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4-02 16:24
《觅灯因话》是明代邵景詹撰传奇小说集。二卷,八篇,书成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
桂迁梦感录
元朝大德年间,江苏吴县施济,家境富裕,喜游山水,年四十而无子。一次偶遇少年时同学桂迁,知其因做生意亏损,一贫如洗,即用二十锭金子替他还了债,又将前村十亩田和数十株桑枣供他养家。第二年,桂迁在地里挖出一藏白金,本想归还施济,却被妻子阻止,于是昧了良心,瞒了此事,偷偷在浙江会稽置了家产。十年后,施济亡故,而其子刚三岁。桂迁乘机搬到会稽。后来,施家因子幼妻弱,渐渐贫困,母子到会稽寻桂迁求助。不想桂迁忘恩负义,施家母子多次,上门求见,都受到冷遇。施母郁病而死。再说桂迁听信一个姓刘的话,被他先后骗走五千金锭。刘自己买了官,钱却不肯还。桂迁一怒之下,买了匕首 ,准备刺杀刘。当夜做梦,见到施济,自己一家都成犬形,争食粪便。醒后深感悔悟,弃了匕首,赶到吴县,厚葬施济夫妇,并将女儿嫁给施子。不久,姓刘的因为贪赃而陷狱。
姚公子传
浙东有个姚公子,父亲是尚书,妻家也是宦族,家产百万。姚公子自倚富强,不事生产,酷好射猎,罗致了上百个市井无赖少年,配备骏马良弓,整天逐犬放鹰,四处伐狐击兔。几年后,钱财散尽,只剩地产了,于是就用地产为赏。有人为了得到姚家肥饶之产,就贿赂他身边这帮无赖少年,想办法让姚公子受其酒食,临别,无赖少年中,一人执笔,一人计算,一人查籍,写成赠券,由姚公子签字;后千脆刻版印刷,写明事由及田地的图形、数量,到时填填数目就可以了。不过几年,产业荡尽,那些捞足油水的无赖少年也都作鸟兽散。最后,姚公子只得先卖妻,其岳父设计叫人假装厚聘接走姚妻;后又卖自己,又是其岳父叫人收他。由于吃不了砍柴春谷之苦,姚公子干了几天就逃走,落得与乞丐为伍。后来只得到妻子家中当门役,但一直不知其妻未嫁,也没有再见妻子一面,老死于斗室。
孙恭人传
安徽和县有个姓孙的民家女,红巾起义时,父母相继论亡,十三岁流转到凤阳,托在郜家。孙与郜家的女儿亲如姐妹。住了五年,郜女嫁给花云,孙跟从。当时,花云是朱元璋手下大将,东征西战,没有功夫顾家,而郜与孙形影相依,亲爱愈笃。花云到太平县任职,带了家室。敌军陈友谅乘暴雨涨水,攻破太平,花云战死。当时,郜氏生子才三岁,郜将儿子托付给孙,自己投水殉夫。孙抱了小孩逃跑,途中用刀划面并割了头发,杂处在乞丐群中。到了九江,遇一渔翁,收留了他们。渔翁无子,想夺其子,孙弃了行李抱儿逃走;又遇溃退敌军,孙抱儿跃入水中,靠一根断木漂流进芦苇小沙洲,困了七天七夜。幸而有一个叫雷文的救了他们,送他们到朱元璋住的地方。朱元璋封孙为恭人,享年八十余,富贵没世。
贞烈墓记
天台县郭老,五十多岁才生了一个女儿,名雉真。郭氏聪慧有色,略通书数,十七岁嫁给一个旗卒。二十三岁那年,因丈夫生病,郭氏到土地庙祈祷,被丈夫的上司军官李奇见到,心向慕之。于是把郭的丈夫调至离县八十里的杨村。郭氏独居,李就天天去她家,百般挑逗,郭氏凛然莫犯。经半年,夫归。一天,李又来调戏,丈夫大怒持刀而出。李脱走后告官,县官判郭的丈夫死刑,押进大牢。郭氏带着一子一女,闭门纺织,艰难度日。有个姓叶的狱卒,也看中郭氏,想以情感动她,就特别照顾其夫,其夫感激入骨。一天,叶让郭氏夫妻相见,其夫说:“我死有日,这个叶押狱性格温柔善良,没有妻子,你就嫁给他吧。”郭氏哭着回家,将两个儿女送了人,买了酒菜与丈夫道别后,走到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水激而冲不倒。观者如潮,惊动了官府,官府打捞尸体时发现怀中有一张纸,上面写了李军官之逼,丈夫之冤。最终李抵罪而郭夫被释,子女也赎回。朝廷表彰其墓为“贞烈郭氏之墓”。
翠娥语录
扬州名妓李翠娥,通诗书,善议论,虽然身为官妓,却不肯轻易见人。时陆居仁任扬州总管,一天以官召见翠娥,问她学过什么,说是《史记》《汉书》。让她以庭前梅树为题赋诗,翠娥口占一首:“粲粲梅花树,盈盈似玉人。甘心对冰雪,不爱艳阳春。”谈到两晋人物,翠娥滔滔不绝,见解独特。陆总管很敬重她。问她为什么不择士人嫁之,翠娥说:现在的人鄙俗不堪,拿妻妾当狎客。配女良家,还免不了被淫亵;娶娼为媳,谁肯给予尊严。与其出嫁被人淫亵,宁可自守独居而死。于是陆总管派人护送翠娥回去。不久,翠娥请求当道姑,陆总管深嘉其志,提笔写了一道告示给她。翠娥从此进了洞真观,终老而死。
唐义士传
会稽山阴人唐珏,家贫,准备到杭州去谋一个教 书的职位,路上遇到天长寺守坟的和尚福闻。福闻是去找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献寺图的。这个杨总统势焰显赫,贪得无厌,尤好挖人坟墓而盗取财宝。从寺图上看,寺侧有魏王的墓,唐珏知道魏冢难保,就极力劝阻福闻,福闻不听。当年十二月,杨总统带了一批劳役到萧山,发掘宋朝帝后的陵墓。唐听说此事,痛不欲生,变卖家具,到处借贷,得白银一百多两,熔成一百多个小银牌,系在腰里,扮为乞丐从杭州到绍兴,一路上拾取挖墓被弃的白骨,遇到有人发现追问,就用银牌赂之。半个月后,在永阜陵见到原来守陵的罗铣,结为同志,一起拾遗骸,分别装进木盒,裹上黄绢,写明某陵某陵,埋在地下。后来,杨总统下令把陵骨和牛马杂骨放在一起,筑了一座镇南塔压在下面。不久,这件事流传到京城,元世祖忽必烈大怒,杨被捕死在牢中,凶党百余,皆被杖死。福闻逃脱,被百姓所杀。唐珏的事渐渐传开了,震动吴越一带。有人把唐推荐给在会稽做官的袁俊斋,给袁的儿子当教师,袁很敬重唐,为唐娶了妻,还配给公田。
卧法师入定录
汉口地方的民俗,女人好游。贵第大家,竞以美色相尚,生得娇艳,惟恐人不知。每逢灯夕花晨,士女欢聚,臂接肩摩,回来还竞相谈论,品评高下。丈夫得知也引以为荣,自夸独得美妻。此风元朝愈加盛行。当时有个铁生,娶妻狄氏,美冠一城。城里还有个叫胡绥的,妻子也很出名,仅次于狄氏。铁生曾对狄氏说,我如果能与胡绥之妻相通,死了也甘心。铁、胡经常往来,不料狄氏反而与胡绥勾搭成奸。有一次铁生卧病在床,胡绥装扮成鬼吓得他半死。家里请来卧法师,入定后过时不起,一直到黄昏才醒,说是刚才遇见了铁生的先祖,又被引见南北二仙,听了一番阴阳报应、惜寿惜福的道理。大家听了都很惊奇。不到一年,胡绥患不治之症活活痛死。
丁县丞传
明朝宣德年间,有个姓丁的县丞,在没有做官前,家境已凋零。有一天因事要去河北,途中大雪纷飞,路途泥泞,没有一个行人。忽然后面来了一个和尚,两人正好同路,性格又相投,就合雇了一只船,白天黑夜披肝露胆,相见恨晚。船行一个多月,再过一二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丁县丞偶然见到和尚随身带着二百两银子,一念之差,乘和尚黑夜在船边小便时,把和尚推下了水。事后很懊悔,很歉疚,一年以后精神消耗,眼力昏花,睁眼闭眼都是和尚的形影,病情日重,便对儿子说:我要死了,你要记住我的教训,做人不能有亏心的念头。十六岁的儿子很孝顺,到关帝庙去哭拜,愿以身替代,接连几天叩头出血不已。一天,那个堕水的和尚来了,原来他识水性,并没有死,前几天宿在安黴采石的关帝庙,梦中听到神在说丁生已悔,其子又孝,急往救之,所以兼程赶来。丁连本加利把钱还给和尚,从此安心病愈。后来做了三任县官,都以清官出名。
在明代隆庆万历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文学艺术受到了市民意识的较深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以前被瞧不起的文学样式小说,开始被重视了起来。在市民群众中,盛行的还主要是通俗小说,但文化修养较高的知识阶层和上层市民,则更关注既有娱乐性又较雅致含蓄的文言小说。因此,文言小说的创作在当时也是比较流行的。《觅灯因话》是隆庆万历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文言小说。
《觅灯因话》是由邵景詹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撰写,共两卷八篇。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部小说是受《剪灯新话》的启发而作。书的名字,是因为作者在夜晚熄灯之后,听友人所谈之事深有感触,于是“呼童举火,与客择而录之”。
郭雉真
卷一《贞烈墓记》中的主要人物。天台民女,聪慧美貌,嫁本乡旗卒为妻。被千夫长李奇看中,多次制造机会调戏她,她都严正以待,凛然不可近犯。其夫为此受迫害入狱,她独立维持生计,并亲自去送饭。丈夫在绝望之中劝她改嫁,她坚决不肯,卖掉孩子,危坐水中而死。死后尸体安坐不倒,怀揣小纸,记述李奇的过迫和丈夫的冤情,总管府最终为她报仇申冤。郭氏夫妇的生离死别是封建官吏一手造成的,虽然最高统治者旌表以“贞烈”的虚名,但人们感念的还是她那种宁死不屈、勇于自我牺性的精神。死后尸体危坐激流而不倒的浪漫主义描写,更强化了她的反抗精神,浓化了悲剧气氛。
李奇
卷一《贞烈墓记》中的人物。任千夫长之职。因觊觎本卫旗卒的妻子郭氏的美貌,令旗卒离家远成,乘机调戏他的妻子,不但未能得逞,还险些遭到报复。于是又勾结地方官,将旗卒逮捕入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一个狡黠而凶狠的酷吏形象,郭氏夫妇的悲剧是他一手造成的。最后被总管府将他治了罪。
《觅灯因话》融入了消极的世俗人生,小说也更侧重于暴露。在晚明,金钱、拜金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世风日下,社会上诸如恃强欺压、昧心霸占、公然抢劫、百计讹诈、设谋讴骗等丑陋现象比比皆是。《姚公子传》详细地写出了姚公子的败家过程,暴露了晚明世风的黑暗。姚公子败家并不仅仅在于其不谙世事,他的堕落与晚明腐败的世风一也密切相关。其实,姚公子性格并非一无是处,甚至不乏一些优点,比如,打猎损害庄稼树木,他加倍偿还;村夫一旦以瓜果酒肴招待他,他则倾囊中所有竭力回报等等;应该说,损物照赔、知恩必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姚公子并非不具备传统美德。但问题是,在晚明“好货”、“好色”的环境中,姚公子的“慷慨”与“豁达”恰恰成为众恶少利用的对象。公子“交游匪人”,终日与百余名市井无赖之徒一起厮混,而“诸少年各欲染指其中(指家产)”。当姚公子赏赐他人土地之时,有些奸民却故意装作不肯接受,无赖们则以好言劝慰,这反使姚公子局促不安,“唯恐其人不受也”,这样的细节将姚公子的慷慨无知、众恶少的丧天害理、奸民的狡猾都刻画得极为细腻。在晚明黑暗的世风背景下,一旦姚公子世业败尽,那群恶少“出遇公子,渐不相识”“见公子饥寒,掉臂不顾,且相与目晒之”。前后对比,揭露出晚明金钱至上的人际观念。
其次,作者审慎地揭露了明末世风的弊端,并着力于挽救日趋颓废的世风。作者对晚明“好色、好货”世风的批判是有区别的。对于“好货”之风,作者虽有批判,却没有简单地否定。在《桂迁梦感录》中,小说对晚明的新价值体系产生怀疑。作者以为,靠见利忘义、自私冷酷而发家无法使人得到安全感。对于桂迁最初因经商而败家,作者却没有片面指责,只是对他后来的见利忘义和忘恩负义行为大加鞭挞。换而言之,作者并不反对“好货”之风,但反对唯利是图,昧心发财。桂迁在改恶从善之后,生活安定;刘生则因贪赃受拷讯,情状凄惨。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批判了晚明的“好货”世风,反映了作者试图改变现实的良苦用心。对于“好色”之风,作者则竭力反对。《卧法师人定录》中的胡生,因纵欲荒淫,“髓竭无救”而亡;铁生纵然捡得一命,自好子也一认为是“留丑秽之躯以鉴斯世”。在结尾处,作者又借南北二斗之口,道出“惜寿惜福”对世人的重要性,暗示惟有“节欲”而不是“纵欲”才能挽救世风。
对于率性而为和个性张扬,作者也从务实的角度予以批判。《姚公子传》中的姚公子,其性格形成与晚明个性张扬的背景密不可分。心学的兴起,打破了理学对人们的束缚。应当承认,心学的兴起助长了个性的张扬,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个性的极度自由很容易导致对现有秩序的破坏。《姚公子传》中姚公子任性而为,不顾其它,并作诗为自己的“豁达”找借口,“古今富贵知谁在,唐宋山河总是空”,表面上似乎参透了富贵与虚无之间的关系。在富贵之时,姚公子对“先业”并不在乎,任凭性情肆意挥霍,仿佛真的是“无他还与有他同”;但在败家之后,姚公子则感慨“昔日繁华人慕我,一年一度易践跄!可怜今日我无钱,一时一刻如长年!”在这首诗中,姚公子反思了自己的行为。在沦为乞儿之后,姚公子的感觉并不像他以前所说的“去时却似来时易,无他还与有他同”,而是“一时一刻如长年”。诗歌的结尾,姚公子更明确地指出“而今无计可奈何,殷勤劝人休似我”。此诗与前一首诗反差强烈。作品客观上否定了姚公子的率性而为。《姚公子传》只写浪子的“败家”而不写浪子的“回头”,姚公子最终没有时转运来。其意在表明,在世风日趋颓废的明末,率性而为已经不合时宜。
《觅灯因话》在较短的篇幅中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人物的性格也是流动和发展的。在《桂迁感梦录》中,当桂迁挖到白金时,他首先考虑的是报答施济。但在金钱的诱惑和妻子的劝说下,他“良心顿昧”,将银子据为己有。客观说来,桂迁妻子的分析也并非没有道理,只不过她将人心设想的太坏了。由于商人自私的本性,桂迁对因衣食不济前来投奔他的施氏母子百般冷落和凌辱,将当年施济救济他的二十锭银子说成两锭。后来桂迁被刘生所骗,方才悔悟。作者对桂迁恩将仇报的行为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深人剖析他的灵魂,再现了晚明商人的性格发展历程。又如,《觅灯因话》中的人物多呈现圆形性格特征。《丁县丞传》中的丁县丞虽曾为谋财而害命,但他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豪爽,与被害僧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劫财仅是一念之差,事后一直处于忏悔和不安之中,并用亲身经历教育子女,要他们引以为戒。作者对丁县丞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与理解。再如《贞烈墓记》中,叶押狱为了得到美女郭雉真,细心照顾她狱中的丈夫,对旗卒百般关怀,以伪善的面目骗取了旗卒的信任。旗卒对狱卒也感激不尽,居然劝妻子郭氏在自己死后改嫁狱卒。这样,作者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叶押狱的伪善圈套,揭露了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所隐藏的不可告人的动机。
小说情节曲折紧张,扣人心弦。从作品的情节构思来看,作者能够在较短的篇幅之中,围绕主题设置情节,刻画人物。如《孙恭人传》中,作者并没有琐碎地描写孙恭人的一生,而是集中笔墨叙写孙恭人救孤事件。按照时间的先后,作者将各种阻碍孙恭人救孤的元素逐一列出,然后叙述孙恭人的一次次反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跌宕起伏,始终将读者置于迷雾之中,不肯轻易揭去面纱。从人物的设置来看,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带着一个婴儿在战乱中逃离虎口,这本身就是很有吸引力的题材。作者善于利用人物身份巧妙设置情节,如孙恭人被汉军捕获之后,为了保护婴孩,也为了免受侮辱,她自毁容貌;又如孙恭人带着婴儿在军中,“军中恶小儿啼,将索收之”,孙恭人于是半夜逃跑,这也是符合婴儿的身份和实际情况的。小说先叙写花云的壮烈行为,将孙恭人救孤事件设置在斗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接着详尽描写孙恭人救孤经过,读来扣人心弦。另外,作者在开篇引用僧人的预言,结尾处又照映前文,使得全篇紧而不蔓,张而有秩,回味无穷。
《觅灯因话》中《桂迁感梦录》,被冯梦龙改编为《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姚公子传》《卧法师入定录》分别被凌濛初改编为《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二《痴公子狠使噪脾钱》、《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二《显报施卧师入定》。
已知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2)《剪灯丛话》合刊本;清同治《剪灯丛话》合刊本;民国董康诵芬室《剪灯丛话》合刊本,藏国家图书馆;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剪灯新话(外二种)》排印董康诵芬室刊本;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清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