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壕写工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书中吸收了不少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未能一一列出，在这里特地表示感谢和歉意。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董孟戎同志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水平的编辑，她殚心竭虑，为保证教材的质量而操劳。她的工作做得很细致，特别能尊重作者，体谅作者，因此与她合作是一种愉快。抱歉的是我们的书稿交得仓促，而且是分三批陆续交出，有的还是手稿，这就给她的工作造成了许多麻烦。一般的编辑恐怕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工作方式。然而，董孟戎同志却自始至终毫无怨言地与我们配合，一直到书籍出版。在此，我要代表全体作者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快要出版了，心情自然轻松了一些。但是，说实在的，并不完全轻松。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感到十分满意，正抱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陈悖

2003．6．2

后记我们几个人都是多年从事西方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以前也有过三三两两地合作的机会，但是六个人联手，又是编写《西方文学史》这样大部头的教材，那还是第一次。多人合作写教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安排，要把大家拢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体，谈何容易。不过，我们这次合作比较成功，原因在于大家有着共同的愿望，有着互相尊重的态度，有着基本一致的观念。因此合作起来比较愉快，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最后的成稿虽然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合作编书的一些通病。但是，从总体上看，全书是统一的完整的。 我们与出版社签约的时间是2001年年初，最后交稿的时间是2003年5月。其间经过组织队伍，商讨指导思想、编写原则与写作分工，拟订大纲。确定体例，撰写样稿等过程，到最后成稿。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说起来时间不算短，问题在于大家都有其他工作和其他写作任务，真正集中精力写文学史，主要是2002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准确地说，是不到八九个月的时间。2003年的3、4、5三个月，在我们最后冲刺阶段。遇上北京“非典”猖獗的时候。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们的情绪和写作决心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的工作不但没有因为疫情而停顿，反而因为没有旁骛而能集中精力。于是，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同时也成了我们突击写作的非常时期，终于及时交出了书稿。作为主编，我衷心地感谢我的这五个伙伴。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没有他们在非常时期不畏病魔，坚持奋战，这部教材是很难完成的。 多年的教学工作使我们比较了解大学生学习外国文学时的一些实际需要，因此我们在这次编写工作中，尽可能照顾到教学实际。给学生以方便，以期提高学习质量。譬如，线索要清晰，重点要突出，结论要明确，史实材料交代要具体等。为了便于学生掌握要点，增加他们的阅读趣味，我们在每节中列出若干题目，给一些作家挂上了“头衔”。这个做法说来简单，可是，如何使这些题目和头衔具有准确性，却很费思索。有时实在想不出恰当的词儿。只能作罢。这样，使人看起来有各章各节的做法不大一致的感觉。这是一个缺陷。可是时间紧迫，来不及细细地琢磨，只能待修改时解决了。另外，为了帮助学生熟悉外国作家，我们还配上近一百幅重要作家的图像。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解决有些大学生学过外国文学之后，见到外国名作家的肖像还不能相认的现象。本来，还打算在书后附有思考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