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7-28 11:27
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给日军以重创之际，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也活跃在抗日前线。他们的工作，在为抗日战争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特殊而重大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抗大的学员也都纷纷要求提前毕业开赴前线。 丁玲与吴奚如提议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报道。她提出的工作口号为:“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 这个消息传出以后，抗大的同学们纷纷要求参加，很多人找到丁玲强烈要求加入战地记者团。
他们的举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经上级研究决定，将原拟组成宣传队的抗大四大队和正在准备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合并，组成战地服务团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团体。 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找丁玲谈话。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这些重要而具体的指示，丁玲都向团员们一一作了传达。
当年8月12日，一个以宣传抗战为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诞生了。这天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会员有23人。会上，朱光代表中宣部讲了西战团的任务，筹备经过和组织机构。接着便宣布了任命:任命丁玲为该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会议确定了西战团的性质，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本团规约及成立宣言。随后，行动纲领、成立宣言、通电等刊登在1937年8月19日的《新中华报》上。
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 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并且首先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抗战的胜利。丁玲在答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了他们的决心。 欢送会之后，西战团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必要的准备工作。一是加强政治学习，讨论时事和理论。
为此，他们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专题政治报告，以提高团员们的理论政策水平；二是组织演讲竞赛和辩论会，以提高宣传能力；三是对宣传内容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编排文艺节目，在这40天内，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丁玲等则潜心创作作品，还突击编写了独幕话剧《重逢》。
接着，由通讯处负责编辑的副刊《战地》创刊号，于8月19日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上刊出。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荡荡、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徒步从延安出发，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人阎锡山统治的山西。途经山西的临汾、太原等地。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这支精干的队伍，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爬行高山，趟过大河，克服各种困难，活跃在抗日前线。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有时则日夜兼程，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能为北方群众接受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散去。
1938年3月初，奉中央指示，丁玲率领西战团离开山西。7月，西战团奉调返回延安。8月1日，在延安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西战团向党中央和延安人民做了精彩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高度赞扬。
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局势趋于紧张。西战团奉命疏散，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丁玲当时已经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于是，便由副主任周巍峙带队，离开延安出发，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并于1939年1月3日抵达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
晋察冀边区是四面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及交通线所包围的抗日根据地。敌人经常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骚扰，所以边区的军民常年处于战斗状态。 这种特殊的环境使西战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他们的宣传工作更贴近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真正做到了与群众水乳交融。 1940年前后，戏剧组的同志在唐县、完县、繁峙县开办了三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为地方培养了数百名文艺宣传骨干。他们还同其他剧社一样，深入农村，帮助组织和辅导村剧团。
1942年春，他们根据军区的指示，选拔了20余人组成了“武装宣传队”，到平山、繁峙等县潜入敌人的据点附近开展对敌宣传演出。他们还创作了60多部剧本，如话剧《程贵之家》、《模范公民》、《慰劳》，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八路军和孩子》等，都很受群众的欢迎。 在繁忙的歌曲创作、演唱和组织歌咏活动的同时，音乐组的同志还于1939年创办了油印刊物《歌创造》，前后共印发了近40期，发表了创作歌曲和搜集的民歌约400余首。
1940年，他们还组织演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晋察冀边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4年4月初，西战团奉命调回延安。5月初，他们向延安各机关汇报演出了《把眼光放远点》、《慰劳》、《哈那寇》等独幕剧。周扬、肖三等同志发表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年8月，根据周扬的建议，由西战团组成创作组将邵子南同志在晋察冀边区收集的“白毛仙姑”的故事编成歌剧。最初，由邓子南执笔写出《白毛女》初稿。
1945年初，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音乐系的贺敬之、丁毅参与修改并最后完成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此外，西战团的其他创作人员还创作了《粮食》、《敌后合作社》、《突围》等三个独幕剧，并先后向当时召开的党的七大作了演出。 西战团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以革命的大众的文学，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5年半时间，创作了大约三百多首(部)歌曲和剧本，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1945年6月，中宣部决定撤销西战团建制，大部分成员被分配到“鲁艺”各系。西战团的历史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