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明斯在指挥所里制定出了最终的进攻方案，并且亲自动身去请援兵。副将达尔生没有卡明斯那样的卓越指挥才能，当卡明斯走后，他擅自命令部队向日军进攻，结果竟然将日军全歼，成功占据小岛，而卡明斯对此却完全不知。胜利捷报具有讽刺意味：“由于卡明斯将军的卓越指挥，这场战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的梅勒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1942年夏天，诺曼·梅勒在波士顿一家精神病院打了七天暑期工，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短剧《裸者与死者》。为了写就一部关于欧洲战场或者太平洋战场的小说，诺曼·梅勒于1944年应征入伍。诺曼·梅勒先后在菲律宾莱特岛、吕宋岛和日本服役。他当过文书兵、架线兵、炊事兵、侦察兵和空中摄影师。

《裸者与死者》小说以二战中美军与日军在进攻与防守南太平洋一个虚构的名为安诺波佩的热带小岛上的战斗为题材。从《裸者与死者》的内容特别是人物的经历和结局明显可以看出存在主义的思想痕迹。

战后初年，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涌人美国，迅速渗透其文化土壤，经过美国知识界的接受和改造，存在主义在美国被赋予了不同的特色：在美国，存在主义为人生勾画的孤独、痛苦的精神状态和现存世界的荒诞性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在”。作为美国存在主义发言人的梅勒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这种倾向，具体到《裸者与死者》则集中表现为个体存在在诸多异己力量控制之下的反抗、挣扎与无奈。比如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于侦察排的士兵，种族歧视之于戈尔斯坦和罗思、战争之于美军与日军等。

侯恩

早年的侯恩，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为了寻求自由主义的理想，他不惜与资本家家庭决裂，离家出走，但是面对随后的人生，他却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妥协，究其原因，原先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早已对他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尽管他憎恨以父亲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但是从小到大衣食住行的获取，又使他不得不依赖于他的父亲。在人生观和思维方式上，他与中产阶级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而在内心深处，他早已选择了对他们妥协。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依旧渴望能保持自己个性的完整，捍卫自由平等的理想。

在军队中，侯恩的言行表明了其内心深处的矛盾。由于他最终无法克服自身的缺陷，他不但被周围的社会群体所孤立，而且离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也越来越遥远，以致于最终成为集权主义社会的牺牲品。

侯恩面对卡明斯时，在某些政治观点上，他表现出与卡明斯不同的见地，并针锋相对地与之争辩，看似与将军的专横势不两立，而在潜意识里，他却感觉到，“在卡明斯将军的轨道里，自己和卡明斯非常相似，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类人”。在与克罗夫特相较量的过程中，看似两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可在实际上，侯恩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和使命。当他同克罗夫特在侦察排领导权的问题上明争暗斗时，他依然希望自己“还要当个头儿”。在同普通士兵的相处中，侯恩也一度践行过平等民主的理念。侯恩明白自己的目的就是把队伍带好，争取获得将军的赏识，早日回到将军的身边。

侯恩无论是在其个人生活还是政治倾向上，都是一个足以和卡明斯、克罗夫特相抗衡的人物，是抗击他们法西斯力量的有力抵抗者。侯恩游离于过去和现在、想像与现实之间，传递出侯恩的矛盾心理和人格的分裂。现实中的侯恩，游离于其所在的军官社交圈子外，一方面，他对周围的军官们充满鄙视，与他们格格不入；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不时地受到卡明斯的吸引，为其所用，算得上将军的得力助手。在这样的矛盾和煎熬中，侯恩最终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死亡。

爱德华·卡明斯

卡明斯十岁就离开了家，独自承受一切，接受军校的训练。美军少将卡明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法西斯主义者，言行举止充满怪异和矛盾，他一直像机器一样，冷酷无情地控制着军队的运行。他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可在待人处事方面，卡明斯的父母给他灌输的却是“教义所说，是一套做法，买卖小事，那又是一套做法，如此而已”。在卡明斯所生活的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恨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发迹建立在使大家落下“一屁股债”的基础上。

卡明斯是攻占阿诺波佩战役的最高指挥官，他是一个具有法西斯极权思想的人物，崇拜强权，具有强烈的统治欲与特权意识。在他看来，军队就应该尊卑分明，宣称“将来的道德规范只有一条：就是权力第一”。为了使他的下级对他毕恭毕敬，有令必从，他极力推崇“恐惧阶梯论”，并不惜将手中的权力极而用之。即使平日很得他宠爱和维护的侯恩为争取个人自由和自尊而故意冒犯他时，也被他利用职权一降再降，间接导致了侯恩的死亡。

山姆·克罗夫特

侦查排副排长克罗夫特是个十足的权力狂，他是“政治暴决”的强有力的代表、战争机器的具体执行者、恶魔的化身。在很多方面，克罗夫特都表现出潜在的控制欲。在现实中，他是卡明斯畏惧理论的具体执行者。他像恶贯满盈的暴君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对待战俘，克罗夫特先是装作很友善地安慰战俘，当战俘对克罗夫特表示感谢时，克罗夫特却掏出枪，对准战俘的脑袋射杀。克罗夫特凶残肆虐的本性随时支配着他消除任何反对他意志的东西。克罗夫特成为暴君的原因：“社会的腐败是一个原因，生性不善也是一个原因，是个德克萨斯佬，又不信上帝，这些都是原因。”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赤裸裸地揭示了战争的荒诞不堪和战争时期人际关系极度异化的困境。揭露美国人自身“荒诞”“异化”的法西斯倾向是《裸者与死者》小说中最集中表现的主题。

美军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军——日军早就准备放弃安诺波佩岛，因此美军对该岛的军事胜利只是一种徒劳无谓的胜利而已——而是美军内部专制、集权的官僚体系和蔑视人权、践踏人格、摧残人性的野蛮行为。

指挥官卡明斯少将表面上是个精明强干的美国高级军官，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法西斯分子。他教训侯恩说法西斯主义远比共产主义合理，只不过它错误地发生在缺乏足够潜能的德国，而美国则具有足够的潜能将这一法西斯主义理想变成现实。卡明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一个更有威力、更加狡猾的美国人取代旧世界的希特勒，”因此他预言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以世界霸主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卡明斯崇尚强权，认为美国未来惟一的道德就是权力的道德，而军队正是这种未来的预演，因此他随意辱骂下属，容不得任何与自己想法相悖的思想与言论。他还在军队中通过随意设立各种职务与军阶组成了一个压制士兵的庞大官僚阶层，以摧毁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迫使他们不折不扣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恐怖的阶梯”，军队才会具有战斗力，社会也才会有效运转。

卡明斯象征着意识形态上的法西斯主义，而克罗夫特上士则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在作品中他被描写成一个变态、暴力、肆虐和仇恨的化身，一台制造恐怖的战争机器。克罗夫特是军队的典型象征，因为士兵们害怕他的程度超过害怕死亡本身，而这正是战争机器能够高效运转的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不讲任何道义。他不具备卡明斯那样的抽象思维能力，但用实际行动将卡明斯的法西斯主义阐述的淋漓尽致，表现出人性最凶残的一面。他将奉命前来指挥侦察排的侯恩视为自己实现权力欲道路上的障碍，设计将他除掉；在翻越安那卡山峰时，他不顾士兵的死活，凶狠地用枪威逼士兵前进，致使一人摔死深谷。从深层次看，克罗夫特残忍地杀害俘虏和虐待士兵的行为实际是为了掩盖他内心对战争与死亡的巨大恐惧。

以卡明斯和克罗夫特为代表的美国军事机器象征着独裁与专制，他们的思想、行为也代表着美国许多希望通过战争与强权来独霸世界、左右社会、操纵大众的法西斯分子。

作家诺曼·梅勒并没有把表现的重点放在日本或德国法西斯身上——他们是公认的法西斯和世界公敌，而是把表现重点放在揭露美国人自身的法西斯倾向方面。尽管美国并没有公开宣称支持与推行法西斯主义，但法西斯主义精神却渗透在美国政治的肌体中，并通过强权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美国人民应时时警惕与反对美国统治阶级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推行全球的法西斯主义。从20世纪末的世界局势看，《裸者与死者》具有强烈的警世与预言作用。

一、战争的荒诞

《裸者与死者》中描述了一场非理性、无秩序的战争。极权主义已经荒谬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它扭曲了一些人正常的心理乃至生命，使一部分人变得野蛮冷漠如兽，一部分人变得软弱如虫。他们都是权力主义制度下的牺牲品。军队制度也极其荒诞，下级对上级只有绝对服从，而不能由任何异议。而他们共同的“事业”——安岛征服则更显荒诞，没有人能清楚正确地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属于统治阶级的卡明斯认为这是一次权力的集中，而士兵如戈尔斯坦则真不知道他们打这场战到底为了什么，另一个士兵雷德则认为不过是让卡明斯的肩章上多添一颗星，对他自己并没有好处。

1、非理性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一种社会状态，与自然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个性化相反，极权主义是指生命裸露于控制之下，生活在一个同一的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威胁充满《裸者与死者》故事的各个方面，整个侦查排都处于独裁统治之下。战争的真正动机在于获得权利，简单地说，这是一场权利之争。

2、荒诞的军队制度。整个安诺波佩岛都是将军卡明斯的专政地，他“控制一切”。每个人都是整个军事系统上的一个工具而已。下级必须绝对服从，听从上级的命令而不管上级下达的命令是否正确。卡明斯认同人类环境改造学和生物学单位：“我不在乎你给我什么样的人，如果他在我手下时间够长，我都会叫他害怕的。”军队就是他的社会实验室：“军队要治理得好，你必须把每个人都纳入到恐惧阶梯上。对上级心存畏惧，对下级意有不屑，什么时候大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军队就可以发挥最大的威力了。在这场实验中没有任何道德可言，文化转换将视为一系列相关技术改造的问题。”

二、人际关系的异化

异化是萨特哲学的基本理念之一，甚至可以说萨特就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中自我的异化问题而创立起哲学体系的。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把他人当成客体加以对象化，“我”从一个“自为的存在”顷刻变成了一个“自在的存在”，它使“我”失去了自由，似乎变成了主人面前的奴隶了。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异化的，出现了“他人即地狱”的状况。《裸者与死者》中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没有了。

每一个人在企图实现自己利益的时候，要么利用他人，要么视他人为障碍。总之，每个人，在他人眼里，都是作为客观对象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别人，或者被别人尊重，实在是无从谈起的事。所以，人的尊严的丧失，人性的丧失，主体地位的丧失，是人的异化的最根本现实。

1、官与兵关系的异化。在部队根本不存在任何民主及言论的自由。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不能提任何建议或者提出相反的意见，更不要提反抗当权派或者“以下犯上”。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做，他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部队中，“对上级总是心存畏惧，对下级意有不屑”。

2、兵与兵关系的异化。战争中军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表现在各个层次上甚至包括士兵与士兵之间的关系。在军队里没有友谊更没有兄弟情可言，尽管他们是为了共同事业的战友。冷漠、孤独与异化是永恒的主题。

3、男女关系的异化。对作家诺曼·梅勒来说，女人的存在的价值在于她能生儿育女的母性本能以及她们能满足男性的性能力。女性是下等的、被征服的，男性则是上等的，是强有力的征服者。小说中男女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在23个主要人物中，只有三个人——加拉赫、罗斯和戈尔斯坦幸福地与其妻子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其他人都不能享受男女之间这种幸福的生活。在他们的眼中，女性是无价值的、不忠实的，绝不要相信女人。不论他们何时提起女人，他们总是咒骂或者羞辱她们。女性主要作为“性对象”存在。男人把女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三、走出“荒诞”与“异化”的困境

在一片“荒诞”与“异化”之中正视自己的存在，反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觉察到对自己和对他人有责任，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以存在主义的人道精神当作火把去照亮前路。小说中士兵威尔逊腹部受伤，布朗、史坦利、戈尔斯坦以及里奇斯四人将其抬回安全的地方。布朗和史坦利因为太过劳累放弃了，但是戈尔斯坦和里奇斯却克服重重困难将其抬回去了。在这种冷酷环境下显示的这种兄弟情确实很可贵它是一线希望。“归根到底，其作用的还是情感，情感真正把握推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我应当选择的道路”。

“荒诞”与“异化”并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正如存在主义关心的不是“在”而是“变”的可能性，小说的最终目的是唤醒人们在绝望中挣扎和拼搏的勇气，以造就直面惨淡人生的猛士。

1）象征

通过作品中对“裸者”与“死者”细致入微的描写，诺曼梅勒借他们的口说出了针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和意见，他要告诫人们的是，极权主义在当时的美国仍然存在，尽管国家发达了，战争停止了，但是危险因素却依然存在。“裸者”与“死者”象征了美国社会底层的那些可怜的人们，对战争中士兵的心理以及行动的描述，其实也就是对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民的详细刻画。

面对极权主义，作为自由主义代表的赫恩最终选择了理性的反抗，但极权主义却不罢休，最终将赫恩置于死地。在这方面，诺曼梅勒也用实例象征了美国社会中人类对战争机器的反抗，个人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反抗。

2）讽刺与警告

在作品的末尾，作者借极权主义代表人物卡明斯的口，预言美国最终也将重蹈他曾经反对的法西斯极权之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也不必再带着伪善的面具，不必假装仁慈，不必为出兵争夺资源而找借口，因为美国本质上就是一个极权的社会。这对美国当时提出的“维护和平”与“仁爱”的观点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然而《裸者与死者》同时也警告美国人，要警惕那些内心充满战争思想的权力人物，他们善于欺骗并且喜欢玩弄计谋，为达到他们的目的不择手段，人们要清醒起来，不能够落入他们的战争圈套，同时也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少数人的战争欲望，避免百姓遭受无意义的战争之苦。

女性语言

1、文本中涉及女性的语言

《裸者与死者》中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通过大兵们嘴里的言论和跳跃式的回忆展示出来的。从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可将大兵们涉及女性的语言大致分作三大类：

1）侮辱类语言

《裸者与死者》的语言大胆出格，随处可见“粗言秽语”，特别是涉及到女性的时候，更是粗俗不堪。例如：“等你摸着了门儿，玩女人就象弹吉他一样。”“你们这帮娘们全是臭婊子。”

文本中更是有一段正在挖茅坑的大兵们“谈女人”的场景，“女人全是一路货”“那帮臭娘们”“女人嘛，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歧视性语言遍布整个文本，“哎呀，简直是个死不要脸的破鞋。”梅勒对女性的描写，是采用一种污秽的、低级的、充满暴力色彩的语言，站在男性立场进行的描述。女性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只是男人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被轻视、被谩骂、被侮辱、被玩弄的对象。

2）尊重类语言

与上述的侮辱类语言相比，书中对女性抱着尊重态度的语言显得少得可怜，即便有人怀着这样的态度，表达这种观点时的声音也较软弱，例如，在大家“谈女人”时，布朗说女人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史坦利不敢苟同，他想到自己的老婆，但也只是这样表达他的观点“我的老婆我就信得过”，只有米尼塔附和了句“我的女朋友我也信得过”，随即招来其他人的反驳攻击，到后来史坦利不得不以继续挖沟来结束这场讨论，而米尼塔则是以粗口来还击：“啐，去你的吧。你就以为你是没事人儿了，他妈的。”

3）温情类语言

以粗暴面目出现的男权话语占据了文本中的大幅篇章，将对女性使用的温情类语言挤得零散难觅，但并不代表一点没有。温情类的语言主要存在于对母亲和妻子的回忆中，马丁·内兹：“妈妈喜欢我”。戈尔斯坦：“多少年来一直随着妈妈一起干活，母子俩有一种密切相依的特殊感情。”“戈尔斯坦又看起自己妻子的信来，内心感到说不出的怀念。”这类语言对母亲和妻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侮辱类的语言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其表层原因之一是作品中的人物群体——大兵们主要来自于社会底层，“在国内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底层文化的熏染，惯于讲粗口；其二是艰苦的生存环境压抑了大兵们的心灵，岛上的自然环境恶劣——“人在与自然力量的对抗中注定要败北，热带雨林的暴雨，地质形成的阻碍，和无法无规的密林把人损耗到崩溃或者死亡”，战争环境扭曲了大兵们的心理，文本借史坦利之口“可我看这跟咱们长期驻在太平洋上又无事可做，总有些关系吧。”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对女性的侮辱性语言与大兵们所处的战争环境有着某种关系。而造成这种描述特点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作品诞生的文化语境，在强调二元对立的传统西方父权制文化语境中，女性形象被二分为天使与魔鬼。作为男性附属的女性角色，在男性需要时犹如天使，一旦失去宠爱，则坠入地狱，憎恶如魔鬼。《裸者与死者》中不乏此类例子，在对权力有着极强欲望的男性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卡明斯将军的妻子、克洛夫特的妻子都曾遭遇这样的经历：恋爱新婚时如胶似漆，莫名翻脸后憎恶万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女性使用“尊重类”“温情类”语言的男性角色和这两类语言一样寥若晨星。

女性群像

妈妈、妻子、妓女等所构建的女性群像在这群男人粗言秽语的外衣下夹杂着对妈妈、妻子、女友甚至是妓女的回忆、思念以及各种各样的复杂情绪，文本中各种女性形象也藉此得以丰满起来。以下就具有典型意义的几种角色略作分析：

1）母亲形象

“妈妈”这个词，在常规意义上，原本应是每个人人生行旅中爱的源泉，宁静的港湾。妈妈是每一个人亲密接触到的最初的女性。在这部作品中，“妈妈”作为女性中十分重要的形象也经常出现。文本中的妈妈形象大多存在于对往事的回忆中，例如，马丁·内兹：“妈妈喜欢我”，戈尔斯坦：“多少年来一直随着妈妈一起干活，母子俩有一种密切相依的特殊感情。”即便是心如铁石的卡明斯将军，童年的印记中也有着母亲亲情的痕迹：“春寒料峭的下午，母子俩收拾起颜料和画板，爱迪好孩子，今儿玩得快活吗？此刻她的话音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颤动。母子俩在一起，只要旁边没有别人，她口气里就会流露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疼爱。我太喜欢了，妈妈。”梅勒在这里不遗余力地再现童年的母子亲情画面，在卡明斯的成长之路上留下了一缕温情。对妈妈的追忆显示出这些军人正常人性的一面。

2）妻子形象

关于“妻子”的描写，文本中多处存在。对“妻子”的回忆和怀念，显示出将士们内心温暖和软弱的那一面，被炮火熏染得几乎如铁石一般的人，其内心深处其实依然保持着正常人的心态。

例如：戈尔斯坦读到妻子的来信，“戈尔斯坦又看起自己妻子的信来，内心感到说不出的怀念。”甚至冷酷无情的卡明斯将军和嗜血的克洛夫特也曾经有过温柔缠绵的新婚生活。而在加拉赫身上，对妻子的感情书写达到了极致。

文本中，梅勒在这里下了重笔，将加拉赫由满怀希望到希望的肥皂泡骤然破灭、跌入乍闻噩耗的谷底的心情剧变描绘得淋漓尽致，加拉赫听到神甫找他的消息时先是心头一喜，“心跳得很快，内心的盼头蠢蠢欲动”，以为神甫将要他作助手，自己“脱离战斗”的梦就要实现了。来到神甫面前时，他努力表现得“挺有礼貌的，却又含着不安”，竟至于“出一身大汗”。随后的对话中，加拉赫告诉神甫自己的妻子天天都给他写信，“难得有一天不写的”，在神甫告诉他有个不幸的消息时，他“打了个冷颤”，“愈听愈不安，种种胡思乱想，”竟“脱口说道：‘该不是我老婆把我甩了吧？’”，到这里，加拉赫对妻子的眷念之情已跃然纸上。接下来，神甫小心翼翼地揭开真相的话语对加拉赫来说犹如钝刀割肉，加拉赫心中对家人的排序下意识地出现：妈妈、要出生的孩子——“这么一想，立刻觉得心头一宽。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还算不幸中之大幸。”神甫吐出“那是你的妻子”的话使得加拉赫几近崩溃，梅勒使用了“木头人”“大脑皮层仿佛上了麻药”“无意识”等一系列词句大篇幅地表现加拉赫此时的状态，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渐渐恢复清醒的加拉赫告别神甫，回到营地，陷入了“难解的孤寂”，而有关他对亡妻的思念的重头戏自此方始，从回忆“新婚时节”的温柔开始，点点滴滴，而梅勒似乎觉得还远远不够，又在随后“飞回到过去”，回到了加拉赫的小时候，这种闪回的手法在书中多处运用，正是这貌似离散的闪回将原本离散的人物经历和心理状态相交集，并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加拉赫的人生履历和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徐徐展开，而马莉姑娘，从女朋友变成妻子的马莉姑娘，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加拉赫的内心深处，藏着的梦想是“他真想做个骑士，用剑去保卫罗衣飘香的美人。”头脑简单的他一度在别人的煽动下胡乱挥舞着自己的剑，挥洒着自己莫名其妙的仇恨，如今“美人”已逝，武器仍在，加拉赫的心一片茫然。而后的加拉赫始终未能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一封封迟来的信一遍遍提醒他妻子的存在，使他觉得马莉并没有死，可又感到绝望，觉得“有如身在朔风怒号的寒冬的海边，不胜其凄冷孤寂之感。”

3）妓女形象

在大兵们的口中，“妓女”出现的频率很高，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意义在妓女形象上达到了极致，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在妓女身上重叠，作为慰藉男性生理甚至心理需求的天使，男性在许多时候总是会想到妓女；在玩够了之后，或者是无法找到妓女的时候，男性对待妓女的态度则是咒骂加侮辱。

妓女之于大兵犹如鸦片之于烟鬼，这种极端化了的心理使得大兵们将自己对女性的情感变得简单粗暴，追崇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比如克洛夫特，“喝醉了酒就玩妓女，有时莫名奇妙地冒了火，还会把妓女打一顿。”

大兵们对妓女的态度最能清晰地反映他们的心态。当他们要为膨胀的欲望寻找发泄的突破口时，妓女无疑是最佳选择。而当他们想在潜意识中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或在心理上要显示自己的强者地位时，妓女这个弱者中的弱者，这个实实在在社会存在同时又被社会道德谴责和遗弃的族群，无疑更是大兵们可能寻找到的最佳对象，男权主义者对女性的歧视与欺凌在大兵对待妓女的态度上得到了极端体现。

虽然《裸者与死者》写的是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但是，作为一位美国犹太作家，梅勒在小说中没有忘记阐发自己的犹太性：对其所刻画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犹太士兵的处境和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充分利用长篇小说这种文体，详尽而又生动地描绘了这两位犹太士兵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举止言谈等以凸现犹太人所独具的品质；突出、强调军队中的反犹主义氛围。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犹太文学专家）

《裸者与死者》中运用“时间机器”回溯美军官兵参战前的生活，但基本上都遵循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式。

——中国作家网

诺曼·梅勒，192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美国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美国“全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

上过前线，当过导演，参加过纽约市长竞选，还结过六次婚，育有九个孩子，同时也是“硬汉文学”、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与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品：《裸者与死者》（1948）、《夜幕下的大军》（1968）、《刽子手之歌》（1980）、《林中城堡》（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