁枚生前名满海内外，死后诋毁者甚多。有人曾劝作者不当为袁枚作墓志，作者以为“随园正朱（彝尊）毛（奇龄）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乎？”于是作了这篇铭文。

作者写的这篇墓志铭，由于他与死者生前相处一地，交谊殊深，对其文才、风采、德行深怀敬佩之心，所以文中尽是肺腑之言，字里行间蕴涵景仰的感情，思想内容异于一般应酬的文章，神气充盈，很有特色，读来真切而感染力强。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清·王文濡《清文评注读本》：随事序次。将随园一生事实，罗列无遗，而不满之意，隐约自见，读者可于言外会之。

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后充《四库全书》纂修官。辞官后，在锺山、紫阳等书院讲学长达四十余年。姚鼐著述丰富，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惜抱轩诗集》二十卷，编选《古文辞类纂》四十八卷，还存有杂著多种。《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