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已对言意关系问题加以注意，《庄子·天道》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认为语言是为思想服务的，而带有思想性或观念性的“道”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这种见解贬低语言的价值，认为语言只是“得意”之后可以舍弃的工具。《周易·系辞上》和《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说法。《系辞》将“言”与“书”加以区分，以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这缺陷可以用一种方法来补救，即用“象”来“尽意”，再用文辞来显示卦象。《吕氏春秋·离谓》则反对只注重言辞而“弃其意”，主张“得其意则舍其言”。《墨子·经下》与此相反，指出“以言为尽悖，悖”，《墨子·经说上》肯定“执所言而意得见”，认为语言可以完全地表达思想。

这种讨论在魏晋时期再度展开，魏晋绝大多数学者同意《系辞》“言不尽意”说，在此基础上沿不同方向进行发挥。《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荀粲传》记载曹魏时期荀粲与荀俣的争论，荀俣赞同《系辞》所谓的“立象尽意”、“系辞尽言”，认为圣人“尽意”的微言存在于《周易》卦爻辞当中；荀粲则声称“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认为卦象和爻象不能表达“象外之意”，圣人的微言是“系表之言”，暗示当时的名士可以用新的微言来显示“性与天道”。他所谓的“微言”即清言。玄学家何晏热衷于清谈，有“辞妙于理”的特点，是荀粲学说的具体实行者。《魏志·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又记载管辂对何晏的评论。管称何晏清言为虚浮不实，主张以神妙的“形象”来显示“性与天道”。魏晋时期音乐、绘画、山水诗、书法等，均受这种以“妙象”穷尽至道的主张的影响。西晋学者欧阳建作《言尽意论》，反驳了《系辞》及魏晋多数人的“言不尽意说”，是当时较为特殊的主张。