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小说的题目之所以叫《被淋湿的河水》，是作者构思这小说的最初，就是想叙述一个老人的生命是如何走向枯竭的，就像那条河，原来是有水的，但后来的水渐少渐少，最后竟没有了。老人的生命就如同那条河的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最后了结在了那条干涸的河床上。

晓雷

晓雷是农村青年，他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他与高加林一样无法认同父辈的生存方式，无法。与自身的生存境域相融汇。不同的是他不愿意读书，迫切要求脱离家庭。他逃出师范学校，以一个社会零余人的身份，带着孤独的少年理想开始了自我价值的艰难追寻。当他发现充满无序而喧嚣的外面世界同样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时，他便自觉地进行着各种反抗。先是以恶制恶，以毒攻毒，杀死采石场的杨老板，然后以侠义精神临侮不屈，成为“又一个不跪的打工仔”。

回乡后他联合全县的教师揭露当权者的阴谋。事件之后，他进了一家煤厂，但煤厂老板与教育局长是亲戚，晓雷被不动声色地害死了。晓雷的人生却是悲惨的，他最终死于非命。他的死作为事件本身是偶然的，但从他自身的性格和命运来推断又是必然的。他想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变社会秩序，以他顽强的意志力体现良知和道义，这是堂吉诃德式的方式，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晓雷以一个青年人特有的勇气和闯劲为自己的生存争得一片天地时，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很残酷，很无情，他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和这种残酷无情斗争的时候，他必然会遭致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凭一己之力，和一个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抗衡，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取胜的。晓雷是众多苦命打工仔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个人遭遇其实也是这一整个群体命运的真实写照。

晓雨

晓雨是晓雷的妹妹，她在小说中尽管她没有直接出现，但读者可以想见，同是出身农村的女青年，与刘巧珍不同的是她受了些教育，没有了刘巧珍那样腼腆和单纯的情怀，对都市有更多现实的憧憬，也有更多走进去的机遇。她读完初中不甘心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便来到城里打工。与许多没有技艺的同龄女孩一样，她没有选择从事服务业，而是在一家美容店打小工，试图以迎合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生存理想。她最后禁不起诱惑，做了人家的“包身女”（即二奶）。当然这种行为是要承受道德压力的，这个人物的生存境遇以及她身上体现出来的人生意蕴同样值得读者思考。

陈村

陈村是晓雷和晓雨的爸爸，这个老实巴交、恪守传统的教师，在面对家庭接二连三的打击，早已承受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并被这沉重压的头发全白，无法站直。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骨肉分离，陈村总是以“心疼”的方式将自我蜷缩在孤独的空间，从不四处诉说，也不做任何的反抗。尽管他是一个受苦受难的角色，但是他毕竟经历了诸多的世事，经历了大半的人生，他执着的信念和对苦难的忍受中，看到了命运的顽强和韧性。他最终也没有挣脱不济的命运，在强大的外在势力面前，他的力量同晓雷一样，显得异常渺小。

“我”

“我”是从城里离婚“回家的”乡村教师。这里所说的“家”便是乡下。“我”在城里的生活状况不明朗。“我”觉得人世间的丑恶几乎都云集在看上去十分发达而美丽的城市中。城里就像蜜蜂窝，她承认里面有着许多可口的蜜糖，但也时常叫人蜇得满身是伤。

艰难

苦难，是文学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同时它也是人类成长史的见证以及人类生命史的见证。对于苦难的表述当然有无数的途径，但是鬼子以其特有的深沉和悲悯将众多底层人物所遭受的苦难给与了严肃的关注和温暖的慰藉，在整个描写底层的作品中独树一帜。 尤其是对城市农民工这一具代表性的底层群体的塑造，更是深入人心。在《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无疑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在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之后，创作的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工人问题开始不断反映，城市农民工成了具时代性、富中国特色的群体。从他们身上体现的城乡冲突、贫富冲突也是异常突出的。当然，从晓雷身上，读者也深深的体会到了来城市打工者所遭遇的异常深重的苦难。

在这样以城市为中心的道德语境之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必然遭遇着严重的考验，人性的关怀在较大程度的丧失。晓雷的那刚毅不屈但又挫折不息的形象，深深的刻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中。作品中这种现实精神和现代叙述的完美结合，成了这部作品久久不能被淹没的较大武器。作品中的个个不屈的灵魂，也在争取自由、争取尊严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着一样，其实，不论是谁，只要走着，就有希望，只要向前行进着，就会看到进步，或大或小，但是这进步却会成为每一个人继续前行的无限动力，催促着人们一往无前。

死亡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直接残酷地让人看到“死亡”：“我从城里离婚回家的那一天，阳光好得无可挑剔，但陈村的妻子却在那天去世了”。接着，作者又写了另一个作品主人公晓雷目睹的“死亡”：一件因赌博而起的村里的凶杀案，“这天，村里突然发生了一起血案。一个随身带着尖刀的小子，把一个也是村里的青年给活活地杀死了。出刀的缘故是因为赌钱的时候对一张人民币的真假引起了争吵”。

第三次写到“死亡”，是外出在采石场打工的晓雷因为老板硬苛扣他三个月的工钱而与老板发生冲突，杨老板是横竖不给钱，于是晓雷“操起了桌面上的一个酒瓶，闪电般砸在了他的后脑上。晓雷说那是一只又长又大的酒瓶，但却没有发出什么惊人的响声。被打着的杨老板，也没有发出任何非凡的叫喊，他的身子只是默默地往旁一歪，就栽到了地上”。

第四次直接写到“死亡”是晓雷的死。晓雷在煤场打工，在煤井下让瓦斯给烧了，他是被人陷害的，“躺在医院的晓雷却断断续续地告诉他的父亲，说他是被人谋害的。他说，他并没有带着火机和香烟”。躺在医院的第四天，临近黄昏时分，晓雷就死了。

第五次写到死亡是写儿子死后一夜白发的陈村正准备去给儿子告状，但没走多远就在一条干涸了的河床上碰上了几个着绿衣绿帽的警察，那几个警察是前来抓晓雷的，说的就是晓雷在广东打工的时候，打死了那名姓杨的采石场的老板。身心交瘁、白发苍苍的陈村，“在人们的眼里突然晃了晃，像一根枯朽的树桩倒在了脚下的河床上”，“就那样再也起不来了”。

在小说的另外两处，还写了两种非生命的“死亡”。在小说的开头，写“我”从城里离婚回到乡下的家里，还有几个地方也提到我对自己原有婚姻和爱情的绝望，这是写爱情和婚姻的“死亡”。小说的结尾，写到一条干涸的河，“那是一条曾经在岁月里流水汹涌的河，可是这几年，河里的水渐小渐小，最后竟没有了”。这是写河之“死”，这是大自然的“死亡”。在这篇仅仅30000余字的中篇小说里，7次直接写到“死亡”，确实触目惊心。整篇小说都被死亡气氛笼罩，而且这种气氛不是象征性，而是写实性的。作者一直在冷静平实的叙述中，让人感受和触摸死亡。人生的有限性、生命的死亡是悲剧的基础。触目惊心的“死亡事件”的直接叙述清晰地凸显了“生死问题”和“生死意义”，这是鲜明的悲剧意识，让读者不得不去思考。

“时间倒错”的时序安排

在叙事时间上，《被雨淋湿的河》较能体现鬼子叙事风格的就是时序的安排。时序是故事的时间顺序与文本中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将叙事文本的时间和故事的时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分为三种，时序是其中之一。他还将故事时序与叙述时序间各种不协调的形式称为“时间倒错”。倒叙和预叙是“时间倒错”的两种类型。“在叙述过程中，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是：如果事件还没有发生，叙述者就预先叙述事件及其发生过程，则构成‘预叙’”，“事件时间早于叙述时间，叙述从“现在”开始回忆过去，则为‘倒叙’。”也就是说，预叙是事先讲叙或提及了以后事件的发展，倒叙则是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进行事后追叙。《被雨淋湿的河》中即出现了倒叙和预叙，使用了“时间倒错”的时序安排。

小说开篇采用了倒叙的手法，第一句话写道：“我从城里离婚回家的那一天，阳光好得无可挑剔，可陈村的妻子却在那天去世了。”接着，鬼子追叙了陈村妻子死时的具体情形，然后才开始讲述小说的主要故事。主人公的苦难接踵而至。晓雷逃学南下打工，杀死拖欠工钱的采石场老板；晓雨当了包身女且失踪；晓雷惨死于矿难之中，陈村也不幸死去。由此可见，采用倒叙手法展现的事件与主要情节缺乏必然联系。或者说，倒叙的事件即陈村妻子的死，其功能在于确立整个故事的死亡基调，营造悲剧氛围。

故事由陈村妻子的死亡开始，以陈村的死亡结束，悲剧气氛始终贯穿其中，这一开篇倒叙事件的安排无疑起到了渲染气氛的效果，加强了作品的震撼力，同时可以使人产生种种疑惑，如“陈村是谁？”“陈村的妻子是为什么去世了？”这样的悬念效果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与倒叙形成对比，《被雨淋湿的河》也使用了预叙的手法，如陈村看到晓雷揭发教育局长贪污教师工资的公开信时，“他闷闷地说了两句完了完了，这小子要完蛋了！”陈村的这句话预示着晓雷的一场大悲剧即将降临，此后的故事发展就是这一预言的实现过程，晓雷因被人陷害遭遇了煤矿事故，不幸以死亡告终。这一预叙手法产生的效果即是引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动力。陈村这一人物事先告知读者晓雷接下来会“完蛋”，这就促使读者期待进一步追踪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好奇于晓雷“完蛋”这一事件的经过，文本中的时序安排在无形中就成了读者的阅读动力。可见，叙事话语的研究已不仅局限于文本本身，也与读者联结起来了。

第一人称“我”的限知视角

热奈特把视角作为叙事语式即叙述信息调节的形态之一，在《叙事话语》中他区分了三大类聚焦模式即视角的三种类型：第一，“零聚焦”或“无聚焦”，即无固定观察角度的全知叙述，其特点是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叙述者>人物”；第二，“内聚焦”，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叙述者=人物”，其中包含固定式内聚焦、变换式内聚焦、多重式内聚焦三个次类型；第三，“外聚焦”，即仅从外部客观观察人物的言行，不透视人物的内心，“叙述者<人物”。叙事学家一般把视角分为全知视角、限知视角和纯客观视角三种。《被雨淋湿的河》采用的是“叙述者=人物”的“内聚焦”方式，即所谓的限知视角，叙述人“我”是小说中的人物，同时也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讲述别人的故事。小说的整个故事都是通过“我”这一叙述人转述出来的，“我”在有限的范围内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说发生在身旁的故事。这一叙述视角的特别之处在于，叙述人“我”的故事完全是虚的，“我”的存在只为更好地呈现主要人物陈村和晓雷的悲剧故事，这即是“鬼子式”的视角选择。鬼子热衷于第一人称“我”的视角选择，“‘我的目光’是鬼子小说叙述的一大特点，这不仅因为小说中大多出现“我”这样一个叙事人角色，还在于鬼子把所有的叙事都设法转化成“我”的叙述，都变成我的目光之中的世界。”

小说人物的经历与命运从“我”的口中转述给读者，而“我”的视界不是全知全能、居高临下的，而是限知的，从这一限知的角度去叙述故事就加强了事件的亲历感与真实感。如文中写道：“后来是晓雷告诉我，说他拿着我给的三百块钱，第二天就跑到广东那边打工去了。”“我”当初并不知道为何晓雷问“我”要那三百块钱，不知道晓雷后来去了广东打工，更不知道在他身上还发生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件，而这些事情的原委都是“我”事后从晓雷口中得知再转述出来的。“我”这一叙述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故事与人物视点的一致性，人物和读者可以直接进行交流，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发展更为直接贴切，这就缩小了叙事者与读者的距离，增强了故事的真切感。晓雷南下打工时经历的杀人、下跪等惊心动魄的事件在叙述者平静的转述中显得历历在目，主人公陈村和晓雷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也不会让人觉得虚假。对于读者而言，故事有了“我”这一叙述人型视角的限知表述，就更具真实感与说服力。

“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被雨淋湿的河》视角人物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文中叙述者“我”是一个刚从城里离婚回乡的中年妇女，是一个女性视角的人物。小说一开篇，“我”这个女人和主人公陈村之间模糊不清的暖昧关系，就使文本制造出了悬念效果。这一叙述者的女性性别显然有悖于作者的真实性别，鬼子这样的视角安排自有其目的所在。他坦言：“这是一种手段，通过这手段，我可以把许多社会的问题推到故事的背后。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叙述过程要下雨的感觉，很沉闷的很潮湿的感觉，而女性的叙述能够给人这种感觉，能够引起人的某种同情和关注。”因女性更为关注的是家庭问题，社会现实问题自然被推到故事背后，使读者的关注点转变为家庭，身为女性的“我”在叙述另一个家庭的悲剧故事时显得自然、平静，不禁流露出女性细腻的同情之感，故事情节随后的发展也始终离不开女性特有的观察方式。鬼子这一女性叙述人视角的选择同时证明了现代叙事的叙述人和作者往往是剥离开来的，对于作品而言，作者只是一个隐性的存在。表面上看，作者已隐退到故事之后，实则仍是强有力的掌控者，故事的视角控制始终是作者操纵叙事的结果。

声音

小说中的“声音”是叙事的成分之一，它是一个用于叙事的方法，叙述者可以运用声音讲述或展示故事，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则是声音的制造者。现代小说创作十分重视读者对叙事文本的参与性建构，其创作较为倾向于运用展示型文本的声音即作品中人物叙述者的声音，影响读者对人物和故事的理解。《被雨淋湿的河》采用作品中的人物“我”来发出声音，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文本与读者更贴近，这样读者可以更好地进入故事之中，文本也能产生特有的审美效果。然而，小说中的声音往往是多重的，即具有多层次性，人物叙述者的声音可以包含作者的声音。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中指出，“作者声音的内在不必由他或她的直接陈述来标识，而可以在叙述者的语言中通过某些手段———或通过行为结构等非语言的线索———表达出来”。

《被雨淋湿的河》中，叙事表层上是由一个中年女人承担叙述人，但是在叙述人的叙述过程中不自觉地出现了作者的情感态度，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也就是说，人物叙述者的限知视角变成了作者的全知视角，这种视角变换的手段暴露出了作者这一“隐藏叙述人”的踪迹。鬼子运用这种叙述裂缝使文本发出了“隐藏叙述人”的声音。如小说在“我”转述服装厂老板命令全体员工下跪的情景时有这样一段叙述：老板像头张狂的野兽，朝混乱的人群凶猛地扑了过来，他一边推着他们，一边不停地吼叫着站好！站好！统统给我站好！像一群左冲右突的牛群，民工们又给老板站成了一支奇形怪状的队伍。老板随后跳到了一台机车的台面上，他顺着一脚又踢翻了旁边的一台机子。就在这时，他朝民工们吼出了跪下，统统的给我跪下……惊慌的情绪以狂风的姿态在人们的脸上变幻着……转眼间，那条畸形的队伍像一堵挡不住黑风的破墙，纷纷接连地倒了下去。

显然，这段故事的叙述语气基本上不符合转述者“我”的人物身份，而根据晓雷的受教育状况，这样的声音也不可能来自晓雷。“我”只是一名居住在乡村的中年女性，也没有亲眼目睹过主人公晓雷打工时发生的事件。所以，按叙述者的个人认知和经历推断，像“老板像头张狂的野兽，朝混乱的人群凶猛地扑了过来”，“惊慌的情绪以狂风的姿态在人们的脸上变幻着”，“畸形的队伍像一堵挡不住黑风的破墙”，这样的叙述语句不可能出自“我”的口中。“我”只是作为晓雷故事的转述者，但却对这一下跪场面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实际上，小说中的“限知视角”已不自觉地转变成了“全知视角”，这样的声音正来自隐藏叙述人，这一视角转换过程使文本出现了叙述裂缝，作者介入其中就能更好地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晓雷不向老板下跪这一事件是刻画其性格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如果只采用叙述者的限知视角必然无法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的描写，所以鬼子这一隐藏叙述人声音就很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使读者与作者建立起情感联结，也使叙述者的声音得到了强化。鬼子超越“我”这个人物叙述者，自己开始参与叙述，这样文本在叙述上就出现了叙述的双重声音，一个是人物叙述者的，另一个是隐藏叙述人的，而小说中的人物已不再是独立行动的主体，而是隐藏叙述人的叙述对象，一切故事都暗藏着隐藏叙述人的声音。综上所述，《被雨淋湿的河》呈现了鬼子小说“叙事话语”的独特性。

无论在叙事时间、叙述视角和叙事声音上都体现着鬼子本人的巧妙构思和叙事策略。“时间倒错”的时序安排，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动力；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增加了文本的逼真感；“隐藏叙述人”的声音使作者退隐，让读者与文本的距离更为接近。由此可见，鬼子对小说“叙事话语”的安排较为精心，从而形成了“鬼子式”的叙事风格，拓宽了文本的审美空间。

评论家何言宏：“新左翼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都揭示和批判了资本强权的肆虐与罪恶所造成的底层苦难，控诉了资本强权的凶蛮、残暴与虚伪，这在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作品中，表现得都很突出。

中国作家网：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堪称近二十多年来最出色的小说之一。该篇作品中落墨最多的是关于一篇小说的构思，“在小说中写小说”，但“包袱”却抖在了最后。可能有些明目张胆了，但至少也起到了两重效果，一是用小说的方式颠覆了另一种小说的方式，二是用虚构完成了写实的功能。如果说写作有点近于用文字来“搞鬼”，那鬼子就是此道中的鬼才了。

鬼子，本名廖润柏，仫佬族，广西罗城人。1989年中国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广西文学院副院长，小说家。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大年夜》《活埋》《盐水花生》《卖女孩的小火柴》《贫民张大嘴的性生活》。曾获1997《小说选刊》年度优秀小说奖、1999《人民文学》年度优秀小说奖、2000—2001双年度《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