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5日全面动工建设，当年的建设者们边建设、边安装，当时，他们把纱场、布场、机电、辅助设备四个部门的安装同时铺开，提前建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棉纺织企业。1952年5月17日正式投产后，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将国家建厂总投入全部收回。

1952年5月17日开工典礼上，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剪彩并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说：“国棉一厂正式开工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对于西北人民来说，也是一件大喜事。这个厂开工了，我们西北地区国家经营的纺织业，就增加了一倍多的纱锭和将近4倍多的布机。从今天起，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的棉纱和棉布，来满足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需要了……我们将要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了。”

1971年，西北国棉一厂成立了化纤直属连，1972年7月正式命名为化纤车间。到了计划经济末期，陕西作为一个纺织业大省，面临着粮棉征地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陕西省政府计划建设一个化纤厂。由于西北国棉一厂本来就有个化纤车间，1989年，经陕西省政府批准，由西北国棉一厂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以西北国棉一厂的化纤车间为基础，易地扩建一座化纤厂。

这个计划建设的化纤厂，设计规模为年产粘胶纤维2万吨，采取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土建工程按照1万吨规模设计，设备按照5000吨规模设计，投产后再筹资扩建5000吨设计能力，以达到年产1万吨粘胶纤维的能力。

一种说法为，在当时的讨论会上，西北国棉一厂时任厂长发表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和省上领导一心先建设工厂投入生产的想法不一致。这位厂长认为：这个化纤厂不上规模，必然亏损，这样搞下去前景不妙。但陕西省政府出了个《会议纪要》，指出这个项目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项目投产之后，如果遇到困难，省政府给予支持。

有了这个《会议纪要》的支持和保证，西北国棉一厂最终选择上马化纤分厂项目。

不过，在职工中还流传着另一种版本，这种版本把化纤分厂的责任归结为时任厂长投资失误。

而这个化纤分厂后来的命运轨迹是这样的：由于该项目从场地和公用工程布局上考虑了二期及后续工程因素，加之工程资金不到位，筹建期间建筑材料价格飞涨、利率提高，导致建设周期长、投资费用过大，直接总投资达到2.36亿元。其中除西北国棉一厂自筹的1000万元外，其余均为贷款和临时高息借款，还包括向社会发债券本息4700万元。化纤分厂试生产后，因流动资金严重不足，无力采购原材料，整个生产处于断断续续的半停顿状态。另外，二期工程一直未续建，5000吨的生产能力与经济规模相差较大，固定资产折旧负担沉重，再加上市场发生变化，产品大幅跌价，化纤分厂亏损严重，无力偿还基建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化纤项目总债务近5亿多元，先后由西北国棉一厂垫付了3.5亿元，但仍背负着2.38亿元的债务。当时，西北国棉一厂平均每个月需要为化纤分厂承担的利息达到200多万元。

应该说，在西北国棉一厂受化纤分厂拖累身陷泥潭之后，有关部门还是给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1995年12月26日，由当时的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化纤分厂与西北国棉一厂正式分离。会议还决定，为促使化纤分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规模效益，责成工商银行陕西分行尽快解决化纤分厂二期扩建工程所需资金和尽快解决化纤分厂所需的流动资金；化纤二期工程贷款由政府贴息，一期工程负债利息暂时不收，并决定化纤分厂未分离前所形成的债务，由分离后的化纤分厂承担。

1996年1月，化纤分厂从西北国棉一厂分离出去，成立陕西兴秦化纤厂，成为独立法人单位。

但当时的西北国棉一厂领导并没有因此感到乐观。他们在有关会议上特别指出，西北国棉一厂的干部与职工，务必要消除化纤和大厂分离大厂就走出困境的糊涂认识，要紧紧抓住这一契机，树立多盈利、过紧日子的思想。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认识是清醒的。当化纤厂成了一个无底洞之后，省政府的《会议纪要》落到实处的难度很大，化纤分厂和国棉一厂正式分离的举措，也阻挡不住追债者的脚步。

1996年，纺织行业面临鲜见的危机，减产压锭。西北国棉一厂也一度变得极其脆弱，出现了建厂以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额高达3800万元，相当于净资产的近四成。

次年，随着各方努力，纺织形势好转，但化纤债务仍如附骨之蛆，完全吞噬掉国棉一厂所有的利润。

债主排队上门，法院传票频飞，西北国棉一厂最终只能走上躲债之路。为了躲债，1998年，西北国棉一厂设立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该厂的第一次改制。

当时，国棉一厂成立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在如何操作企业改制上认识是一致的：拿出西北国棉一厂的优质资产组建新的公司。

经过一番争论，确定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思路。然后，股份的构成、公司章程、成立时间也很快确定。

厂里对职工认购个人股有一个指导意见：普通职工3000股，一般干部5000股，中层干部7000股，厂领导9000股，退休职工也可以购买2000股。购买与否，取决于自愿。

1998年1月24日上午9时，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正式开始。董事会选举张登社为董事长，聘请李树生为总经理。

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西北国棉一厂、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等多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公司设置人民币1元的股份总额6500万股，均为记名式普通股，按面值认购，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其中西北国棉一厂以实物（主要是厂房和设备）、无形资产和货币折合4000万元投资，认购4000万股，占股本的61.52%，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投资1950万元，认购1950万股，占总股本的30%；陕西省纺织大元经销公司、咸阳市棉烟麻公司、新疆汇通农工贸易总公司、陕西纺织工业技术装备公司等4家社会法人单位投资70万元，认购70万股；社会自然人共出资480万元，认购480万股。

时任厂长张登社认为，1998年风轮公司的成立，除了设下一道债务“防火墙”的好处之外，更关键的是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从职工手里集资了2000万元，重新组织生产。“我非常感谢当时我们厂的职工，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化纤厂债务压力巨大、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的全体干部职工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钱，来拯救我们的工厂。对于这个在生死关头的工厂来说，此举至关重要，起到了让工厂起死回生的作用。”

1999年，西北国棉一厂进行了二次改制。这次的动作主要是风轮公司第二次资产重组：西北一棉以“等额资产配等额债务”的形式将持有的4000万股国有股权转让给风轮公司职工持股会。至此，国有股从风轮公司退出。把风轮公司中具有西北国棉一厂所持有的具有国有性质的那4000万股，以一厂的工资结余和福利基金转换为职工股。风轮公司买下了西北国棉一厂的设备。

时任厂长张登社曾解释说，这样做的理由是，风轮公司的债务“防火墙”出现漏洞了，西北国棉一厂所持风轮公司4000万股的分红也会被债权人截留。所以干脆让西北国棉一厂全面从风轮公司撤出。而这，也契合了当时“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大形势。

这又是一次以躲债为目的的改制。“估计当时我们的债权人也很无奈，觉得我们是无赖吧，但当时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张登社说。

不过，一个事实不可否认，西北国棉一厂在这次改制后完成了金蝉脱壳，造就了一个风轮公司有设备没有人员，有厂房没有土地，而西北国棉一厂则是没有生产能力，只剩人员和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的奇特局面。“所以西北国棉一厂的负债率只会越来越高。以至于到现在破产时对外公布的负债率高达346.54%。”一位熟知西北国棉一厂情况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2003年，风轮公司和西北国棉一厂进行了第三次资产重组。西北一棉将剩余的纱场生产经营性资产共5748万元划转给风轮公司，风轮公司同时承担了西北一棉等额的债务。

西北国棉一厂最终也没有摆脱掉化纤厂的拖累，终于还是被拖倒了。

赵梦桃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作为中国二十世纪50年代纺织行业的代表，她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并在陕西省全面推广。赵梦桃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八大”代表。她还曾于1956年、1959年先后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和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赵梦桃是河南洛阳人，大哥被日寇抓去折磨致死，小妹妹在逃难中丧生，父亲1948年因贫病去世。赵梦桃和母亲逃荒到了陕西蔡家坡。1951年11月26日，赵梦桃16岁，进入正在建设中的西北国棉一厂，为细纱乙班四组值车工。1952年西北国棉一厂正式投产后，赵梦桃以学习好、技术好、觉悟高、有威信，被选为细纱乙班四组第一任工会组长。

这位旧社会的苦命丫头，用柔弱的身体在细纱车间拼命干、下苦干，来报答共产党的恩情。赵梦桃的感恩过程，展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纺织工人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共青团员、先进工人的典范。

1963年，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因病去世，年仅28岁。1963年，赵梦桃病逝前不久，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她所在的小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

吴桂贤是以“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身份，走上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大舞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副总理。

吴桂贤是河南巩县人，同样是儿时逃荒到了陕西咸阳。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工，吴桂贤只有13岁，她在面试时，一口咬定自己是16岁。待各项考试都结束后，却又泄了只有13岁的底，差点被拒之门外。吴桂贤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哭着不肯走，工厂只好收下。

吴桂贤刚进厂时，和赵梦桃在一个组。1953年翟福兰进厂，她已经被调走。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赵梦桃病重住院，吴桂贤又被调回来，任“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

这个当初被破例招进西北国棉一厂的“童工”，此后竟然一路做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文革”期间，吴桂贤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她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年9月奉调中央，以代表工人阶级、补充新鲜血液名义，被安排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青、妇群团组织和卫生部、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工作。1977年9月，吴桂贤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

1988年，吴桂贤受邀南下深圳，任深圳鸿华印染厂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1989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组建并任深圳外贸集团、进出口公司工会主席。1994年退休，担任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专职于公益事业。

翟福兰1942年随家人从河南新密逃荒到了陕西三原。1953年，她考到西北国棉一厂。

翟福兰的人生，自然没有吴桂贤那样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但也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从1956年开始，翟福兰年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1972年起，连续九年被评为厂级标兵；1978年被中纺部授予全国纺织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同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翟福兰还当选过省委委员。

吴桂贤去中央以后，王西京担任赵梦桃小组组长，翟福兰后来接了王西京的班，成为赵梦桃小组组长。西北国棉一厂厂志中称：截至1981年，翟福兰进厂28年完成了33年的生产任务，增产节约多达217622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