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31 16:45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是党项族拓跋氏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的王国朝,统治着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但就在其鼎盛一时之时,却在1227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所灭。然而,神奇的是西夏国以及它的文化却在一夜之间神秘地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为数不多的遗址。
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西夏帝陵,是我国现存最密集的帝王陵区,被世人称为:“东方金字塔”。以“头枕青山,脚依黄河”之势分布着九座帝王陵和140 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占地近50平方公里。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王陵之所长,同时又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与党项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西夏陵规模宏伟,布局严整,每座帝陵占地教超过10万平方米,由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组成。
虽然仅存在不到200年,但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这种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西夏文化,是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族等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彼此影响、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一种多来源、多层次的文化。
西夏建国前夕,李元昊便让大臣野利仁荣等创造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蕃文,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这种文字借鉴汉字的笔画和构成原理,又有自己的特点。西夏文的创制对西夏文化的兴盛、佛教的传播、文学的繁荣、印刷术的进步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对整个西夏文化的进程有划时代的贡献。作为中国二十多种民族古文字之一,西夏文似乎成了西夏文化的代表,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增添异彩。
注重弘扬党项族传统文化的西夏,同时兼收并蓄,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汉文化和藏文化的烙印最为明显,西夏境内的文字主要是汉文和西夏文,也有藏文,当时西夏与宋朝的往来表奏,均用汉字和西夏两种文字。西夏还印制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语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的统冶者提倡儒学,发展汉学。西夏仿照宋朝实行科举制度,在所辖各地兴建学府。甚至参照汉族乐制修成新的乐书,名为“鼎新律”。西夏统冶者大力弘扬佛教,境内僧人众多,寺庙林立,西夏花费了50多年时间,用西夏文翻译了3600余卷大藏经,堪称稀世珍品。地处“丝绸之路”汉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诸多文化之间的西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辉煌的一章。
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对研究西夏文无疑是至为珍贵的资料。
西夏王朝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然而汉文史料失于记载,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却保存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最为著名的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原为20卷,今存19卷,1300多页,是我国古代继印行《宋刑统》后又一部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华,并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形成自己的特点,非常接近现代法律条文形式。
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的写本和刻本,保存数十首诗歌,反映西夏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保存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羌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
西夏统治者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孝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中只存零篇断简,而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通过翻译整理补充,能使这一失传千载的古籍重现原貌。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西夏壁画中,伎乐菩萨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风韵,失去了羌系民族强悍粗放的风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由舞女与乐队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挂绸带,着短裙长裤、赤足,颈部、手臂饰以璎珞、臂钏、手镯,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在一幅西夏观音图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乐人为秃发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动作雄健,类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绘画、书法西夏的绘画艺术,留传于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绘画。种类有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木刻画,木板、绢帛、纸本绘画等。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绘画题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供养菩萨、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尤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在壁画题材中,有为阐发佛教经义绘制的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绘画艺术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魄魁伟,穿戴别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充分表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的成分,晚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构图、人物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线条上以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冷色调的“绿壁画”等。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画,也发现有图解本的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画,有用绢、帛或纸本绘制的,内容有《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其中还有《十一面观音图》、《上乐金刚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及大型坛城(曼荼罗)木版画等密宗绘画,浓抹重彩,色调深沉,画中附绘供养人像与西夏文题款,别具风格,都堪称艺术佳品。除佛画外,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多为武士与侍者形象,虽构图缺少变化,但用排列整齐的人物形象渲染严肃气氛,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黑水城出土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构图新颖,脉络分明,描绘生动、逼真、细腻,刀法娴熟,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超工艺。
西夏的书法艺术源于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文书、契约则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西夏时期使用的竹笔,用以书写硬笔书法。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质量很高,为时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艺术品种类多,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厘米,重188千克,模制浇铸,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是西夏铜铸艺术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题材丰富,出土的有石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头像、栏柱、柱础、人像石座等。动物石雕、栏柱石雕都为通体圆雕,比例均衡,刀法细腻,有的留有彩绘痕迹。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负物状,形象有男女之分,皆双眉粗厚,双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说为西夏奴隶形象的写照。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长34.5米,肩宽7.5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于此可见。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高67厘米,头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庙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萨、罗汉、供养人、力士、童子泥塑,这些泥塑佛像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陶瓷艺术品,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发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卧姿褐釉骆驼,形象生动,釉色精美。西夏还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萨像,冠带罗裙,端坐于龛内,左右置宝瓶和童子,画面富有生气。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画面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细、生动,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
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法,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抄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大藏经,有的译自藏文大藏经,也有自己编撰的文献,是研究西夏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西夏王朝重视刻印事业,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刻字司,黑水城文献中即有刻字司的作品。西夏文佛经前的版画,刀法娴熟,印制精美,场面恢弘,风格独特。西夏文文献版式多种多样,规格不一,大的盈尺,小的仅寸余。其装帧方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从中可以揭示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
1.平面布局
北宋8陵以同一制度建造,布局一致,显得单调,有些僵化。西夏9陵的外观形式和单体建筑则富于变化,反映了西夏民族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气质,同时也使得每个陵园各有特色。
2.园陵碑亭
西夏陵园的碑亭建筑为唐、宋陵园所没有。唐、宋陵园的石碑位于南神门前,碑立于平地,无建筑围护。西夏陵园中皆有两到三座碑亭,位于双阙之后,月城之前,位置显著,这一方面弥补了将石像生缩放于月城内,陵园前部气势减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碑亭作为给帝王歌功颂德的意义和作用。
3.石像生位置
西夏陵园一改中原帝陵从阙台至神门间漫长的御道两侧布列石像生群的作法,增筑了月城,将石像.生分段排置月城之内。这样就大大缩短了陵园前后的距离,使整个陵园的平面布局显得比唐、宋陵园更为紧凑。更为严谨.虽然西夏国都兴庆府今已无迹可寻,但根据古代作陵园若都邑这一思路,我们似乎能从西夏陵园内城、月城和外城这种布局的紧凑、简洁、明了等特点中看到兴庆府昔日的影子。
4.墓道封土不同
中原墓葬的墓道虽然也长宽深邃,但皆隐而不现,墓道所在如同周围平地,而且一般墓道正对墓室。西夏诸陵之上皆起封土,形似鱼脊,且呈东南一西北走向,前端狭小后端高大。西夏墓如此走向,是由南殿、陵台(墓室)的位置所决定的,为何墓道封土隆起,其因不详。
5.陵台不同
西夏塔式陵台与北宋方形覆斗式陵台明显不同,宋陵台为夯土实心的方形覆斗式,陵台在内城中心,墓室之上。西夏陵台则是夯土实心砖木混合结构的密檐实心塔状,它不在内城中心而偏处西北隅,且陵台不在墓室之上,而位居其后约10米处。陵台建成独特的塔形,这与西夏本民族旧俗及其笃信佛教关系密切,可能也有借鉴中原帝陵陵台形制的因素注8。无论是唐以山为陵也好,宋用方形覆斗式封土、西夏以塔为陵台也好,它们的共同目的便是代表皇权的至高无上。
6.四延角台
西夏陵园四延的角台建筑为唐、宋陵园所没有角台是规定每座陵园兆域的界标,以角台为连线的兆域似乎亦可算作西夏陵园中的第三或第四重城廓。
7.宗庙建筑不同
西夏陵园中宗教祭祀性建筑除各陵建有献殿之外,陵区第四区东部另有一处宗庙建筑群,与唐,宋陵园不同。自东汉宗庙于陵寝制度中失去作用以后,历代多不在陵旁立庙,只建筑上、下宫等建筑,陵邑也多设置.西夏在保留和扩大献殿建筑的同时,不在诸陵建下宫,亦不在陵区设置佛寺、陵邑等,仅于陵区立庙,并将诸陵之庙合为一处.究其原因,应与国都兴庆府有直接关系,西夏陵近距国都,京畿周围多佛寺、行宫,如承天寺、戒坛院、高台寺以及贺兰山一带的五台山寺、木栅行宫、卫国殿等,再加上西夏陵,它们构成了一个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人文环境圈,遥相呼应,因而陵区相应减少一部分机构或设施对上陵朝拜的礼仪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
8.用料不同
西夏陵园中有大量特殊的建筑材料--琉璃构件和瓷制品,唐、宋帝王陵园则少见。西夏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和《杂字》等都将琉璃制品列入宝物条中,可见其在当时之珍贵了。
9.陵墓石刻不同
西夏陵墓石刻,从题材到雕刻手法,造型和艺术风格,都有丰富的内涵。西夏陵墓既有唐墓石刻的沉厚的力度,又有宋陵造像的细腻和严谨,同时也不乏民族习俗的流露。题材多样化,如有石望柱、石像生、碑刻、人像石座、石马、莲花柱础等。雕刻手法多样,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石望柱为三面减地浮雕,两条蟠龙在云海中翻腾戏珠,形象生动逼真;文臣石像脸颊丰满,八字胡须,粗眉大眼,嘴似欲动,面部和善;白石马通体圆雕,垂头弯颈跪卧于地,体态雄健;人像石座上雕刻出曲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形体粗犷,全身裸露,两乳下垂,双臂粗壮,面部体现出因用力负重极力支撑的表情,力度极强。力士手腕、足胫处皆饰圆环,体现出特殊的民族习俗。其实陵墓石刻同样具有纪念碑的性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10,埋葬习俗不同
埋葬习俗上,西夏虽然深受唐宋影响,同时也保留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1)西夏狭小而简陋的土洞墓与中原传统的砖室墓迥然有别,显然另有渊源注10。
(2)西夏陵墓中随葬品反映了与中原不同的社会习俗。随葬完整的羊、狗、鸡、鸭以及铜牛、石马等大量家畜家禽的骨架或仿制品,反映了党项族原来以畜牧为主的社会经济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