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礼经者几三十年，乃确然知郑义之必可从，元敖君善之说之无可据。尝谓：“宋人说经，每好标新立异，弁髦古注。惟《仪礼》一书为朴学，空谈义理者不能措辞。而晦庵、勉斋又崇信之，故郑氏之学未为异义所泊。至君善虽云采先儒之言，其实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臆，专攻高密。学者苦注疏之难读，而喜其平易，乃盛行于世。盖其宗旨不在解经，殊有意与康成为难；特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无心于排击者，是以入耳彀中且不悟。至干说有不通，甚或改窜经文、曲就其义，不几于无忌惮乎！”乃著《仪礼管见》三卷，贯串全经，疏通证明，虽好辨者亦莫能致其喙。

并精天文历算，长勾股和较诸法。作《勾股广问》三卷。钱竹汀撰《三统术衍》，为校正刊本误字，钱服其精审。

早年习《公羊》何氏之学，成《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仅《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邵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成《周礼公羊异义》二卷。复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倦，《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