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应3年（1867年）1月，明治天皇继位，西园寺公望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12月9日，西园寺公望出席了岩仓具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参加的“小御所会议”。会议决定实行“王政复古”，改革部分旧制度，设立“总裁”“议定”和“参与”三种官职。


由于长期受旧法制思想的影响，在召小御所会议的仪式上，各藩的代表如西乡隆盛等人依然站立在殿下，不得升殿。立在一傍的西园寺公望对此极为不满，称这种现象“奇怪至极”。岩仓具视闻声，颇为惊异，称赞其少壮精神。12月20日，年仅19岁的西园寺公望被正式任命为“参与”，参与朝廷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1月2日，江户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派15000名幕府军队向京都进犯。但此时的讨幕军仅有3000余人，有些藩主尚未明确表态响应起义。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宫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会上，有人建议让萨摩藩、长州藩的士兵与幕府军“私斗”，使朝廷避幕府之锋。西园寺公望坚决反对，指出∶“今朝廷与萨、长合为一体，应共利害，如委为私斗，则天下事去矣。”岩仓具视对此言大加称赞，脱口而言∶“此小孩大有见识，心更奇之。”经过一场争论，最后朝廷决心应战。1月3日，鸟羽、伏见之战爆发。4日，朝廷在任命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讨军总督的同时，又命西园寺公望为山阴道镇扶总督。5日，他率萨、长一小队藩兵离京都，绕道小仓山、出水尾、入丹波至马路村。村中志士起兵响应，不久占领龟小城，各地闻风归顺。西园寺公望率部经神户至大阪，于3月28日乘佐贺藩兵舰凯旋而归。在回师前的3月20日，他被升为权中纳言。


由于幕府军在鸟羽、伏见战败，朝廷军不久攻克江户城，德川庆喜逃至上野之大慈院，从此宣告了德川幕府统治崩溃。然而，东北诸藩残余仍忠于幕府，坚持与朝廷军对抗。4月5日，西园寺公望被任命为东山道第二军总督，出兵讨伐幕府军残部。19日，改任但马府中裁判所总督兼山阴道裁判所总督。闰4月5日，为东山道第二军总督，23日转为北陆道镇抚使，24日兼陆军三等将，5月10日，离京都至越后，亲自指挥和参加了长冈血战，因力薄而导致战事不顺。总督府特派长州军的山县有朋及萨州军的黑田清隆增援。6月14日，西园寺公望再兼任讨幕军大参谋等职。到8月，乱军被平息。战后担任新设的越后府知事。10月28日，转任新潟府（今新潟县）知事。

明治2年
（1869年），幕府旧臣榎本武扬率舰占据函馆（参见词条箱馆战争），朝廷内的一些妥协派闻声色变。西园寺则镇静分析情况后坚定认为，旧幕府军舰一入东海，就与江户及大阪隔绝，等于自灭，不足为惧。不久后，榎本武扬等战败投降。

由于西园寺公望在抗击幕府军的战斗中有功，声望大增，加官进爵指日可待。然而，他对这一切一概谢绝，在明治2年（1869年）1月辞去新潟府知事职务，请求外出深造。3月15日，经岩仓具视允许，他又辞去了陆军三等将的军职。在木户孝允和大村益次郎的介绍下，西园寺公望到山内容堂所管理的“开成所”学习法语。9月，在京都御所开办私塾立命馆（立命馆大学前身，一年后被取消）。

明治3年（1870年）4月，西园寺公望在长崎就学，学习法语。明治4年（1871年）1月，从横滨出发，赴法国留学。明治8年（1875年），进入巴黎大学学习。

西园寺公望抵达巴黎后，正赶上普法战争时期，巴黎城在普鲁士军队监督之下。明治4年（1871年）3月18日，法国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推翻。西园寺公望目睹现状，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使他感到，虽然巴黎公社与明治维新有不少差异之处，但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巴黎公社成立的基础群众——“第四阶级”，与维新时期长洲人所组织之“奇兵队”有相似之处。在法国“，第四阶级”能够建立政府，而日本却建立了商人阶级和后来转变为资本家或政治家的“下级武士”统治的国家。西园寺公望对法国的现实，结合刚参加过的明治维新运动实际对照分析，使他感受到群众力量的威力。这成为了西园寺公望自由民权思想的来源之一。

在法国留学期间，西园寺公望还结识许多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自由民权主义的思想家：由前田正名介绍认识了蒙弗兰伯爵，后来又认识埃米尔·阿科拉，对他的《政理新论》等著作颇有兴趣，完全接受其自由主义思想。同时，西园寺公望也向日本政府首次出访欧美的考察团（参见词条岩仓使团）主要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介绍了阿科拉本人及其思想。这对日后日本的改革有一定影响。此外，他还接触了当时法国议会的激进派领袖乔治·克里孟梭。在法期间，除结识一批法国人士之外，西园寺公望还与留法的中江兆民、松田正久及光妙寺三郎等青年才俊密切交流。

此外，西园寺公望在法期间，阅读了大量自由民权主义著作，这对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也有一定作用。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他的影响更大，他很崇拜卢梭，将其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合理主义急进派的代表人物。

在法国10年期间，西园寺公望对法国的法制、社会制度、文化思想以及社会风俗人情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调查研究，因而对自由民权与宪政思想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些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冲击，使他坚信近代民主法制和宪政制度比幕藩体制与封建思想更加先进，逐渐成长为一个强烈追求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家。

（留学期间图册参考资料）

明治13年（1880年）底，西园寺公望回国，翌年初开办明治法律学校（明治大学前身），担任该校讲师与法学会（法論会）会长；又与中江兆民等创办《东洋自由新闻》，任东洋自由新闻社长，鼓吹“自由民权”思想。不到一个月后，因明治天皇的“敕令”要求，西园寺公望被迫退出自由民权运动，回到政坛。年底，任参事院议官补，协助伊藤博文草拟宪法和议院制度。

明治15年（1882年），西园寺公望随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政，先后到过德国柏林和英国伦敦，次年（1883年）回国后任参事院议官。

明治17年（1884年），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作为维新功臣的西园寺公望被封为侯爵。

明治18年（1885年），西园寺公望被派任出外，任日本驻奥匈帝国特命全权公使。翌年归国，为法律取调委员会成员。明治20年（1887年），任驻德意志帝国兼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公使。

明治24年（1891年）8月，回国，任赏勋局总裁。明治25年（1892年）10月，任民法、商法施行取调委员会会长。第二年4月任法典调查会副总裁，11月任贵族院副议长，12月叙从二位。

明治27年（1894年）5月，西园寺公望任枢密院顾问官兼赏勋局总裁，被免去贵族院副议长职务。8月，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作为天皇、皇后的特使前往朝鲜，觐见朝鲜高宗和明成皇后，呈献国书。10月，在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中任文部大臣（文相）。

明治28年（1895年）6月，外务大臣（外相）陆奥宗光患病，西园寺公望暂为临时外务大臣。次年（1896年）5月，陆奥宗光辞职，他兼任外务大臣。9月，伊藤内阁倒台，西园寺公望随之辞职。同年创办杂志《世界之日本》，并在这一时期与竹越与三郎（曾主持《读卖新闻》，后为《世界之日本》主笔）、酒井雄三郎（中江兆民的学生，曾成立“社会问题研究所”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等人密切交往。

明治31年（1898年）1月，在第三次伊藤内阁中第二次任文相。1月至3月任法典调查会副总裁。4月，被免去文相职务。12月，叙正二位。

明治33年（1900年）9月，西园寺公望参与了由伊藤博文发起的立宪政友会的创建。10月，任枢密院议长。作为内阁成员，他在同年10月底到12月12日代理第四次伊藤内阁的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一职，翌年（1901年）5月10日到6月2日于伊藤博文辞职后再度代理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大藏大臣。

明治36年（1903年）7月，西园寺公望卸任枢密院议长，继伊藤博文后成为立宪政友会第二代总裁。

明治38年（1905年），西园寺公望允许此前由教育家中川小十郎创办的私立京都法政大学继承“私塾立命馆”的名称。该校后发展为当代的立命馆大学。

明治39年（1906年）1月7日，继长州山县派阀的主要人物桂太郎后，作为伊藤政友会代表人物的西园寺公望出任日本第12代内阁总理大臣，是为“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时期。期间，他还短暂兼任文相、外相职务。

在此期间，西园寺公望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如铁道国有化、放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限制等。与此同时，陆军部要求扩军五个师团，西园寺公望和大藏大臣阪谷芳郎以财政困难为由没有完全同意，引发内阁危机。最终双方各作让步，日本常备陆军扩充了两个师团。

明治41年（1908年）7月14日，由于山县派从事倒阁活动，西园寺内阁总辞职，桂太郎接任首相。

主词条：大正政变

明治44年（1911年）8月，桂太郎因“大逆事件”的追责问题而辞职，30日，西园寺公望再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第14代），开始“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期。同时兼任新设立的济生会的顾问。

明治45年（1912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提出进行行政、财政整顿的计划。1月23日，西园寺公望在帝国议会进行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宣布成立“临时制度整理局”，进行行政、财政、税制等方面的整顿，企图通过行政改革，节约部分经费，以填补财政赤字，同时也可以用于减税、发展生产、充实海军建设等。但由于西园寺内阁抑制了陆军扩军两个师团的要求，要求其原有预算中节余出部分钱来，而且财政整顿成果的很大一部分会用于充实海军，使得萨阀派的陆军大臣上原勇作无法接受。12月21日，上原勇作用帷幄上奏之权，直接向新即位的大正天皇辞职，导致西园寺内阁倒台，西园寺公望再度下野。

（本目录图册参考资料）

大正2年（1913年）2月，在参加了山本权兵卫内阁组建时的元老会议后（参见词条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宣布辞去立宪政友会总裁一职（1914年正式辞职），于京都清风庄静养三年。翌年（1914年），相继任旧堂上华族保护资金调查会委员、临时帝室编修局顾问等名誉性职务。

静养期间，西园寺公望将政友会总裁一职交给原敬，二人商定将来由西园寺公望作为元老负责宫中事务，原敬则负责公开的政治事务。这表明了他并未放弃以元老身份干预政治的打算。在大正4年（1915年）8月元老兼内大臣大山岩的备忘录中，他已经被视为元老成员之一。大正5年（1916年），西园寺公望曾向大正天皇表示加藤高明不适合作为现阶段的首相，推举原敬或是寺内正毅等人为继任首相人选。在同年8月元老山县有朋召集召开的非正式元老会议上，西园寺公望与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三位元老讨论了继任首相人选，他本人再度被视为元老。但在长州派阀首领山县有朋在世时，西园寺公望仍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才识。

大正7年（1918年）9月，被视为西园寺公望代表者的原敬得以组阁。12月，他被委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讲和会议（参见词条巴黎和会）使节，同时任帝室经济顾问，并接受大勋位菊花大绶章。

大正8年（1919年），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实际负责谈判工作的是牧野伸显男爵），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同年8月23日回国。大正9年（1920年）9月7日，论功加晋公爵。其后继续在清风庄养老。

自大正11年（1922年）山县有朋死去、大正13年（1924年）松方正义病逝后，西园寺公望成为日本政府中最后的元老，政治影响力大为上升。大正12年（1923年）至昭和6年（1931年）的8年间，是日本史上政党内阁时代，这一时期协助天皇理政的最重要人物就是西园寺公望。借着宫中与财界的姻亲关系，他以元老身份调整宫中、国务、军部，持续领导日本的政治，此后直至他去世，历届首相多经过他个人推荐，或由他主持重臣会议议定认可。

大正13年（1924年），经西园寺公望推荐，清浦奎吾组阁。6月，由于选举失败，清浦内阁辞职。根据西园寺公望的建议，加藤高明继清浦奎吾组阁。

昭和元年（1926年）1月，加藤高明死于任内，宪政会总裁若槻礼次郎组阁。4月，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11月10日，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礼，年近80高龄的西园寺公望获天皇赐杖，并获准不必参谒，专事静养。

昭和4年（1929年）7月，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辞职。根据西园寺公望的意见，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阁。

昭和6年（1931年）3月，陆军青年将校策划的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发生。西园寺公望得知政变始末后，一度要求裁撤事件主谋、参谋次长二宫治重等三人。但因得不到广泛支持，他收回了这一决定，并与其他朝臣达成共识，即不向天皇奏报三月事件。4月，滨口内阁倒台。在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继滨口雄幸任民政党总裁的若槻礼次郎第二次组阁。9月18日，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的局部侵华战争。西园寺公望听说此事后，通过私人秘书原田熊俊转告天皇的近臣铃木贯太郎（侍从长）、牧野伸显（内大臣），在事情得到充分解决前，天皇绝不能同意让若槻礼次郎内阁辞职。他还建议，如果陆相或者参谋总长上奏增援关东军的朝日混编军团擅自进入中国东北问题，天皇可以表示不可原谅的态度，以还需考虑为由暂时不动，之后再进行必要的处置。但在西园寺公望的意见被传达入宫之前，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已先行拜谒昭和天皇，天皇则采用息事宁人的和平解决态度。随后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开始姑息陆军。西园寺公望遏制军部势力的希望落空，日本学者伊藤之雄认为：“防止‘九一八’事变扩大的最大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九·一八”事变后，西园寺公望逐渐得到昭和天皇的倚信。在若槻礼次郎内阁辞职后，他举荐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接任，得到天皇的认可。犬养毅上台后，希望通过中国东北形式上的主权同中国换取东北经济利益的实际支配权。西园寺公望支持犬养毅，但不认同他意图借助天皇力量来抑制军部的打算。昭和10年（1932年）3月，关东军宣布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西园寺公望深感不安，在收集各方信息的同时，他与犬养毅等人交换了不承认“伪满洲国”的方针。5月15日，军部不满犬养毅拖延承认“伪满洲国”一事，一批海军青年将校发动五·一五事件，刺杀犬养毅。事后，西园寺公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广泛咨询了各界实力派人士的意见后，他向昭和天皇举荐了支持《伦敦海军条约》的海军稳健派军人斋藤实执政，建立中间内阁。西园寺公望希望斋藤实内阁能够压制陆军暴行，“防止日本在国际上被孤立”，但斋藤实仍在不久后屈从于陆军的压力，承认了“伪满洲国”。

在这一军部和右翼势力抬头的时期，西园寺公望为保持作为元老的正当性，无法表态支持《李顿报告书》，也默认了日本政府退出国际联盟的行为，其坚持国际协调合作的观点愈发被日本国内认为是陈腐且不切实际的。但他仍掌握着推荐继任首相的权力，且大力支持被右翼攻击的内大臣牧野伸显，阻止右翼重要人物平沼骐一郎成为首相。昭和10年（1932年）7月斋藤实内阁辞职后，在西园寺公望的主导下，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首相。

“天皇机关说”事件后，西园寺公望鼓励冈田启介、牧野伸显和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留任。最终，牧野伸显虽然辞职，但西园寺公望看好的斋藤实接任内大臣，冈田启介内阁也度过了危机。在这一时期，随着西园寺公望精力的减退，他与牧野伸显等人逐步确定了“重臣会议”制度，作为元老制度的替代机制存在。

昭和11年（1936年）初，二·二六事件发生，斋藤实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被杀，铃木贯太郎身受重伤。事发之时，西园寺公望身处静冈县庵原郡兴津町的别墅坐渔庄（位于今日本静冈县静冈市清水区）。本来青年将校也打算攻击他，但由于任用的下士官兵出了问题，才在事发前一天中止了计划。3月，西园寺公望应昭和天皇请求，赶到京都，研究对事件的善后处理，并向昭和天皇推荐近卫文麿为继任首相。但近卫文麿一意推辞，使西园寺公望深感失望，因劳累而病倒。随后，昭和天皇决定由广田弘毅组阁。

昭和12年（1937年）1月，广田弘毅内阁倒台。随后，在西园寺公望的保举和赞同下，近卫文麿接受命令组阁。10月，西园寺公望卸任帝室经济顾问。不过，自从看重的陆军大将宇垣一成谢绝组阁以后，年事已高的西园寺公望心灰意冷，他对时局的影响力也不断下降。

昭和15年（1940年）1月7日，西园寺公望因胃痛几乎无法进食，17日患上轻微感冒，21日又有轻微脑贫血发作，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直至2月10日方才好转。在此期间，他应朝廷询问，对于推举前海相米内光政为继任首任没有异议。7月，米内光政内阁辞职，昭和天皇召集“重臣”协商，决定推选近卫文麿为继任首相。但西园寺公望深感近卫文麿为求民意支持，会容易受到陆军牵制，置日本于险境。因此，他以高龄和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婉拒对天皇形式上的奉答。果然，近卫文麿组阁两个月后，日本便加入了轴心国，深陷侵略战争中。

进入11月以后，西园寺公望的肾盂肾炎等疾病恶化，加之他本就年迈体衰，最终于同月24日21时54分在兴津町坐渔庄病逝，享年90岁。25日，昭和天皇赠予他从一位的位阶，赐国葬。同日，美国驻日使馆为其下半旗致哀。12月5日，国葬礼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举行。

西园寺公望是最后一位逝世的明治、大正时代的元老。他的离世，标志着日本的元老政治彻底结束。

西园寺第一届内阁于明治39年（1906年）1月对社会主义运动实行放宽政策。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项有意义的政策。西园寺内阁发表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不能滥用警察的武力，加以取缔，应与以稳健的善导，以期对国家有所贡献。而且，政府认为凡是以合理的主义和政纲而结成的团体是允许的，可以自由结社，从事政治活动。

根据上述原则，西园寺内阁接受了“以促使实现普选为目的”的日本平民党的结党申请书，允许其建立政党并公开活动。接着，堺利彦等人建立的日本社会党也被西园寺政府承认。明治39年（1906年）2月24日，日本平民党合并入日本社会党。当时，社会党团结了一大批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如∶片山潜、堺利彦、西川光次郎、加藤时次郎、竹内余所次郎、齐藤兼次郎、樋口传、冈千代彦、森近运平、深尾韶、山口义三、田添铁二、幸内久太郎等人。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会、地方游说、各种研究会、座谈会，尤其在一些中心地区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争取普选权运动。

但随着日本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明治40年（1907年）足尾铜山矿工总同盟罢工事件的发生，西园寺内阁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由开明转变为高压，开始进行镇压。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修建铁路的决议，并且允许私人建设铁道，使大批私人铁路公司成立。私营铁路虽在推进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发展中曾起过促进作用，但逐渐给国家造成极大不便，弊端甚多，国内舆论要求铁道国有化的呼声愈来愈高。

西园寺公望组阁后，于明治39年（1906年）1月向国会提出铁道国有化的主张。同年3月，日本政府正式公布“铁道国有法”。西园寺内阁予定收买私人铁道公司32家，铁道里数达3172里。但经议会仅批准收买17家公司的私营铁路。收买日期由明治35年（1902年）后半期起至明治38年（1905年）前半期止；其价格计算是：先计算出各年对建设费利益金的平均数，然后于收买之目，乘建筑费以二十倍即得。如按上面计算，尚不足抵偿建筑费，则另由政府与公司协商适当的金额。在金额估计之后，作为5厘公债偿还之。

西园寺内阁实行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对日本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有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突出表现在使日本国家铁路的客、货运输量大大提高了。从明治36至明治46年（1903年－1913年）间，客运量从20亿3600万人增加到39亿7100万人，增加3倍；货运量从10亿2600万吨，增加到31亿1000吨，也增加了3倍。

第一次组阁时期，西园寺公望内阁于明治39年（1906年）反对日本军部实施变中国南满为与外界隔绝的特殊地区的方针，主张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南满始终在日本陆军的控制下。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成立时，正值中国辛亥革命之际，当时日本军部与清政府签订了270余万日元的武器合同，供清政府镇压革命之用。为确定对中国革命的方针，西园寺公望召开讨论了“关于对清政策问题”，达成了总的对华政策∶“满洲问题之解决，唯有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此时，元老山县有朋要求出兵满洲，遭到西园寺公望的拒绝。总之，西园寺公望及其内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比较稳健的议会政治路线，虽不肯放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特权，但与帝国强权军事的路线仍有所区别。

与西园寺公望熟识的日本政治家中江兆民曾作出如下评价：

西园寺公望侯爵气宇开阔，见识宏远，而且聪明无比。但是因为过分聪明，对于一切事情，动辄能够立即看透它的结局，所以没有一件事情，足以引起他的好奇心理。……换句话说，这位侯爵是没有好奇心理的。这就是他所以冷冷淡淡，毫不热心，而且使见过他的面、听过他的话的人，内心的热情也都为之冷却的缘故。……他辅助伊藤博文侯爵的时候，好像风中的杨柳，又如菜花丛中的蝴蝶一样，也只是冷冷淡淡，丝毫没有使自己的思想深处受到影响，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志气。

中江兆民最后感叹道：“侯爵毕竟是不肯做执掌政权的政治家，可惜！”

维新元勋陆奥宗光称西园寺公望为“天下第一高人”。

幕府海军的创始人胜海舟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的座谈中曾被问及如何评价西园寺公望，胜海舟说：“他是伊藤先生的党羽吧。啊，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机灵的人。”

西园寺公望看重的原敬在日记中评价其“意志出乎意料的软弱，而且粗心，往往误事”。

巴黎和会上，西园寺公望再会旧友、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克里孟梭感叹道：“（西园寺公望）过去是一个过激而可爱的公子，但现在就是一个稳重的讽刺家。”

曾旅日八年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称赞西园寺公望为日本的“国家柱石”。

美国政治学家Kenneth Colegrove在1936年认为，西园寺公望对日本政治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西园寺公望逝世后，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于日记中称赞他“声名卓著，地位崇高”。

中国日本史学者杨孝臣指出：“在明治维新时期，他（西园寺公望）是贵族资产阶级化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在）山县有朋逝世后，到他逝世为止，可以说一手执撑了日本的政局，被称为‘日本帝国的柱石’，西园寺公望是日本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经历四代天皇，这正是日本法西斯分子上台，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的时代，西园寺负有不容推卸的侵略罪责。”

中国学者刘天纯认为：

西园寺公望留学法国时，他的老师埃米尔·阿科拉建议他成为一名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对阿科拉的话持否定态度，他说：“政治家不能总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时他们不得不撒谎。”阿科拉听后笑道：“日本政客有时会撒谎吗？法国政客总是撒谎。”

阿科拉和克里孟梭曾经需要将一本绝密的政治小册子带入法国，作为外国人的西园寺公望主动担任起携带的责任。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据说明治天皇听说西园寺公望组阁的消息时很高兴，说西园寺就任首相是“公卿（即华族）里头一回出首相（此前的伊藤博文等人为士族）”。

西园寺公望醉心文学，崇慕汉学，能书善画，亦喜收藏。他常在私邸邀集诗人墨客，饮酒赋诗。晚年闲居别邸清风庄期间，同文人、学者时有唱和、交流。他不仅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过从甚密，还与吴昌硕、郭沫若、周铁衡等中国文人有密切往来。

此外，西园寺公望曾于明治37年（1904年）前往中国上海和长江沿岸地区，明治39年（1906年）4月以非首相身份游历中国东北。大正8年（1919年）1月，在出席巴黎和会途中，他又假道上海。

西园寺公望著作甚多，传世的有《西园寺侯西洋礼式谈》《陶庵公清话》《管见记：自宽治五年至大永二年》《西园寺公望自传》《陶庵随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