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9 08:22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1963年1月16日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罗纳德· A·库尔茨创业学教授、全球经济与管理小组的负责人，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联席主席。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63年1月16日，西蒙·约翰逊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从童年开始，他就聪明好学，并对经济学颇感兴趣。1984年，本科毕业于牛津大学经济和政治学专业，获得一等荣誉学士学位。1986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前往麻省理工学院进修。198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9年至1991年，西蒙·约翰逊在哈佛大学担任初级学者，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成员以及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1年9月，西蒙·约翰逊进入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任教，担任助理教授。1993年1月，担任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圣彼得堡发展中心主任（位于俄罗斯）。1995年7月，升任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副教授。此后，在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任教至1997年6月。
1997年，西蒙·约翰逊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担任Michael M. Koerner '49创业职业发展副教授。2001年，转任Ronald A. Kurtz创业学副教授。200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职。2004年，担任库茨创业学讲座教授（Ronald A. Kurtz Professor of Entrepreneurship）。
2004年，西蒙·约翰逊出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助理研究员；同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IMF Research Department）助理主任。2007年，升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并任职到2008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期间，西蒙·约翰逊对全球金融政策和危机应对的实践作出很大贡献，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强调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张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约束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行为，以防止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2008年，西蒙·约翰逊重新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库茨创业学讲座教授，并负责领导该学院的全球经济与管理项目。他的研究兴趣也逐渐由金融、金融危机问题转向对于制度和长期增长问题的关注。
西蒙·约翰逊并非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之余，他兼任了众多机构的学术职务。2014年7月至2017年初，担任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 (OFR) 金融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并担任该委员会全球脆弱性工作组主席。2020年11月，被任命为乔·拜登过渡团队的志愿成员，负责支持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相关的过渡工作。2021年起，兼任房利美的董事会，协助监督其在美国住房市场的金融政策和风险管理。此外，他还积极为报刊撰写专栏，并出版了包括《十三位银行家》（13Bankers）在内的多本畅销书。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三人认为，制度，尤其是包容性制度，在塑造国家经济繁荣中起着关键作用，而非单纯的资源或地理因素。他们利用欧洲人殖民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历史，证明了制度对经济繁荣的影响。具体来说，在贫困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殖民者往往建立“榨取性制度”（或称为“掠夺性制度”），目的是剥削当地人口和资源，为少数精英谋利。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殖民者倾向于建立“包容性制度”，以鼓励更多欧洲人定居，这些制度为大多数人提供了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利。包容性制度能够给每个人带来长期利益，为经济带来持续性的繁荣，而掠夺性制度只能给统治精英带来短期利益，却会抑制创新，限制经济长期发展。同时，他们认为制度对国家经济差距的影响是深远的。三人因为“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获得了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蒙·约翰逊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核心观点主要集中在制度的重要性、权利与腐败、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几个方面。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约翰逊认为，良好的经济制度（如产权保护、法治、透明度和政府问责制）是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分析了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的长期停滞，指出制度性因素（如银行体系的缺陷和政策响应的滞后）在经济衰退中的关键作用。在权力与腐败方面，约翰逊研究了腐败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进程，强调反腐败措施的重要性，并指出权力的集中往往导致腐败，而腐败则会削弱经济制度的有效性，阻碍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方面，约翰逊强调制度的脆弱性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他提出金融危机不仅是市场行为的结果，也是制度缺陷（如缺乏有效监管和透明度）的产物，并强调制度改革和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是预防未来危机的关键。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约翰逊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会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约翰逊研究了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的挑战，强调需要跨国合作和制度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约翰逊的研究深刻揭示了经济制度在国家发展和全球经济稳定中的核心地位，极大地推动了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
在IMF的经历，有力地推动了西蒙·约翰逊反金融寡头的思维观。2009年5月，他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无声的政变》，揭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寡头专政。他写到：“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新兴市场的这种事态更加典型，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所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危局可能比大萧条更严重，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如此盘根错节，因为银行部门现在如此之大。我们面临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同时陷入经济低迷，个人和公司的信心不断削弱，政府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他在《13位银行家》中，直言必须拆分美国的大型银行，以防止引发另一轮的经济危机。在他的名单中，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这些美国大型银行的规模都应该被削减。他强调：“如果我们的领袖认识到后果严重，我们还有希望看到政府对银行体系采取大动作，看到政府与旧精英的割裂。我们希望能早点看到这一天。”
西蒙·约翰逊明确反对“大而不能倒”的公共政策。2010年，美国通过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Act），西蒙·约翰逊认为，这对防范时代下的最大金融风险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银行已经变得“大到无法救助”（too big to save）了，原因或者在于它们的潜在亏损会超越政府的资源，或者因为公众将拒绝批准给予它们另一次救助。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世界经济都会因此而崩溃。但是，在爆发任何崩溃之前，人们总会看到世界范围的“超繁荣”（meta-boom）。
在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合作完成的著作《权力与进步》中，两人通过考察过去千年的重大技术变革得出两个惊人结论。首先，并非所有技术进步都能带来经济繁荣；其次，即使技术进步确实推动了经济增长，这种繁荣也不一定会惠及所有普通劳动者，这存在不确定性。由此得出，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来平衡不同利益集团，没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那么技术进步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
西蒙·约翰逊与达龙·阿西莫格鲁合著了《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和繁荣奋斗的千年》一书，书中提到，AI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利润的增长，但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利益，反而加剧了低技能工人的失业，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加剧了劳动者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他在评论文章《What’s wrong with ChatGPT?》中提出，人工智能对于工人、消费者甚至投资者来说，都是一场挑战，但也为人类提供了更高效协作的机会。
西蒙·约翰逊认为，管理好金融全球化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十分重要。金融全球化固然带来了重大的机会，但也带来了风险，各个国家要在机会和风险间做出权衡。譬如，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明智的风险监管，并对全球化过程进行管理。
2007年，约翰逊·西蒙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对中国经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方面，他非常赞同中国政府的相关态度。第一，加强和改善金融行业，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市场化。银行可以对贷款方说“不”非常重要。第二，让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都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让那些偏远的，落后地区也要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不是指把当地的年轻人送到上海、北京等地打工，而是要在当地加强基础建设，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认为，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建立国家主权基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关键是要披露一定的信息。
西蒙·约翰逊的学术研究包括发展经济学、金融危机的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多个领域。同时，他在金融危机方面也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的研究。此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至2008年），西蒙·约翰逊对全球金融政策和危机应对的实践也有很大贡献，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强调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张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约束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行为，以防止系统性危机的发生。他的研究强调了经济制度在国家发展和金融稳定中的核心作用，其理论提供了理解经济增长、腐败和金融危机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框架，推动了对制度改革的重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中。
西蒙·约翰逊在多个顶级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他关于长期经济发展、公司财务、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的学术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
西蒙·约翰逊先后与他人合著了《十三位银行家：华尔街接管和下一次金融危机》《白宫大火：开国元勋、我们的国债以及它对你的重要性》《启动美国：突破性科学如何重振经济增长和美国梦》《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等多部作品。其中，《十三位银行家》出版后便成为畅销书，是金融危机领域评价最高的书籍之一。西蒙·约翰逊的作品中，被翻译到中国的著作主要有：中信出版社出版的《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美国创新简史》，以及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火烧白宫》等。
西蒙·约翰逊长期担任多家智库、研究机构的学术职务，为众多研究机构撰写研究报告，还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
西蒙·约翰逊明确支持结束“大而不倒”的公共政策，曾被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ICBA）评为2013年度“街头英雄”。他的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曾获得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度Jamieson教学卓越奖。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西蒙·约翰逊的研究成果深刻地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松 评）
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等人跟老一代制度经济学家不同，他们是通过做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展开叙事，但争议很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评）
对于经济繁荣的理解的确需要深入考虑政治体制与政治权利分配的角色，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的工作推动了经济学界对这一重要方向的努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 评）
制度经济学天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虽然都研究制度经济学，但有所差别，其中，阿杰姆奥卢侧重于经济学，约翰逊侧重于金融学，鲁滨逊侧重于政治学，这三个组合在一起基本是无敌的。他们三人是一个固定的团队，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评）
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等人在研究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采用的方法可能还有待商榷，但是其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尝试本身就是值得钦佩的。（《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陈永伟 评）
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这三位学者另辟蹊径，以崭新的制度因素、权力因素、历史维度结合的研究视角、动态理论机制和实证方法 (自然实验和跨国数据)的有机统一，做出一系列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引领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方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 评）
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这三位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是当代经济学界关于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领军人物。（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助理教授葛尔奇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