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1-23 19:43
1.言语和意旨。《吕氏春秋·离谓》：“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 陈奇猷 校释引 孙锵鸣 曰：“‘意’者，即上篇所云‘言之谓也’。言意相离，是不知言之谓者也，故以‘离谓’名篇。”
2.说明意思。 晋 陆云 《与戴季甫书》：“区区至心，谨复言意。”
3.哲学概念，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言”，指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等；“意”，指思想、义理、宗旨等。
“言”、“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注意。
如《墨子·经下》说：“以言为尽悖，悖。”批评了怀疑或否定“言”能正确表达“意”的观点。又如《墨子·经说上》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肯定通过一定的“言”，人们就可以了解和把握一定的“意”。这是一种肯定“言”能达“意”，“言”与“意”一致的观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言”能达“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庄子·天道》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认为意所从出的道不可言，道无形无名,“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易传·系辞》中借孔子之口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承认“言”不完全能表达意，但立即补充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提出通过设立符号式的卦象来弥补“言”在表达“意”中的不足，表现出一种调和的观点。在《庄子·外物》中还记载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否定“言”表达“意”的作用，而是强调“言”以“得意”为本。就象“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那样，“言”是得“意”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在《吕氏春秋·离谓》中有进一步的阐明，说：“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人之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挢言无择。”
魏晋时期，“言”“意”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引起了玄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和专门讨论。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辩”，基本思想资料源于先秦各家之说，观点仍可分为“言尽意”、“言不尽意”和 “得意忘言” 三派，但在理论上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更为深刻的思想方法论意义。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辩”起端于汉魏之际鉴识人物、综核名实方法的探讨。据欧阳建《言尽意论》所述,魏时蒋济、钟会、傅嘏等论人的才性问题,均引“言不尽意”论。在他们看来，“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因此，“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这种观点发展到晋代张韩达到极端。他认为,《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说明“至精”之理,“愈不可闻”；“言”不能“畅理”，而只能靠无言的“通心”。并进而认为“普天地之与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主张“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竭力宣扬“不用舌论”。欧阳建针对这些名言无用论的观点，全面论证了言尽意的理论。他认为：“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尽意论》）。离开了言与名，人们将无法交流思想，也无法识别人物的同异。他指出，物并没有自然之名，理也没有必定之称，人们为了识别人物，交流思想，根据物、理的不同而“殊其名”、“立其称”。因此，“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名与实、言与意是完全一致的。
“言意之辩”
“言意之辩”与探讨玄学本体理论有密切关系。如曹魏著名谋士荀彧之子荀粲，好道家之说，认为性与天道、圣人微言，不可得而闻见。他对《易传·系辞》所说“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提出异义，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因此“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言不尽意论。
与其同时的著名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尽意莫若象”等等，肯定了《易传·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同时，他也吸收了《庄子·外物》“得意忘言”的观点，认为“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并且进一步强调所谓“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这种情况与他反对汉易象数学有关,更与他“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有关。就前者来讲，王弼批评“存象忘义”的错误，有合理因素；就后者来讲，王弼认为“无不可以为训”，“道不可体”，因此只有“废言”“忘象”才能“体无”，认为“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以“独化”立论，声称：“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竟哉？”强调“忘言遗书”，甚至进一步认为：“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
“得意忘象”说
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观点。他不仅奠定了玄学本体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且对当时的佛教，以至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佛教初传中国时，在译经和讲解中采用“格义”方法，以佛教名相与传统概念比附，十分刻板。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玄学方法的启发，也大力倡导“得意”方法。如东晋名僧道生说：“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在文学艺术上，两晋以来诗歌、绘画、书法中强调传神、写意等理论，提倡“弦外之音”、“画外之景”、“文外曲致”等等，也都是 “得意忘象” 思想的反映。
北宋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都是这种文艺理论的典型论述。后来也有人对于王弼“得意忘象”说提出批评，如北宋邵雍从维护易象数学出发批评说：“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得鱼兔而忘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观物·外篇上》）。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从义理上批评说：“天下无象外之道”，“言、象”与“意、道”之间，“固合而无畛”，因而“欲详道而略象，奚可哉？”王夫之的批评比邵雍的批评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